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9410
编辑推荐
作者通过对《庄子》内篇中《逍遥游》与《齐物论》逐字逐句的释读，详尽地阐发了庄子哲学的内在理趣。作者认为，《逍遥游》和《齐物论》是《庄子》内七篇的中心和总纲，二者作为一个既包含着众多意义敞口、又具有精彩的自否剩余的完整文本来解读，可以展示《庄子》的内在主旨和理趣，所以称之为“《逍遥游》《齐物论》通释”。如此把两篇条理清楚、逻辑连贯的文章，另辟蹊径地发掘出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
内容简介
《逍遥游》和《齐物论》都是主题明确、理路一贯和结构完整的论文，主题既互相否定又互相印证，开启了一个任精神自由驰骋的未知领域。只有把这两篇论文联系起来读，才能理解庄子哲学的深刻性和独创性。从结构上说，《逍遥游》依顺序展开为“破常识”、“别小大”、“立主旨”和“辩然否”四个部分，《齐物论》依顺序展开为“别天人”、“破对待”、“辩然否”和“立主旨”四个部分。本书的写法是按原文顺序逐段串讲下来，针对庄子扑朔迷离的推理行文，既通过对原文字句的具体分析来说明庄子独特的论证方式和过程，又注重从整体上揭明庄子独出机杼的哲学思维进路。
前 言
引言一部《庄子》，空灵飘逸而颠倒众生，心境凄苦者得其洒脱，才华郁结者得其恣纵，心境曲折者得其悲悯，意气不平者得其狂放……这真是一部说不尽的《庄子》，其妙处所在，古往今来的研读者阐发多多，而笔者认为，唯有“理趣”一词或可当之。理趣者，讲道理讲得很有趣。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理趣。一是有趣地讲道理，不是高头讲章般的说教，不是正襟危坐似的申论，就在嬉笑怒骂中把道理说出来了，就在云山雾罩中让人会心一笑。二是讲出了道理本身的趣味，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道理都有局限性，都有适用的特定范围。在适用范围之内讲道理是本分，把道理讲出了适用范围是狂妄，都无趣。如果能够在适用范围的边界上来讲道理，既朝向里面讲道理的有道理，又朝向外面讲道理的没道理，就兴味盎然了。“理”是普遍的、共性的，对你是“理”，对我、对他都是“理”；“理趣”却是特殊的、个性的，就和文学作品很像了。所以，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既讲《诗经》，也讲《逍遥游》；既讲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也讲柏拉图的对话录。在两种不同的理趣中，后一种更难，在世人是干巴巴的道理显现其姿态横生、融会贯通的本相。这样的理趣来自纵横古今的洞察力、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超凡绝伦的创造力，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所以，庄子为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庄子》， 真的是中华民族的一桩幸事。另一方面，读《庄子》也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其中麻烦的是很容易把前一种理趣当成《庄子》的全部，对后一种理趣浑然不知，这就有买椟还珠之憾了。反之，要领会《庄子》的妙处，欣赏那些道理本身的趣味，就需要把握庄子讲道理的方式方法，尤其需要在大脑思考之外再用心灵去体悟。就此而言，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三个要点与读者诸君交流，并求教于方家。
主旨与论敌人说话总是有主旨的，有一个要表达的基本意思。如果这个主旨很简单，表达起来就容易；如果复杂，表达起来就困难；如果主旨在于要给天地宇宙、人与万物一个总的看法，表达起来就难乎其难。对于难乎其难的主旨，如果能够有一个旗鼓相当的论敌，表达起来就畅快多了，在争论中更能让自己的观点明确清晰，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在先秦时期，诸子们以争辩为一大乐事，如墨翟以驳儒家为乐，孟子以“辟杨（朱）墨（翟）”为乐，庄子以与惠施过招为乐，等等，于是有了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旗鼓相当”很重要！高手与菜鸟过招，对双方都是乏味至极的事情。所以，越是绝顶高手就越寂寞，就越“珍惜”自己的论敌，他们的争辩就越精彩。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 徐无鬼》 ，以下只标篇名）【译文：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墓地，回过头来对跟随的人说：“（从前）有个郢地的人在自己的鼻尖涂上一点白土，薄得就像苍蝇的翅膀，让一个叫做匠石的人给他劈掉。匠石挥动斧子带起了一阵风声，就这么随手劈下去，白土劈得干干净净，鼻子却丝毫无损，（在匠石劈的时候，）郢人就那么浑然无事地站在那儿。宋元君听说了这件事，就把匠石找来说：‘你劈给我看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够做到。但是，我的搭档早就死了。’自从先生死了以后，我就没有对手了，我就没有可以在一起说说话的人了。”】匠石能够随手一劈“尽垩而鼻不伤”，是出神入化的本事，但是，没有郢人这个搭档，这本事就毫无用武之地。试想一下，别说郢人只要微微一动，就是眼神中飘过一丝恐惧，恐怕匠石就失手劈掉了郢人的鼻子。所以，“郢人立不失容”同样是出神入化的本事，才能成为匠石的搭档；庄子失去了惠施这个搭档，就只能在寂寞中徒唤奈何了。那么，要读出庄子的理趣，就不能不对其论敌的学说主张作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要把握其主旨异同的种种微妙之处，才能在他们的辩难颉颃中领略到妙趣横生之处。庄子的论敌主要有二：同时代的惠施，更重要的是早于他不足两百年的孔子。
