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4127881
这本书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王朝史，
也不是那种历史教科书，分门别类地罗列经济、政治、科技、文化。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鲜活的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
魏晋时代的中国，就像被历史放到了炼丹炉中做了一次煅烧。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是个怪异的年代。从秦汉帝国的建立，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出气势宏大的喜剧，魏晋时代就像忽然穿插进去的一个和主题无关的小故事，它翔实中国朝另一个发展方向努力的历史，并且影响着以后的历史。
章 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士族的兴衰
第二章 青龙与白虎的决斗
——皇帝，还是贵族？
第三章 一场奔跑毁了一个帝国
——离奇荒诞的淝水之战
第四章 要享受性爱，也要追寻长生
——一段疯狂与愚昧的历史
第五章 当阴暗的火焰熊熊燃烧
——天师道宗大叛乱
第六章 如何过日子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
第七章 让我用冰冷的身体来拥抱你
——异性与同性之爱
第八章 那些死去的王者，那些废弃的帝国
——后的英雄史诗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是个怪异的年代。从秦汉帝国的建立，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历史就像一出气势宏大的戏剧，按照自己的逻辑一幕又一幕地演出。舞台上的人物纷纭变化，但骨子里的底色依旧一脉相承。比如你把明朝的一个人物忽然揪到汉朝，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他们适应适应水土，就能接着说自己该说的台词，不会把这个角色搞砸。但是，要是把他们揪到晋朝，他们可能就会哑巴了，一定会产生严重的“与时代脱节”的自卑心理。
17、18世纪的欧洲小说，往往会在主要情节里忽然穿插进去一个不相干的故事。比方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正好端端地讲着武侠迷发疯的事，忽然莫名其妙地穿插了一个小故事，讲两口子之间如何变得不忠诚。如果把中国历史看成一部堂吉诃德发疯史，那么，魏晋时代就像这个不相干的红杏出墙小故事，初看起来好像与主题并无关联。在这个时代里，“君君臣臣”的一套老剧本似乎宣告无效。君权无法控制地方的运作，帝国的权力被粉碎又被整合，后慢慢落到了一个个大家族的手中。两千年来，中国从没有像此刻那样类似于一个贵族国家。“修身治国”那一套主旋律似乎也销声匿迹。手拿老庄，嘴里嚼着毒品的士人开始放弃那些宏大主题，回归到自我的深处。
确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汉朝的士人，坐着时光穿梭机来到魏晋年代，那他一定会感到这个世界是太过奇异。他也许会感慨地说：“江湖，已经不是我们的江湖。”而当他回到穿梭机，再按个“前进”键，他会来到唐宋帝国，甚至明帝国。此时，他的惊异会大大减小。他会感慨儒家学说和集权帝国终究是世界的真理。虽然有过莫名的挫折，但终究会再放光彩。
当然，这也许只是假象。魏晋所走过的那条坎坷道路，依旧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中国历史的深处，并且影响着以后的时代。它像是中国朝另一个发展方向努力的历史。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试验，一旦成功，有可能将中国引入另一条轨道。走兽似乎要变成飞禽。
但是这一切终并未出现。
秦汉帝国被历史学家称为帝国，隋文帝和李渊建立的隋唐帝国，则被称为第二帝国。中国历史到了第二帝国，重新又回到了以往的道路。魏晋年代那个浩大的试验宣告失败。这次试验的失败对中国历史是决定性的。
魏晋时代的中国，就像被历史放到了炼丹炉中做了一次煅烧。在火焰的烧灼下，它在进行痛苦的蜕变。试验结束后，它也许会凝结成一个璀璨的结晶，也许会融合成一粒致命的毒丸。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变化出现以前，火渐渐熄灭了。试验失败了。
这本书就是源于我对这次试验的惊奇感。
李商隐有一首诗，叫作《乱石》：
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
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
这里讲的是魏晋名士阮籍的故事。阮籍在做步兵校尉的时候，经常驾车出游，不循道路，随意东西。到了再也无路可走的时候，阮籍就下车，对着乱石野草痛哭失声，然后驾车返回。这一时刻，阮籍的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为了什么而痛哭？这一切已经不可索解。当然我们可以说阮籍想的是奸臣倒行逆施，外汇储备濒临枯竭，国民经济行将崩溃，所以伤心流泪。但我们也可以做别的解释。
人的心灵、人的行为如此复杂。依靠史书，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这些微妙的事物，正如我们无法理解阮籍的痛哭。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也许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历史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历史是灰色的，而我们编写的很多历史书则努力让它变得更加灰色。
打开一本历史教科书，里面记载多的往往是“张大帅打了李大帅，王大帅又打了张大帅，后他们都被赵大帅捉了去”。如果你不喜欢看打仗的故事，那么你也可以读到“生产力大大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赵大帅的故事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并不能让我们明白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可能更糊涂了。
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人有各种利益盘算，有各种欲望追求，更有各种胡思奇想。这些东西可能比赵大帅的故事更重要，也比泛泛而谈的“生产力”更加容易琢磨。
很多史书把这些都变成一个个空洞的文字符号。它们给我们呈现出的古人形象，往往像皮影人一样单薄。他们似乎是和“我们”不一样的生物。但实际上，魏晋时代的人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小算盘，有同样的小苦恼。正如所有的时代一样，他们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个外部环境限定了什么是他们做得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在这个天地之内，他们会有各种充满人性的表现。他们也会为衣食发愁，为买不起房子发牢骚。他们嗑了药以后也会撒疯，喝了酒以后也会胡闹。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他们把自己的印记打到了时代的上面，给了它鲜活的力量。
