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6426
导论1
章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流动性23
节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23
一、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变化24
二、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26
三、 全球化的风险29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资本流动32
第三节 国际贸易流的冲击37
第四节 劳动力的跨国流动41
一、 劳动力流动的不对称性41
二、 发达国家为什么需要外国移民44
三、 外国移民效应47
第二章 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对发达国家劳动关系的影响58
节 20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58
一、 泰勒制和福特制58
二、 丰田制与精益生产62
第二节 产品创新与全球生产线的转移66
一、 产品创新创造了新的需求67
二、 产品生命周期与跨国生产转移68
第三节 科技变革对生产方式和劳动者的影响71
一、 信息化对工作方式的影响72
二、 信息化对企业员工的影响74
三、 信息化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76
第四节 模块化和温特制的国际分工78
一、 模块化生产方式78
二、 温特制生产方式82
第五节 外包与全球生产网络及其趋势83
一、 外包的产生及其合理性84
二、 外包推动生产链的全球延伸86
第六节 全球化生产方式对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影响90
一、 马克思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的影响90
二、 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影响93
三、 国际分工中的劳动者97
四、 外包对劳动者的影响102
五、 社会运动和国际劳工标准108
第三章 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变革119
节 从劳动力市场失灵到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出台119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政策机制之一：工资调控125
一、 工资节 制128
二、 工资标准133
三、 失业津贴（失业保险）改革143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政策机制之二：雇佣弹性148
一、 灵活的雇佣和灵活的工时148
二、 推迟退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153
三、 非正规就业的发展161
第四节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及其启示168
一、 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168
二、 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启示之一：灵活性171
三、 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启示之二：安全性179
四、 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启示之三：积极性183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影响196
节 新自由主义的流行196
一、 新自由主义的出台背景196
二、 新自由主义的内容201
三、 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评价204
第二节 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对工会的改革211
一、 撒切尔夫人为何要削弱工会的力量212
二、 新自由主义如何削弱英国工会的力量217
第三节 对撒切尔夫人劳资政策的评价221
一、 撒切尔夫人劳资政策的效果222
二、 对撒切尔夫人有关工会政策措施的评价227
第五章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及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237
节 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237
一、 英国建成福利国家238
二、 德国“社会国家”的建立243
三、 美国补缺型的社会福利247
四、 北欧普享型社会福利国家249
第二节 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原因253
一、 社会福利制度弊端暴露253
二、 福利供给与需求的变化259
三、 经济原因和道德原因262
第三节 与劳资关系有关的福利改革269
一、 从普及型福利向选择型福利发展270
二、 工作导向型福利272
三、 延长劳动时间：退休年龄改革279
四、 削减福利救济285
五、 多元化的福利来源288
第四节 对福利改革的评析290
一、 福利改革的积极意义292
二、 从阶级结构分析福利国家的改革前途295
三、 福利制度改革的启示298
第五节 福利改革中的劳资共谋：以荷兰为例302
一、 “荷兰病”：资源诅咒加福利病303
二、 从劳资关系视角看“荷兰奇迹”的发生304
三、 荷兰案例的启示313
第六章 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维权与抗争330
节 工会的功能及其变化330
一、 工会的基本功能331
二、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工会的变化336
三、 工会状况变化的原因342
四、 发达国家工会的问题346
五、 简短的评论351
第二节 发达国家罢工权的演进、实效与规制352
一、 罢工权：从无到有352
二、 罢工的类型356
三、 罢工效应362
四、 对罢工权的认可与规制367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罢工动向373
一、 发达国家罢工频次的变化373
二、 以政府政策措施为目标的罢工376
三、 企业经营策略和雇佣制度引发的罢工380
四、 技术变革引发的罢工385
五、 服务行业和白领阶层劳动者的罢工390
六、 对发达国家罢工新动向的评论393
第四节 案例分析：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工会397
一、 中美轮胎特保案398
二、 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就业的影响400
三、 美国工会：有社会影响力的利益集团407
结语：劳资矛盾的尖锐化及其解决423
参考文献430
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流动性都大大增强了，劳动市场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税率和社保缴费是资本投资必须考虑的成本，而技术进步又大幅度减少了劳动力数量，就业方式也越来越灵活，缴税（费）的人员和来路都减少了。为了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只能依靠举债，显然这就是多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另外，欧洲一体化进程打破了国家边界，近年中东“颜色革命”和族群战乱导致难民潮此起彼伏，而任何阻挠不断涌入的移（难）民的手段似乎都是纸上谈兵——愈演愈烈的反移民情绪正是孕育“黑天鹅”的深水潭。