讲道理与讲故事既然是哲学家，其学说就是讲道理。这个道理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主旨，其次是其主旨贯彻在其学说中，就有了某种清晰可辨的思维条理和理论逻辑，这些可以称为义理。读一个哲学家的书，基本的东西就是循义理而行。但是，庄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讲故事的绝顶高手，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总能让人有淋漓酣畅的快感，更能让人油然而生不可虚度此生的抱负。那么，问题就来了：庄子讲的道理和讲的故事是什么关系呢？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庄子讲的故事不过是其道理的形象化阐释，或者说通俗化的表达。早在由庄子后学编纂的《天下》篇中，就有“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译文：（庄子）认为天下处在沉沦黑暗之中，正面讲道理是没有人要听的；所以就讲一些无心的话以敷衍成文，还把自己的话托名于历史上有大名头的人以让人信服，讲一些有寓意的故事来推衍自己的义理】的说法。［1］庄子的讲道理与讲故事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前面说过，任何道理都有局限性，都有适用的特定范围。可是，正所谓敝帚自珍，一个人只要能够讲出一点道理，个被这点道理折服的就是他自己。在他看来，这道理简直是天经地义，一点质疑的余地都没有。于是，本来仅仅在特定范围之内才适用的道理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1］在拙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中，通过《天下》篇与《寓言》篇的比较，较为详尽地论证了《天下》篇不足为信，可参阅。麻烦还在，就算一个人知道自己讲的那点道理有适用的特定范围，但是，却很难做到一面讲道理，一面讲道理的没道理。在适用的特定范围内讲道理是一回事，讲道理的适用范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古代说书人的套语，用在情节转换的时候，但这是文学艺术；如果哲学家也用这个办法来讲道理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在讲道理的同时又标识出道理的特定适用范围，以表明出了这个范围，道理就没有道理了？在人类哲学史上，大致有三个人做了这件事情，当然，他们找到的办法各不相同。这三个人是：公元前4 世纪中国的庄子、18 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和20 世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两个外国人不去说了，庄子找到的办法是：在道理适用范围的边界上来讲道理，既朝向里面讲道理的有道理，又朝向外面讲道理的没道理。具体说来就是：无论从哪个出发点开始讲一个道理都一定要穷尽其内涵，以至于推演到这个道理的适用范围边界上；在这个边界上，这个道理变得没有道理了，但是却并不否定在边界之内有道理；于是，道理就讲不下去了，庄子开始讲故事……这时的故事既保留着在边界之内这个道理的真理性，又展示出在边界之上这个道理的荒谬性；于是，任何道理都只能是真理的有限表达——这一层道理就被和盘托出了。所以，庄子讲的故事根本不是对其义理的形象化阐释，而是义理的基本表达方式，也是义理表达的形式。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译文：庄周与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散步。庄子说：“鲦鱼在水中悠然游动，鱼儿真快乐呵。”惠子说：“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庄子说：“您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呢？”惠子说：“（既然您承认了）我不是您，所以不可能知道您；（那么，道理是同样的，）您既然不是鱼，也就不可能知道鱼儿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一点就无可争议了。”庄子说：“请回到话题的开头：当您说‘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这句话时，您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才来问我。（至于我是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我就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这是一个讲道理的故事，却在道理再也讲不清楚的地方“呈示”出意在言外的义理。我们从故事讲的道理开始讨论。