章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士族的兴衰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从秦始皇之后，还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能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制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重的一个王朝。
一、怎么选拔官员
在中国，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你再有钱，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批斗就批斗。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顾眄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捯气儿。
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如何委任官员，就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复杂的变迁。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秦汉以后的王朝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它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不是我们中学课本上的封建制，而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
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去并不绝远，只是在等级上高了一点点而已。明清的皇帝对大臣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随意处置，但在周朝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因此，在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
这种制度在春秋中期开始崩塌。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周朝的衰落，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旧瓶子装不下新酒，诸侯国要追求军事和行政的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终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民间私学的兴起，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一下子，官员储备极大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学了一肚子当君子的学问，怎肯老实待在家里浇粪种地？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给不甘心在家种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现实出路。
到了汉朝建立，中国进入了很长的统一期。帝国需要一个稳定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考虑到选拔人才的效率，还必须兼顾到政治上的平衡。但是可供它选择的办法很少。它本能地选择了世官制的替代方案，那就是推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察举制。
所谓察举，是指让官员们进行考察后，向朝廷举荐人才。比如在东汉，地方长官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孝廉”，每20万人口分配一个孝廉指标，全国一年能出200多个孝廉。这个制度听上去跟科举制有点像，但是当孝廉不是靠考试，而是靠推荐，就是现在升学里所谓的“推优”。
那优到底怎么推呢？当然按照规定也有个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四科”。孝廉至少应该满足下面的四个条件之一：德行高妙（孝悌）、学通行修（经学）、明晓法令（文吏）、刚毅多略（能从政）。话是这么说，但到底怎么才算德行高妙，怎么才算刚毅多略？这就凭长官的自由心证了。
这种推优产生了两个结果。
个结果是地方大族力量的上升。他们一代又一代向朝廷输送官员，获得权势，然后这种权势又进一步转化为在家乡的影响力，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继续被“察举”。这样一来，他们在当地的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于是，汉朝出现了权力的地方化。这种权力在关键时期甚至可以转化成军事力量。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那些官员回到老家，动不动就能组织起成千上万的地方军队，这就和这种权力地方化有关。
第二个结果就是掀起了打造个人声望的热潮。
在科举制度下，你能不能当官主要看考试成绩，舆论环境对你影响不大。周围的人要是都夸你，当然那感觉也不错，但毕竟不能直接拿来换好处。可是在汉朝，别人夸你“德行高妙”“学通行修”，你就能直接当官。那不用想，你肯定天天琢磨着怎么让别人夸你。这个风潮一旦形成就不可收拾。大家都夸奖的人，就成了大名士，然后这些大名士夸奖你，你也能跟着成为小名士。而名声本身又是做官的渠道。这样就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利益链。于是，中国历史上次爆炸性地涌现出“名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V。这些人极其显赫，有的名士回老家，送行的车就有好几千辆。有的名士去世，送葬的有六七千人之多。翻翻《后汉书》，到处都是这些名士的光辉事迹。
除了名士，孝子也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既然察举“孝廉”，顾名思义，孝子肯定是会占便宜的，所以大家行起孝来格外起劲。郭巨也开始埋儿了，黄香也开始扇枕了。当然也有造假的孝子，就像安乐的赵宣。人家守孝都是3年，他守孝20多年，就住到坟旁的墓道里。然后在墓道里咣咣生孩子。领导本来要“察举”他，后来发现他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孩子，勃然大怒：“你在父母坟旁干了些什么勾当！”反而把他治了个“诳时惑众，诬污鬼神”的罪。
从皇上的角度看，这也是个头疼的事情，选官选出来一堆豪族和名士，给朝廷添乱。但是除此之外，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改善一些细节。比如汉顺帝时期，就搞了一个“阳嘉改革”。地方送上来的孝廉，朝廷不直接任命，还要出题考一考，“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勉强算是有点科举制的影子。但是这个改革影响很小，无法撼动整个社会风气。
不过即便是这样，帝国的权力分配还是比较平衡的，豪族并没有垄断官职，更没有产生出一个把持一切的小圈子。皇权还是有效地扼杀了官职世袭的倾向。有上进心的民间寒士，只要能打造名声，或者肯扇枕埋儿，还是可以顺利进入仕途。翻看整个汉朝的历史，大量的官员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皇上对这种情况基本还是满意的。
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情况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跟九品中正制有关。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