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125703
《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截至20世纪中,叙述中国史学变革阶段,主要特点是新旧、中外史学碰撞,包括增其新而不变旧、新史学兴起、史学更新新路向三小段。晚清史学开始突破昔日格局,跨出变革步履。20世纪初兴起发掘本土文化遗存、运用科学方法的潮流,推动中国史学迈开近代化步伐,以梁启超、王国维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至40年代末形成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团队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群体,展示出随后史学的基本走势。
目 录
编 “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晚清史学
章 由盛转衰引起的思想震荡 / 2
第二章 史学格局的变革 / 17
第二编 “新史学”的兴起与变异
章 “新史学”兴起 / 67
第二章 近代考古学传入与本土文化遗存被发见 / 106
第三章 “国学”与“国粹”、“国故”的两次论辩及差异 / 126
第四章 打破上古史系统的“古史辨” / 155
第五章 “寻伪之所出,通类例所在”的 “古史新证” / 186
第六章 流派纷呈的史学论与史学方法论 / 215
第七章 旧体史书编纂 / 257
第八章 新体史书涌现 / 297
第三编 史学更新的新路向
章 社会史论战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 343
第二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与功绩 / 385
第三章 上古、中古史研究 / 420
第四章 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 46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骨干队伍与基本框架 / 500
第六章 史书撰著与史料整理研究 / 542
附 录
三大系列史书成书时间表 / 610
二十六史篇卷及表、志、类传篇目表 / 618
基本史书书目(300 种) / 633
后 记 / 647
一校校后记 / 657
补 记 / 659
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
道光中期以后,文明古国次受到先进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的猛烈冲击。为挽救危亡,探寻救弊之道,“以史经世”再起,推动史学逐渐向社会变革靠拢,开始改变传统史学格局。放眼世界,喊出“史界革命”口号,提出“新史学”理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即将面临不断更新、不断出新、不断创新的巨大变革。
20 世纪前半纪的史学进程明显地表现为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以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为分界线。
伴随着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近代考古学成为“新史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史前遗址(包括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史家眼界,改变着对史学的传统认识。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国外思想学说和学术方法,运用于新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上,使得中国史学呈现出更新的态势。
新思想、新史料大量涌现,引起旧思想、旧史学的激烈反对,出现“国粹”、“国学”与“国故”之争和关于古史的长期论辩。历史考据学从理论到方法都得到一次提升,成为辨识后人如何“层累”古史、“逐层增建”古史的一种思想观念。以“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成为揭露史书中某些主体意识“有所缘饰”的重要方法。
此间新旧体史书编著并驾齐驱,恰好反映此时的史学依然新旧杂陈的状况。
1927 年、1929 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 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谢幕。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影响着此后的史学进程。
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经过整整20 年的努力,历史语言研究所将掌握在洋人手中的诸多话语权逐渐夺了回来,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构筑起区别于其他史学的基本框架,预示着中国主流史学的新趋势。
与两大主干同时并存,偏重史学与史料关系者,成就卓著,影响久远。偏重历史哲学者,以各种“文化”或“生命”观念,试图 “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但没有真正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因而“是玄学的,非科学的”。
20 年间的史书编著层出,既有作为某“潮”某“派”的代表作,更有数量可观而不属于某“潮”某“派”的撰著在学术领域有着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中外不断碰撞下,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研究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认识世界所迈出的步履。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