针对庄子的鱼儿快乐之感叹，惠施攻出的招式非常犀利，他质疑的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理解和认知的可能性吗？先来点明这一质疑的思想背景。信手拈来的质疑理据大概是“人”与“鱼”是不同物种，所以“鱼”的世界“人”不懂。但是惠施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鱼”当作“人”同样看待，质疑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认知的可能性，这一点与主张“万物平等”的庄子可谓志同道合。再说庄子的接招。庄子看上去有点拙劣，他直愣愣地掉进了惠施给他挖的坑中：既然你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那么你凭什么质疑我？惠施大喜过望：既然你与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那么，你说的“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只能是胡说。这就把庄子逼进了墙角，而不得不“请循其本”以避其锋芒，反过来质疑惠施之所以能够有初那一质疑的前提：不正是通过我说的“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你“知道”了我“知道鱼儿快乐”，然后你才能质疑我吗？然后轻轻地加上一句“我知之濠上也”。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如果有，则何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如果没有，则何来“我知之濠上也”？但是，这样的提问方式却错了。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理解濠梁之辩，而应该问：在这个故事中，“此”与“彼”是如何，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相“对待”的？然后我们才能接着问：在破除了“此”与“彼”的“对待”以后，又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译文：鱼归于江湖之中才能忘却其他鱼的存在（而成就自己的存在），人得其大道之际才能忘却其他人的存在（而成就自己的存在）。】“人相忘乎道术”而知“鱼相忘乎江湖”，故庄子“我知之濠上也”；惠施不能“相忘乎道术”，故不知“鱼相忘乎江湖”。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其唯“相忘乎道术”者乎！而要达到“相忘乎道术”，就必须在先地坚信——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的。唯有如此，然后才有可能在“相忘乎道术”中理解到和默契于“鱼相忘乎江湖”，这就叫做“撄宁”，而“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译文：撄宁这个词的意思是，经历过数不清的大挫折、大烦恼、大困苦、大磨难以后，才能成就心灵的大清明。】此乃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乃所谓向死而生！唯在庄子两千多年以后的鲁迅得其精义，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1］［1］ 鲁迅：《野草·墓碣文》，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7 页。
意义敞口与自否剩余庄子在道理适用范围的边界上讲道理，既朝向里面讲道理的有道理，又朝向外面讲道理的没道理。进而，庄子还在道理达到了适用范围边界的时候讲故事，他的故事既保留了在边界之内相关道理的真理性，又展示出在边界之上这个道理的荒谬性。于是，就有了“意义敞口”和“自否剩余”两种为《庄子》所独有的文本现象。所谓意义敞口，指参照庄子讲的道理来理解他讲的故事，并且从故事的意味来推演他讲的道理，就有了多种理解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中的每一种都事出有因而言之成理，但是又都查无实据而无法证明。更吊诡的是，这些理解可能性彼此却不能兼容，也就是矛盾对立，让你不得不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庄子文本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多义性，朝向多种理解可能性敞开了大门。其效果就是，让多种理解可能性，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解可能性都保持自身的合理性，从而诱导乃至迫使读者以作者的姿态参与进来。两千多年来，对《庄子》文本理解的歧义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那是一个生存就是悖论的时代，《庄子》就是一部展示那个时代悖论之谜的书，也是一部留下悖论之谜的书。……庄子是否定人的感性存在的价值的，所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但没有人能否认庄子哲学对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庄子渴求自由的生命情怀两千多年来支撑起无数真诚的灵魂，庄子安命不争的人生态度两千多年又是吞噬灵魂的历史深渊。”