改革收缩了福利国家的功能，强调从消极保护转到积极开发。改革措施包括从普遍型福利到选择性福利，工作导向型福利，延迟退休年龄、削减福利救济，以及福利供应来源多元化等等。尽管各国的改革幅度、步伐参差不齐，改革效果也大相径庭，但从总体和长远看，改革对劳资关系还是产生了积极效果：，“工作福利”的直接目标就是改掉过分慷慨的福利。事实证明，过宽、过高的福利标准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过宽”放纵了不劳而获心理，打击了辛勤工作的人。“过高”超过了个人的劳动所得，也透支了社会能够提供的福利供应；第二，有利于提高“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其实就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力）。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调整，不少劳动者缺乏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学校教育与经济社会需要脱节，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工作，因此改革必须有适应性的人力投资倾斜；第三，养老金改革促进了“积极的老龄化”（Positive
Aging）措施。延迟退休在缓解养老金压力同时，还应发挥医生、教师、高级技工等特殊职业老年工作者的作用，劳动力市场要适应人口老龄化，企业也要适应劳动力老龄化，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第四，与鼓励就业相配套的服务业正在兴起。政府对这些服务机构有所补贴，扶持它们的发展，这些服务行业本身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以往有的改革，只盯着降低失业金而没有其他措施（如税收减免、工资标准）和服务（如就业指导、幼托服务）配套，改进就业的效果就不理想。
改革毕竟改变了当地的阶级结构和利益格局，无论工会还是雇主组织在应对改革的态度方面也有所分化：有的企业对高技术工人有迫切的要求，更愿意支持配套服务机构等社会政策；不同的工会也代表不同产业、不同利益的工人，有的赞同积极劳动力市场改革，有的仍然注重维护现有的权利和资格。改革并没有彻底打破原有的阶级壁垒，只是在传统的阶级分化之上叠加了新的分化，但如果新的分化使边缘群体无法融入转型社会，就可能进一步导致新的社会分裂……
尽管改革势在必行，但真动了谁的奶酪必然遇到激烈抵制。至少从这些年发达国家情况看，改革能否成功大抵取决于：一是执政党的决心，改革要有提前量，尽管很难，但越晚越被动越改不动；二是改革不能因为政党轮替而半途而废，这就需要摒弃党争和意识形态漩涡，这样才能保证改革措施的连续性；三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改革决策必须有辅助性方案的支持，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四是改革是攻坚也是持久战，切不可操之过急，只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才能不断形成并巩固改革成果。
当然，改革对劳资关系也会有副作用，因为改革的总效果是增加了劳动供给，这就强化了资本挑三拣四的动机和可能。培训为资本提供了有技能的劳动力，相当于国家参与了劳动力再生产。而且由于作为“社会工资”的福利减少，劳动者总体收入占比是下降的，这就降低或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增加了生产过剩，终这只能通过危机形式来解决；如果实体经济生产严重过剩，就会迫使资本转向虚拟经济，堆积起越来越大的泡沫；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不同以往，各项生活成本都在增加，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预期（稳定的工作和保障），势必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由此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乃至街头抗争，如果再有思潮和势力作祟，社会稳定就殊难预料了——近年欧美国家民粹思潮的“逆袭”就是一个明证。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资本论》写的书评中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主要的社会关系，也是现代社会稳定和谐的晴雨表。今天我们的财富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但是蛋糕分配严重不均，劳资关系也比较紧张。中国正在抓紧国内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建设，劳资平衡是其中基础性的要件，中国劳动力市场也正处于新老问题交织期，老问题是计划经济的痕迹尚未完全消除，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城乡差别和体制内外差别；新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表现为既缺乏高素质的一线劳动者，又缺乏合格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随着劳动关系多元化、复杂化，如何提升劳动者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的能力，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安全性和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吸取人家的经验和教训，未雨绸缪，有所应对。
钱箭星教授的这部书稿对以上问题有清楚的梳理和冷峻的反思。我和她长期共事，既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许多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合作者，她的书稿完成，要我写个推介，自当义不容辞，是为序。
肖巍2017年3月10日
Relations）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雇佣劳动就是其主要的劳动形式，科技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工人运动都影响着劳资关系，而劳资关系也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社会动态。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欧美国家劳资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了革命。资本意识到工人阶级革命的危机，开始调整对待工人的策略，改善工人的待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认识到社会稳定对于政权稳固的意义，开始给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如工人有组织工会、获取较高报酬的权利，工厂缩短了工作时间，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善了工作环境。工人的住房条件和医疗待遇也都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开始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试图以此抑制经济周期波动，确保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这些国家逐渐构建起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建立了一整套法制和规则，例如集体谈判制度、共决制、罢工制度以及一系列劳动法规。战后发达国家又普遍建立起程度不等的社会福利制度，政府也制定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者通过组建工会与资方谈判和斗争，有的国家的工会与左翼政党也有着密切关系，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维护。就具体的劳动者来说，这些制度和政策更有利于在职劳动者。政府大体上支持劳资之间的“阶级妥协”，以此确保国内社会的稳定。当代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是一个追求平衡的系统，它在雇佣关系中追求效率、公平与话语权三大目标的平衡，追求劳工方和管理方的平衡。［1］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通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一劳永逸，一系列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事实证明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劳动者通过工会、工人运动和左翼政党所争取到的制度利益都将发生变化。
