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106579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
★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人物传记：
1叙论/00
2荆公之时代（上）/0
3荆公之时代（下）/0
4荆公之略传/0
5执政前之荆公（上）/0
6执政前之荆公（中）/0
7执政前之荆公（下）/0
8荆公与神宗/0
9荆公之政术（一）总论/0
10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0
11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12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13荆公之武功/
14罢政后之荆公/
15新政之成绩/
16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17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18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19荆公之家庭/
20荆公之学术/
21荆公之文学（上）文/
22荆公之文学（下）诗词/
附录王荆公年谱/
现在，我们重新出版梁启超先生的这部《王安石传》，不仅对以往的出版误差进行了全面校正，还希望此书再版让读者以现代的角度感受王安石与梁启超的思想与时代的潮流。时代在变化，形势在发展，改革变法自古有之。王安石是我们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更是著名的改革家；其文学地位是公认的，而对于王安石变法似乎就众说纷纭了。那么王安石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在这里，我们向读者推荐梁启超先生的《王安石传》，因为，梁启超先生不但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先行者，而且有着和王安石相类的变法维新经历，更能有感而发，触动心灵。
“作为百年不遇的杰出人士，却生前被世人责难，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骂名，在西方有英国之克伦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王安石。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做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这就是作者对于王安石的态度。
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安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梁启超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和横跨政治与学术两大领域的独到视角，写下了这部被后人称之为“民国四大传记”之一的《王安石传》。有人讲，梁任公为人物作传，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的，这部《王安石传》就是代表作者“立宪”理想的现代传记经典。从史学角度看，梁启超把王安石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各方面成就作了系统的叙论，写出了其人的历史个性，树立了王安石的历史形象。
这部《王安石传》，以纵横交错的谋篇布局方法，把王安石的生平思想活动和相应的时代背景组织成几大块予以全面系统的评述，视角独特、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当然，由于时过境迁，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想读者自能甄别。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以上皆录《宋史》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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