［1］其原因就在于庄子的“意义敞口”诱导，甚至迫使每一个读者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只能是他自己。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 【译文：以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好一派轻盈自如……心中那叫一个满足，无处不妥妥贴贴，哪里还有什么庄周！一会儿醒了，却还是那个无精打采的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无论如何，）庄周与蝴蝶肯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叫做“物化”。】你可以选择是庄周化成了蝴蝶，也可以选择是蝴蝶化成［1］ 拙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8—9 页。了庄周，但这是糟糕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幻象：无论选择的是什么，对理解生命和人生都没有任何意义。真正需要选择的是：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整个世界和你自己都在变动不居之中，你是睁开眼睛看世界还是拒绝承认“我是谁”是一个逃不掉的根本问题？接下来，你就需要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无论整个世界怎么变化都坚持做自己，一个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必须说明的是，在笔者以上的表述中，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也就是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而“庄周化蝶”的故事却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所以无论你怎么选择，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理据的支持。再稍微开展一点说。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庄子》三十三篇文章中，“内篇”七篇是庄子写的，“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后学写的。如果我们持守这一看法，就可以发现，以《齐物论》（“内篇”第二）后庄周梦蝶的故事为中轴，来理解《逍遥游》（“内篇”）开头的鲲鹏展翅故事和《应帝王》（“内篇”第七）后的混沌之死故事，就能感受到某些特殊的意味。这些意味无法宣之于口，却一定会有一种很奇怪、很复杂的情绪在你的心中蔓延，它真的是美极了；如果你再沉淀下去，你的心又会痛极了。读《庄子》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不仅有非常缜密的思辨，还通过讲的故事和讲的道理之间错位和碰撞，挑战着读者的思维，并且通过它留下诸多意义敞口，开启着读者的心灵。所谓自否剩余，指庄子讲道理常常是在讲明白某个道理以后，马上就讲与这个道理相反的道理，他刚立一个命题，你接受了，觉得说得真对、真好，马上他自己把它否定了，指出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存在问题，从而否定了刚刚讲过的道理。但有意思的是，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否定产生出新的意义溢出，开启了理解这个世界的新角度和体验生命存在的新方式。笔者曾经说过：“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书读起来为费解。其费解不仅在于他的话说得扑朔迷离，而且在他那种自我否定的说话方式中，前面刚刚有所肯定，后面常常换个角度加以否定。用一句时新的话说，庄子的思路颇有边建构、边解构的特色。”［1］现在可以接着说的是，庄子边建构边解构的思路“呈示”出某种真理性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既互相否定而又互相肯定之中，所以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世界，我们不仅要用大脑去理解这个世界，还要用心灵来体验这个世界。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否定，产生出一些超出人的理性思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感知和捕捉的东西。《庄子》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自否剩余——在大脑失能的地［1］ 拙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8 页。方，心灵被激活了。比如，《逍遥游》是讲小大之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大与小的不同，而大比小好；人的精神自由好。但是，《齐物论》讲的却是无大无小，万物平等，齐生死、齐是非。《齐物论》解构着《逍遥游》，《逍遥游》也否定着《齐物论》，如果抓住一个丢了另一个，《庄子》就读残了。