一、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表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和市场化三大趋势席卷全球。虽然说19世纪末全球化也曾经席卷全球，但由于20世纪末的全球化是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的，因此，对世界各国、各个民族以及对劳资双方都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市场化需要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舞台。此时，新自由主义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推动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市场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全球劳动者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不安全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全球化，现代资本的代表是跨国公司。科技的发展使资本得以更方便地奔走于世界各地，“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资本的全球扩张趋势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资本也实现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全球普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新一轮的全球化是在资本的推动下，依据资本的逻辑发展着，它仍然在制造世界的两极分化，这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两极分化以及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与世界规模的两极分化同时并存。
经济全球化反映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和扩张的本性，它必然延续着劳资矛盾与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特征与结果。马克思指出：“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从而作为资本家的所有权：它们人格化为资本家，在资本家身上，它们表现为它们本身的所有者，它们代表着资本家对它们的所有权，即它们对本身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是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它自己提供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前提，也就是说，一旦它发展起来并在与它相适应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时，它就连同它的条件一起被作为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是一般生产过程；它的各个要素的对抗的社会规定性，只有在过程本身中才能发展和实现，这种规定性是该过程的贯彻始终的特征，并使该过程正好成为这种社会规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3］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企业所有制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仍然存在着传统的中小企业外，大公司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企业。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多数上市公司在所有权结构上已经从直接所有转向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的中间所有。例如英国在截至2014年的50年里，个人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从50％降至不到12％，美国直接持有的比重也从84％下降到37％。［4］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所有者与企业家（高管）之间的力量平衡已转向后者。公司高管的作用和地位突出，他们不仅对公司的运营有着直接管理权，而且对公司收入的分配具有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权。他们薪酬丰厚，还获得公司的股份期权收入，其收入与企业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很大，尤其是在美国，他们已是当代财富新贵。由于大公司在发达国家的这种地位，大公司高管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资本家地位。许多阐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文章都是以公司高管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进行比较。劳动者方面出现了制造业工人数量的明显减少，昔日富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量劳动者进入第三产业和公共部门，这些部门也频频发生劳资纠纷。许多移民涌入发达国家，为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新鲜血液，但其中一些移民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类似于“血汗工厂”。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等国的转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是说都被卷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特别是中国坚定实行改革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大量外资来到中国投资，中国的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随着大量中国制造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进入世界市场，一时间中国便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大量的资本流和商品流也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各种影响，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发达国家的人民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消极方面在于它不免要对发达国家国内的部分企业以及企业员工造成竞争压力，因为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说，发达国家的成本肯定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企业甚至承受不了新的竞争而面临关门的命运。
