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651032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分七章，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理论部分包括第1、2章，即绪论、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即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条件分析；对策部分包括第六、七章，即美、德、日产业优化升级的经验教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第三节 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一、创新之处
二、存在不足
第四节 主要内容与概念界定
一、主要内容
二、概念界定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
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三、总结与评述
第二节 基础理论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
三、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四、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第三章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优化升级
节 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一、商业资本全球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1991年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1991年至1999年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1999年至今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演变历程
一、商业资本全球化阶段：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主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以产业内垂直分工为主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以产业内水平分工为主
四、信息资本全球化阶段分工的预测：以社会化网络分工
为主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历程
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
为契机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利用跨国公司投资提升我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三、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引领向全球
价值链高端优化升级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与机理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框架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机理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经济模型
二、统计指标描述
三、模型实证分析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条件分析
节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实体经济有负面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市场竞争有负面影响
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第二节 我国产业优化升级面临的不利因素
一、制约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因素：工业化基础不实
二、制约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因素：金融化深度不足
三、制约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信息化建设滞后
第三节 我国产业优化升级面临的有利因素
一、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会窗口
二、拥有超大规模、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三、具有潜力巨大的制造业综合竞争优势
四、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逐步形成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美、德、日产业优化升级的经验教训
节 美国、德国赶超英国的发展道路
一、美国、德国赶超英国的经济学分析
二、美国、德国赶超英国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节 日本产业优化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一、日本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情况
二、日本支持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节 主要结论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助推我国公司“走出去”战略
二、增强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升级
三、促进三类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转换
附录
附录一：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化原始数据
附录二：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原始数据
附录三：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化原始数据
附录四：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化原始数据
附录五：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化原始数据
附录六：全国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优化升级原始数据
参考文献
后记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对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当前，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基本消失，环境资源承载力接近饱和，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作为世界大国，我国不应局限于被动的适应经济全球化，而是要更加主动地投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积极创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环境，作出符合世界大国地位的国际贡献。这既有利于国内产业优化升级，也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
从现实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全球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理论看，虽然研究经济全球化与产业优化升级问题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
1.现有关于经济全球化阶段划分及阶段性特征的研究，其研究角度多种多样，一些研究虽然大致描绘了从贸易全球化到生产全球化，再到金融全球化的演变路径，但对各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大多没有清晰阐述，至于阶段交替的动因、划分标志和判断标准则更少涉及，更多的是一种趋势性描述。
2.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实证、对策研究，而机制、机理研究略显薄弱，并且既有的机制、机理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工业化机制方面，对金融化、信息化机制的研究甚少。另外，关于中国公司“走出去”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很少从国家战略与中国公司“走出去”互相配合的视角提出一些具体的机制和措施。
3.现有研究大多从跨国公司和其它全球采购商对全球市场的垄断与控制程度分析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升级，而很少从东道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研究东道国产业集群升级问题。
以上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本书力求创新的重点：
1.进一步完善了经济全球化阶段演进理论。本文以资本全球化为主线，明确划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演进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预测了即将到来的信息资本全球化阶段，并深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阶段交替的动因。根据经济全球化主导力量的更替演进，把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额与全世界出口贸易额的比值、金融类跨国公司利润占全部跨国公司利润的比重、互联网金融占全部金融的比重等三个指标，分别作为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信息资本取代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的划分标志，并进一步给出了判断标准。
2.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本书构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框架，从工业化、金融化、信息化等三个角度分析了全球化影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机理。三种机制分别对应了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经济和后工业化时期的服务经济、融合经济，体现了市场化程度、市场配置效率的提高，并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对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3.基于“两个结合”提出了“三类对策”。（1）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市场相结合，提出通过人力资本、市场升级、科技创新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构建国内价值链；（2）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相结合，进一步提出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转换的三类政策，包括：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贸易投资等角度提出做强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实施以资本市场、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为重点的金融政策做足虚拟经济；实施以两化融合、产业融合为重点的信息化政策做好融合经济。
本书以经济全球化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确定以下研究技术路线：经济全球化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演变历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成功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案例分析→对策建议。全书分七章，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理论部分包括、二章，即绪论、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即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条件分析；对策部分包括第六、七章，即美德日产业优化升级的经验教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全书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