要把《逍遥游》和《齐物论》贯通起来把握，要用心灵去体会那种自否剩余：的、好的就是对“大”与“小”、“好”与“坏”种种区别的超越；只有达到了精神的自由，才能真切地体验到万物平等一如、死生不足挂怀之本相。笔者持守“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的主流看法，并且进而认为在“内篇”七篇中，《逍遥游》和《齐物论》是中心和总纲，是一个完整的自否剩余的文本，如果把二者当做不同主题的两个文本来读，结论就只能是庄子在胡说八道。顺便说一句，确实有人严肃地认为《庄子》就是胡说八道。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中心和总纲，后面的《养生主》以至《应帝王》分别从五个不同侧面——应当如何理解和呵护人的生命，应当如何置身于社会人间，应当如何看待和超越命运的苦难，什么是精神自由和怎样才能实现精神自由，什么是理想政治和怎样才能实现理想政治——展开了对主旨的论证、发挥和推演。本书的目的是把《逍遥游》和《齐物论》作为一个既包含众多意义敞口又具有精彩的自否剩余的完整文本来解读，以展示《庄子》的主旨和理趣，所以称为“《逍遥游》《齐物论》通释”。当然，这首先意味着《逍遥游》和《齐物论》都是主题明确、理路一贯和结构完整的文章——应该说，这一点是前人没有看到的。那么，《逍遥游》和《齐物论》真的是两篇条理清楚、逻辑连贯的“文章”？那些文字在行文顺序上并不是随意、偶然的堆砌？且听笔者慢慢道来。［1］［1］ 本书所引《庄子》版本是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中华书局2011 年版。有个别文字根据其他版本作了调整，为避免冗累，略去说明文字。
主旨与论敌人说话总是有主旨的，有一个要表达的基本意思。如果这个主旨很简单，表达起来就容易；如果复杂，表达起来就困难；如果主旨在于要给天地宇宙、人与万物一个总的看法，表达起来就难乎其难。对于难乎其难的主旨，如果能够有一个旗鼓相当的论敌，表达起来就畅快多了，在争论中更能让自己的观点明确清晰，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在先秦时期，诸子们以争辩为一大乐事，如墨翟以驳儒家为乐，孟子以“辟杨（朱）墨（翟）”为乐，庄子以与惠施过招为乐，等等，于是有了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旗鼓相当”很重要！高手与菜鸟过招，对双方都是乏味至极的事情。所以，越是绝顶高手就越寂寞，就越“珍惜”自己的论敌，他们的争辩就越精彩。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 徐无鬼》 ，以下只标篇名）【译文：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墓地，回过头来对跟随的人说：“（从前）有个郢地的人在自己的鼻尖涂上一点白土，薄得就像苍蝇的翅膀，让一个叫做匠石的人给他劈掉。匠石挥动斧子带起了一阵风声，就这么随手劈下去，白土劈得干干净净，鼻子却丝毫无损，（在匠石劈的时候，）郢人就那么浑然无事地站在那儿。宋元君听说了这件事，就把匠石找来说：‘你劈给我看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够做到。但是，我的搭档早就死了。’自从先生死了以后，我就没有对手了，我就没有可以在一起说说话的人了。”】匠石能够随手一劈“尽垩而鼻不伤”，是出神入化的本事，但是，没有郢人这个搭档，这本事就毫无用武之地。试想一下，别说郢人只要微微一动，就是眼神中飘过一丝恐惧，恐怕匠石就失手劈掉了郢人的鼻子。所以，“郢人立不失容”同样是出神入化的本事，才能成为匠石的搭档；庄子失去了惠施这个搭档，就只能在寂寞中徒唤奈何了。那么，要读出庄子的理趣，就不能不对其论敌的学说主张作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要把握其主旨异同的种种微妙之处，才能在他们的辩难颉颃中领略到妙趣横生之处。庄子的论敌主要有二：同时代的惠施，更重要的是早于他不足两百年的孔子。
讲道理与讲故事既然是哲学家，其学说就是讲道理。这个道理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主旨，其次是其主旨贯彻在其学说中，就有了某种清晰可辨的思维条理和理论逻辑，这些可以称为义理。读一个哲学家的书，基本的东西就是循义理而行。但是，庄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讲故事的绝顶高手，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总能让人有淋漓酣畅的快感，更能让人油然而生不可虚度此生的抱负。那么，问题就来了：庄子讲的道理和讲的故事是什么关系呢？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庄子讲的故事不过是其道理的形象化阐释，或者说通俗化的表达。早在由庄子后学编纂的《天下》篇中，就有“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译文：（庄子）认为天下处在沉沦黑暗之中，正面讲道理是没有人要听的；所以就讲一些无心的话以敷衍成文，还把自己的话托名于历史上有大名头的人以让人信服，讲一些有寓意的故事来推衍自己的义理】的说法。［1］庄子的讲道理与讲故事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前面说过，任何道理都有局限性，都有适用的特定范围。