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蔚为壮观。跨国公司推动了资本输出，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和销售网络。跨国公司内部子公司之间的贸易跨越国界，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的全球流动是资本在寻找合适的投资地点，表现为资本从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外流。这有利于资源配置，可以提高资本的效益。过去劳动者的竞争很大程度还是国内的竞争，在国际竞争方面主要是来自国际贸易的竞争，而现在本国的资本明确向本国劳动者发出信号，以企业外移来要挟压低本国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资本流动将全世界的劳动者置于直接竞争的境地，劳资矛盾因此有了新的可能性。在此要挟下，只能是劳动者一方作出妥协。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可以进入本国，本国企业也面临国境内的外企的竞争。如果本国企业从管理者到一线员工还抱着自己一家独大的心态，特别是还想保持并继续提高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却未能作出更好的业绩——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绩效，就可能像2009年的通用汽车那样走向破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劳动条件的差异和资本更自由的流动，导致劳动条件的趋劣竞争。此外便是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它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国际移民的一般趋势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问题严重，外来移民可以为发达国家带来新鲜的劳动力，国际移民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输出国。然而，外来移民也会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构成竞争压力，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冲突。
经济全球化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动向。首先，根据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调整。发达国家总体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抓住了机遇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全球一部分经济实力正在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步入后福特时代，出现了温特制和模块化生产，生产环节和服务环节外包到其他国家，真正实现了全球分工专业化。它在为资本节省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将部分就业岗位外移到其他国家。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开始对发达国家加快投资。
其次，经济全球化更加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全球化不仅加剧资本的全球竞争，为资本提供更加广阔的投资天地，而且加剧了全球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打破了20世纪所建立的比较稳定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或劳动关系指的是资方与劳方的交换关系，包括劳资及其代表之间旨在构建或协调因企业、行业、全国层面或跨国层面的劳动状况和条件而存在的各种合作形式与冲突。这些状况与条件交替地由单边、双边或三边构建，具体情况取决于某一个行为体（往往是资方）是否拥有足以单方面决定的权力，或者两个行为体（资方和劳方）是否试图通过相互妥协来达成一致，抑或政府作为第三方也加入了这个过程。国家对劳资关系的法律化，以及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也是劳资关系的组成部分。［5］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者的薪酬（含福利）、工作条件以及就业机会（工作岗位）。今日发达国家在这几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主要的是薪酬和岗位。就薪酬来看，全球竞争迫使发达国家的企业要求工资节制，甚至要求劳动者自己支付更多的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当工会为此举行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时，资方会发出使用永久性罢工替代者、外包或企业转移等策略的信号，迫使工会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因此，发达国家出现了“工作的穷人”。而就业岗位也是资方要求工资节制的重要筹码。虽然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形成一整套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类政策对于维护就业岗位和劳动者权益具有实际价值，它也是协调劳资关系的主要工具。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这些政策向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调整。
再次，全球化既推动了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转向，即转向更青睐于资本的政策，也削弱了政府的宏观干预的能力，因为各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受制于对外经济平衡的压力，又受制于所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则。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经济滞胀，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应运而生。特别是以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英国和里根总统执政的美国尤为典型。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面临强大工会的罢工浪潮，她果断地采取强硬措施。在她的努力下，英国经济得以恢复。虽然我国学术界对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的评价各异，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撒切尔夫人的执政业绩具有深远影响。
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下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必然也会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都迅速地在全球蔓延，不仅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震撼了整个世界经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肆虐之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全球化、自由化和撤销管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种新的思想会毁掉我们。袭击我们的货币就是全球化、自由化和撤销管制的一部分，我们从中得到的只是巨大的损失。”他还认为，“全球化这个伟大的思想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必须正确阐释它，才能带来一个美好的世界。”［6］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欧洲许多国家的贫困人口大增。欧洲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4年欧盟28个成员国的人口中大约有24.8％即1.24亿人陷入或处于贫困危险边缘，这包括贫困和相对贫困，2008年这一数据只有17％。其中，南欧国家的贫困现象为严重。2014年1月20日英国人道主义组织乐施会发布的报告说，全球富的85人目前的资产总额（约1.7万亿美元）相当于占全球一半人口（35亿）的穷人的财富总额。这些超级富翁只是全球富的1％人口的一小部分。全球富的1％人口拥有全球约46％的财富，大约110万亿美元，相当于贫困的全球半数人口财富总和的65倍。报告揭示了自1980年以来世界财富的集中程度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拉大。