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要案追踪2009

腐败，人类政治文明中的顽疾。自从国家产生、官吏出现，腐败问题就如同鬼魅一般附于公权力之上，但有权力存在之处，就有腐败滋生的可能。官员贪腐流毒甚广，其在充盈自己财富的同时，腐蚀了社会的秩序，掏空了国家的根基。秦人亡于阿房，北宋葬于花石纲。国家兴衰，治乱循环，总是离不开官员贪腐的印记。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吏，治吏的核心就是反腐。反腐的模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道德反腐、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古人以道德反腐和制度反腐为手段试图灭绝贪腐之风。道德反腐主要反映为广泛的廉政文化宣传，用道义、仁义、公义从思想上归约官员，灌输清正廉洁和自我节欲的思想，不为金钱损节。其次是制度反腐，古代中国建立了以官吏选拔制度、监察制度和回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并辅以严苛的刑律来震慑腐败犯罪。但由于稳定的法治秩序的匮乏，反腐败虽有严密的制度，但是该制度是否启动以及力度大小并不由其本身所决定，而是由当政者在一定时期内的施政纲领甚至是个人的喜恶而决定。在如此背景下，历代的反腐制度只有器具之用，难以产生普遍的震慑效力。 法治反腐正好革除了单纯制度反腐的不足，其通过严密规范的法律体系和普遍有效的执法体系确立了稳固的反腐败制度。反腐工作被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官员只要滥用公权进行贪腐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没有任何人可能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此外，法治反腐并不仅仅着眼于发现和惩治贪腐官员，而是致力于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堵住官员贪污腐化的可能。法治反腐的核心是司法反腐。其一，司法反腐可以有效地震慑与打击犯罪。通过检察机关的主动侦查，审判机关的居中裁判，贪腐官员终在司法程序中受到法律对其的负面评价，承担相应的刑罚后果，并借由司法裁判的宣示作用起到了震慑和预防反腐败犯罪的效果。其二，司法反腐可以加强反腐工作的正当性。在个案审理中，司法公开和公正的品格会破除公众对反腐工作的忧虑，破除权力反腐的迷信，破除选择性反腐的舆论，破除反腐背后的政治谣传。其三，司法反腐可以发挥司法的控权功能。司法机关通过审判职能和检察监督职能的实现，在完成反腐工作的同时也直接对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与运用产生了良好的监督作用，对溢出法律之外的权力失范和滥用现象进行矫正，让权力严格运行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借由以上三个功能的实现，反腐败制度得到了落实，犯罪得到了控制，公权力行使得到了监督，司法反腐由此串联起了整个法治反腐体系，成为法治反腐的核心和关键。司法反腐通过个案进行。司法权具有谦抑之秉性，其反腐功用要在个案的司法过程中才能实现。法院对贪腐案件的公开审理实现了案件事实的充分公开、诉讼程序的充分公开、法庭辩论的充分公开、审判结果的充分公开。通过司法公开，公众可以全面了解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是否落实了诉讼各方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如此，法院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得到尊重，反腐败工作的正当性也会得到补强。裁判结果的宣示效力对震慑和预防犯罪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司法权威在个案公正基础上的不断提升也会使司法反腐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形成良好的反腐环境和社会文化。通过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司法反腐的真实图景，分析司法反腐的内在逻辑，反思司法反腐的制度完善。十八大以来，通过大范围“打虎扑蝇”的反贪行动，司法反腐硕果累累。2014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1万件4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67%和52%，其中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的99人，县处级以上的871人。本次反腐行动是全方位的，其破除了先前反腐的各个禁区，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究”，传递中央反腐零容忍的坚强决心，排除了在腐败与刑罚之间的各种干扰，重新确立了贪腐犯罪与刑罚惩罚的对应关系。由此，反腐的制度权威得以树立，社会上的猜疑、观望心理得到矫正，震慑效应初步产生并在持续发酵。通过大规模的司法反腐，党和国家大大减少了官僚队伍中的腐败存量，有效打击和遏制了腐败犯罪的发展与蔓延，彻底扭转了社会风气，达到了初步治标的效果。腐败犯罪的治理与预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而司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正好可形成持久的反腐耐力，沿着个案反腐的道路，通过个案公正的归复赢得公众对司法反腐的信任，使官员看到贪腐的穷途末路，从而重新形塑官员的用权习惯，实现公权力依法运行和腐败问题的彻底解决。简而言之，司法反腐的逻辑就是短期之内可治标，持续下去可治本。“反腐要案追踪”系列丛书以近年来司法反腐领域出现的大案要案为研究对象，全面记录了案件的司法审判情况，并且深挖其典型意义和制度影响，以期从个案的角度，为反腐的法治化提供基础性的研究素材，为反腐事业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司法反腐中的个案研究，虽立足现在，却着眼于未来。个案之中既承载着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也承载着其对反腐的希冀。借由个案公正的不断累积，反腐败制度也会不断地蜕变和进化，终完成反腐的常态化与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