可是，正所谓敝帚自珍，一个人只要能够讲出一点道理，个被这点道理折服的就是他自己。在他看来，这道理简直是天经地义，一点质疑的余地都没有。于是，本来仅仅在特定范围之内才适用的道理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1］在拙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中，通过《天下》篇与《寓言》篇的比较，较为详尽地论证了《天下》篇不足为信，可参阅。麻烦还在，就算一个人知道自己讲的那点道理有适用的特定范围，但是，却很难做到一面讲道理，一面讲道理的没道理。在适用的特定范围内讲道理是一回事，讲道理的适用范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古代说书人的套语，用在情节转换的时候，但这是文学艺术；如果哲学家也用这个办法来讲道理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在讲道理的同时又标识出道理的特定适用范围，以表明出了这个范围，道理就没有道理了？在人类哲学史上，大致有三个人做了这件事情，当然，他们找到的办法各不相同。这三个人是：公元前4 世纪中国的庄子、18 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和20 世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两个外国人不去说了，庄子找到的办法是：在道理适用范围的边界上来讲道理，既朝向里面讲道理的有道理，又朝向外面讲道理的没道理。具体说来就是：无论从哪个出发点开始讲一个道理都一定要穷尽其内涵，以至于推演到这个道理的适用范围边界上；在这个边界上，这个道理变得没有道理了，但是却并不否定在边界之内有道理；于是，道理就讲不下去了，庄子开始讲故事……这时的故事既保留着在边界之内这个道理的真理性，又展示出在边界之上这个道理的荒谬性；于是，任何道理都只能是真理的有限表达——这一层道理就被和盘托出了。所以，庄子讲的故事根本不是对其义理的形象化阐释，而是义理的基本表达方式，也是义理表达的形式。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译文：庄周与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散步。庄子说：“鲦鱼在水中悠然游动，鱼儿真快乐呵。”惠子说：“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庄子说：“您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呢？”惠子说：“（既然您承认了）我不是您，所以不可能知道您；（那么，道理是同样的，）您既然不是鱼，也就不可能知道鱼儿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一点就无可争议了。”庄子说：“请回到话题的开头：当您说‘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这句话时，您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才来问我。（至于我是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我就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这是一个讲道理的故事，却在道理再也讲不清楚的地方“呈示”出意在言外的义理。我们从故事讲的道理开始讨论。针对庄子的鱼儿快乐之感叹，惠施攻出的招式非常犀利，他质疑的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理解和认知的可能性吗？先来点明这一质疑的思想背景。信手拈来的质疑理据大概是“人”与“鱼”是不同物种，所以“鱼”的世界“人”不懂。但是惠施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鱼”当作“人”同样看待，质疑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认知的可能性，这一点与主张“万物平等”的庄子可谓志同道合。再说庄子的接招。庄子看上去有点拙劣，他直愣愣地掉进了惠施给他挖的坑中：既然你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那么你凭什么质疑我？惠施大喜过望：既然你与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那么，你说的“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只能是胡说。这就把庄子逼进了墙角，而不得不“请循其本”以避其锋芒，反过来质疑惠施之所以能够有初那一质疑的前提：不正是通过我说的“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你“知道”了我“知道鱼儿快乐”，然后你才能质疑我吗？然后轻轻地加上一句“我知之濠上也”。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如果有，则何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如果没有，则何来“我知之濠上也”？但是，这样的提问方式却错了。