这种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所导致的巨大鸿沟极大地威胁着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7］发达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现象也很突出，尤其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了“巨富”，他们是公司高管、科技精英和金融巨头。据《商业内幕》网站披露，扣除价格因素，1978年至2015年美国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了约940％，而普通工人只增长10％。［8］过去30年近70％的收入流入富有的10％的人的腰包。［9］中产阶级规模出现拐点式萎缩，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在近25％的大都市中，中产阶级不再占据多数。［10］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也认为，长期的贫富悬殊是未来十年有可能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的风险，而且年轻的“迷失的一代”可能挑起社会局势紧张。这是因为“在21世纪10年代成年的一代人面临高失业率和不稳定的就业形势，这不利于他们为未来而奋斗，增加了社会动荡的风险。”［11］因此，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有了多种不好听的别名，有人总结为诸如分裂全球化、饥饿全球化、失业全球化、腐败全球化、道德沦丧全球化等35个别名。［12］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也加速了劳动力的全球流动。这个潮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的交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改善，但也露出它的另一面。因而催生了它的反面，即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代表了底层劳动阶层的期望，他们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遏制资本的巧取豪夺，因此，反全球化运动基本上属于具有进步意义的运动。它提醒大家关注全球化中的弱势群体。但是，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劳动力全球流动这三者的反向力量未必具有进步意义，它们主要表现为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的动向。
二、 发达国家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这些政策和制度扩展到劳资关系方面。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市场力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们被政治过程塑造了。市场是由法律、规章和制度共同塑造的。“政府塑造了市场力量。”［13］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以社会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塑造了市场。由于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和强制力，政府政策措施对劳资双方的利益和力量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政府出于某种目的实行具有倾向性的政策，这就既可能更有利于某一方，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也可能起着平衡劳资关系和稳定社会的作用。本书着重从几个方面揭示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首先，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原来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劳动力买卖的具体内容是由劳资双方自己确定的；然而，由于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劳动者组建起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资本一方有时会做出妥协，工人取得短暂的胜利。但是，资本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随意解雇工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也在压低着工人的工资。工人阶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斗争，加上失业和贫困成为严重的社会顽疾，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了社会稳定，开始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类政策规制了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包括工资、解雇和工作环境等。随着社会进步，某些被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政策（如工资标准）也在许多国家实行开来。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原来出于良好初衷的某些政策和制度设计却演变为僵硬的劳动力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这类僵硬的制度既加重了企业负担，也不利于就业。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对劳动力市场政策实施改革，希望以“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
其次，社会福利制度是西欧国家的典型特点，它的建立有助于缓和劳资矛盾，部分社会福利来自于企业（雇主）为员工的缴费，这实际上也是劳资利益的分割。因此，社会福利实际上也是劳资关系的内容之一。而“社会民主福利制度的核心是劳资关系体系，即一套指导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实践的准则”［14］。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欧洲人民的生存哲学发生了变化，不仅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且更进一步提出：“自己活、也要帮助别人活”。战后西欧国家普遍建立了政府与劳资的三方合作机制。欧洲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诞生地，也是福利制度先付诸实践的地方。战后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然而，经过多年的福利实践，这些国家却患上“福利病”。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左翼政党相继执政，西欧国家刮过了一阵粉红色旋风。左翼政党不得不对自己曾经大力推行的社会福利进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依赖于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市场政治，福利与工作的结合也已经成为当代发达国家社会民主体制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和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实施的财政紧缩所涉及的福利紧缩都关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延续和劳动者利益。因此，社会福利不仅是劳资利益的分配，也是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20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特别是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并未实行福利制度，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僵硬性凸显，这不仅不利于资本的竞争，资本因而转向外国投资，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失业与贫困问题又是如此密切地相关联，并直接影响及社会稳定。