1.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1）商业资本全球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1991年。1991年全球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额首次超过全世界出口贸易额，标志着商业资本全球化阶的结束和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的开始。（2）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1991年——1999年。1999年金融类跨国公司利润首次超过全部跨国公司利润的1/3标志着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的结束和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开始。（3）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1999年——。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的演进交替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主导趋势的终止，而是指主导全球化力量的交替。主导力量（资本）的强大不仅仅表现在资本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表现为其强劲的发展趋势、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2.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主导力量的温床，后一阶段的主导力量在前一阶段的后期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如：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产业资本兴起于商业资本全球化的后期，以金融类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金融资本兴起于产业资本全球化的后期，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全球信息资本兴起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一个新兴主导力量都孕育于前一个主导力量中，如跨国公司之于全球贸易，金融类跨国公司之于跨国公司，互联网金融之于传统金融。当新兴主导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它才脱离母体并呈现出独有的运行规律和强大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3.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演进交替的过程中，我国产业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并努力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商业资本全球化阶段，全球化主要通过进出口贸易影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在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全球化主要通过工业化机制影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金融化机制对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全面渗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机制对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以上三种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叠加、相互促进的关系。
4.工业化机制方面，全球化促进国际产业资本进入，提升我国工业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分工水平和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金融化机制方面，全球化促进国际金融资本进入，提升我国金融化水平，加速产业资本形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信息化机制方面，全球化促进国际信息资本进入，提升我国信息化水平，加快技术创新进程，催生大量新兴产业，促进管理组织变革，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5.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试图通过抓住新科技革命机会窗口实现对发达国家成功追赶的国家，无不是走保护国内市场、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创造优势的发展道路，这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经济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依托民族产业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从控制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利用我国科技人员数量全球的人力资本优势，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龙头，重塑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国与美、日、欧共同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领导者的必由之路。我国有世界上
的内需市场，这种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我国在自主创新和跨越式发展上无与伦比的优势。
6.要实现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必须强调国民经济体系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1）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加强科技创新，促进中产阶级形成和技术本地化；（2）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中产阶级形成和需求结构转型；（3）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水平提高又互为因果、循环累加，并影响科技创新、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产业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内市场和本地化技术，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国内价值链，进而逐步转向加入全球创新链。同时，要推进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要重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两化深度融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综合竞争优势。
一、美国、德国赶超英国的经济学分析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随后的30年是生产技术大革新和工业生产飞跃发展的时期，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特别是美国、德国这两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相形之下，英国显得更加落后了”。正如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指出的：“在19世纪中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英国的相对衰落。甚至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没有预见到，因为作为欧洲大陆追赶理论的杰出支持者，李斯特到死都相信，德国从不可能超过英国。”在当时，美国和德国只不过是分别在1865年和1871年刚刚完成统一，而英国工业的优势看来是不可挑战的。
美国、德国是如何实现对英国的超越的呢？绝大部分的经济史书籍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科技革命的机会是美国和德国工业之所以出现跨越式发展、迎头赶上并超过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在19世纪的后30年，一系列新工业部门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电力电气工业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兴起的产业，在这方面，美国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居世界位。从1871年统一到次世界大战，德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就，在钢铁、化学、电气、内燃机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承担了开拓者的角色。“到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在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欧洲工业强国。”但是，到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和德国在第，次工业革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上仍落后于英国。“以棉纺织业为例，美国虽然在技术上有很大改进，但直到次世界大战前，其生产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在大量出口新兴工业产品的同时，它仍是棉织品净进口国。在德国，纺织业技术革新迟缓，一直到1914年，德国的手织机还没有完全被淘汰。”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在）1880年左右，在旧工业方面，英国的生产率要比德国高得多。因此，对德国来说，提高生产率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英国，旧技术已经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程度。在棉纺织业，以及在炼铁焦炭的利用方面，生产率已经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方面，德国的生产率仍很落后，而且，甚至在1913年也还没有完全赶上英国。”可见，美国和德国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重复英国的工业化道路。他们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新技术和新产业人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这是它们之所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原因。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和苏蒂根据历史经验，提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一种是当某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比较优势对其进行追赶，这种追赶方式被称为“种机会窗口”。由于发达国家已占据技术创新制高点，发展中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和经济差距，即“在成熟的技术上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追赶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在这种机会窗口中，虽然大量的和主要的新技术初出现在技术上的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的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处于这个阶段的新科技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能比率先崛起的国家更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而后者则往往受困于旧范式的锁定效应。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就能实现跳跃式发展，甚至有可能取代先行者的技术和制度领导地位。美国和德国的经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除了德国在电力和内燃机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革新上从一开始就和英国大致相当外，德国和美国都不是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其他新技术的初发明者；即使是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力电气工业，美国在技术发展上也不占有领先优势，但德国和美国都取代了先行者的地位，从而成为科技革命的领导者。以合成染料工业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其次是法国，德国进入该产业比英国晚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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