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理解濠梁之辩，而应该问：在这个故事中，“此”与“彼”是如何，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相“对待”的？然后我们才能接着问：在破除了“此”与“彼”的“对待”以后，又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译文：鱼归于江湖之中才能忘却其他鱼的存在（而成就自己的存在），人得其大道之际才能忘却其他人的存在（而成就自己的存在）。】“人相忘乎道术”而知“鱼相忘乎江湖”，故庄子“我知之濠上也”；惠施不能“相忘乎道术”，故不知“鱼相忘乎江湖”。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其唯“相忘乎道术”者乎！而要达到“相忘乎道术”，就必须在先地坚信——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互相沟通、理解和认知的。唯有如此，然后才有可能在“相忘乎道术”中理解到和默契于“鱼相忘乎江湖”，这就叫做“撄宁”，而“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译文：撄宁这个词的意思是，经历过数不清的大挫折、大烦恼、大困苦、大磨难以后，才能成就心灵的大清明。】此乃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乃所谓向死而生！唯在庄子两千多年以后的鲁迅得其精义，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1］［1］ 鲁迅：《野草·墓碣文》，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7 页。
意义敞口与自否剩余庄子在道理适用范围的边界上讲道理，既朝向里面讲道理的有道理，又朝向外面讲道理的没道理。进而，庄子还在道理达到了适用范围边界的时候讲故事，他的故事既保留了在边界之内相关道理的真理性，又展示出在边界之上这个道理的荒谬性。于是，就有了“意义敞口”和“自否剩余”两种为《庄子》所独有的文本现象。所谓意义敞口，指参照庄子讲的道理来理解他讲的故事，并且从故事的意味来推演他讲的道理，就有了多种理解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中的每一种都事出有因而言之成理，但是又都查无实据而无法证明。更吊诡的是，这些理解可能性彼此却不能兼容，也就是矛盾对立，让你不得不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庄子文本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多义性，朝向多种理解可能性敞开了大门。其效果就是，让多种理解可能性，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解可能性都保持自身的合理性，从而诱导乃至迫使读者以作者的姿态参与进来。两千多年来，对《庄子》文本理解的歧义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那是一个生存就是悖论的时代，《庄子》就是一部展示那个时代悖论之谜的书，也是一部留下悖论之谜的书。……庄子是否定人的感性存在的价值的，所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但没有人能否认庄子哲学对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庄子渴求自由的生命情怀两千多年来支撑起无数真诚的灵魂，庄子安命不争的人生态度两千多年又是吞噬灵魂的历史深渊。”［1］其原因就在于庄子的“意义敞口”诱导，甚至迫使每一个读者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只能是他自己。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 【译文：以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好一派轻盈自如……心中那叫一个满足，无处不妥妥贴贴，哪里还有什么庄周！一会儿醒了，却还是那个无精打采的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无论如何，）庄周与蝴蝶肯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叫做“物化”。】你可以选择是庄周化成了蝴蝶，也可以选择是蝴蝶化成［1］ 拙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8—9 页。了庄周，但这是糟糕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幻象：无论选择的是什么，对理解生命和人生都没有任何意义。真正需要选择的是：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整个世界和你自己都在变动不居之中，你是睁开眼睛看世界还是拒绝承认“我是谁”是一个逃不掉的根本问题？接下来，你就需要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无论整个世界怎么变化都坚持做自己，一个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必须说明的是，在笔者以上的表述中，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也就是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而“庄周化蝶”的故事却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所以无论你怎么选择，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理据的支持。