由此可知，劳资关系问题不只是包括劳动者的工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还包括就业机会，特别是不仅仅涉及在职劳动者，还关乎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者。应对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国际劳工组织2014年1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失业率为6％，失业人口为2.02亿，比2012年增加500万人。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已影响及社会凝聚力，为了解决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欧盟在2012年底制定了一项名为“青年保障”的就业援助计划，2013年6月正式交由欧洲理事会批准实施，每年计划投入100亿欧元援助各国青年就业。然而，青年人失业成为社会痼疾，要想解决此问题还得依靠经济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匹配。
再次，为了应对经济滞胀，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放松管制，实行减税，赋予资本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以法制来打压工会，迫使工会退却，对社会福利进行某些缩减。虽然对新自由主义有着各种负面评价，但是，这类强力政策对发达国家冲出滞胀的泥潭还是有效的。重疾就要下猛药，治理或改革总要有牺牲者，那就是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政府的眼中，只有调动了资本的积极性，给予资本良好的预期，增加投资、组织生产，经济才可能摆脱滞胀。由此看来，对于经济复苏来说，资本的积极性要胜于劳动者这一方。从具体的英国案例来看，当时工会的罢工理由和行为欠妥，政府的强力打压直接影响到工会的威信和后来的发展。
后，发达国家的债务经济打击了众多劳动者。资本金融化并非只是经济基本面的现象，政府是这一现象的幕后推手。20世纪末，资本日趋金融化，这种情况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当生产过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竞争异常激烈，资本往往从生产领域和贸易领域转向金融领域，金融投机极为盛行。乔万里•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将这种资本策略称之为“金融扩张”，贝弗里?J.西尔弗称之为“金融调整”（Financial
Fix），苏珊•斯特兰奇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15］20世纪末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金融调整是一项关键机制，它对世界劳工抗争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16］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了整个世界经济，资本的贪婪让美国劳动者付出了沉重代价。企业裁员或倒闭，大批劳动者被抛入失业大军。经济危机对劳动者有两个的负面效应：一是失业急剧增加，特别是青年的高失业率；二是工作贫困的增长，即低工资增长。这两个方面都加剧消费的下降，而这个后果又将破坏商业信心，使公司不愿意投资和招聘员工。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的人们对资本发出了抗议之声。2007年，美国“富者益富”的情形达到1928年以来的水平——占美国人口1％的富有者掌握了全国23.5％的财富。［17］危机爆发后，无论美国政府对那些“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实行救助或者不救助（如任由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巨头投机闯下的大祸却让普通劳动者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美国政府在危机后的政策应对并未收到经济快速复苏之效，工作创造呈现粥少僧多局面。
此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接连爆发。2000年美国公共部门债务总额为3.4万亿美元，占GDP的34.7％； 2007年该数字达到5万亿美元，占GDP的36.3％。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的69.2％。2011年标准普尔将美国长达70多年的AAA评级下调为AA 级。美国政府只能一再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即便如此，政府的债务违约风险仍然存在。更为惊心动魄的是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12月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将希腊的评级下调。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表示，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创历史纪录。2010年4月希腊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随后欧洲联盟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希腊展开救援行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债务国也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必然包括社会福利方面的紧缩和就业岗位的减少。与此同时，自2010年起，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加剧，特别是公司高管的收入恢复上升势头，2011年美国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薪酬的508倍，英国为228倍，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不断缩减。［18］这些国家民众反应强烈，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财政紧缩政策。例如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财政紧缩活动，2012年5月为纪念此活动，西班牙又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葡萄牙2011年和2012年多次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2011年意大利的财政紧缩法案也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2011年11月20日约200万英国人举行“世纪大罢工”，抗议政府进一步提高养老金保障门槛的计划。在全社会对付政府的财政紧缩的大背景下，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就算不上什么了。主权债务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化，是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崩溃。它要求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依靠借债维持的社会福利是不可持续的，然而，这项改革涉及面广，社会反应强烈，改革的障碍在于政治动荡和政治危机。如何在保持劳资利益平衡的条件下，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对欧洲政治家智慧的考验。
是简单地消灭资本。实践已经证明，并非公有制就能解决产业关系中的矛盾。现实中需要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无论哪一方过于强势，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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