再稍微开展一点说。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庄子》三十三篇文章中，“内篇”七篇是庄子写的，“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后学写的。如果我们持守这一看法，就可以发现，以《齐物论》（“内篇”第二）后庄周梦蝶的故事为中轴，来理解《逍遥游》（“内篇”）开头的鲲鹏展翅故事和《应帝王》（“内篇”第七）后的混沌之死故事，就能感受到某些特殊的意味。这些意味无法宣之于口，却一定会有一种很奇怪、很复杂的情绪在你的心中蔓延，它真的是美极了；如果你再沉淀下去，你的心又会痛极了。读《庄子》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不仅有非常缜密的思辨，还通过讲的故事和讲的道理之间错位和碰撞，挑战着读者的思维，并且通过它留下诸多意义敞口，开启着读者的心灵。所谓自否剩余，指庄子讲道理常常是在讲明白某个道理以后，马上就讲与这个道理相反的道理，他刚立一个命题，你接受了，觉得说得真对、真好，马上他自己把它否定了，指出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存在问题，从而否定了刚刚讲过的道理。但有意思的是，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否定产生出新的意义溢出，开启了理解这个世界的新角度和体验生命存在的新方式。笔者曾经说过：“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书读起来为费解。其费解不仅在于他的话说得扑朔迷离，而且在他那种自我否定的说话方式中，前面刚刚有所肯定，后面常常换个角度加以否定。用一句时新的话说，庄子的思路颇有边建构、边解构的特色。”［1］现在可以接着说的是，庄子边建构边解构的思路“呈示”出某种真理性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既互相否定而又互相肯定之中，所以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世界，我们不仅要用大脑去理解这个世界，还要用心灵来体验这个世界。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否定，产生出一些超出人的理性思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感知和捕捉的东西。《庄子》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自否剩余——在大脑失能的地［1］ 拙著《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8 页。方，心灵被激活了。比如，《逍遥游》是讲小大之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大与小的不同，而大比小好；人的精神自由好。但是，《齐物论》讲的却是无大无小，万物平等，齐生死、齐是非。《齐物论》解构着《逍遥游》，《逍遥游》也否定着《齐物论》，如果抓住一个丢了另一个，《庄子》就读残了。要把《逍遥游》和《齐物论》贯通起来把握，要用心灵去体会那种自否剩余：的、好的就是对“大”与“小”、“好”与“坏”种种区别的超越；只有达到了精神的自由，才能真切地体验到万物平等一如、死生不足挂怀之本相。笔者持守“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的主流看法，并且进而认为在“内篇”七篇中，《逍遥游》和《齐物论》是中心和总纲，是一个完整的自否剩余的文本，如果把二者当做不同主题的两个文本来读，结论就只能是庄子在胡说八道。顺便说一句，确实有人严肃地认为《庄子》就是胡说八道。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中心和总纲，后面的《养生主》以至《应帝王》分别从五个不同侧面——应当如何理解和呵护人的生命，应当如何置身于社会人间，应当如何看待和超越命运的苦难，什么是精神自由和怎样才能实现精神自由，什么是理想政治和怎样才能实现理想政治——展开了对主旨的论证、发挥和推演。本书的目的是把《逍遥游》和《齐物论》作为一个既包含众多意义敞口又具有精彩的自否剩余的完整文本来解读，以展示《庄子》的主旨和理趣，所以称为“《逍遥游》《齐物论》通释”。当然，这首先意味着《逍遥游》和《齐物论》都是主题明确、理路一贯和结构完整的文章——应该说，这一点是前人没有看到的。那么，《逍遥游》和《齐物论》真的是两篇条理清楚、逻辑连贯的“文章”？那些文字在行文顺序上并不是随意、偶然的堆砌？且听笔者慢慢道来。［1］［1］ 本书所引《庄子》版本是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中华书局2011 年版。有个别文字根据其他版本作了调整，为避免冗累，略去说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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