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866173
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有关高拱研究的相关论文，主要分为“探索与争鸣”“家世与诗文”“思想与文献”“附录：儒家权说”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考证和辨析，力图还原高拱的历史真相。
本书主要是就高拱研究中的有关争论、研究弱项和思想特质而展开的。首先，选取明清至今提出的有代表性观点，实事求是地作了辨析和考证，以还原高拱的历史真相；其次，鉴于目前对高拱的家族世系、姻亲乡梓、恩师门生等研究薄弱的状况，全面梳理和考述了他的人事社交关系网络，以凸显其社会生活实态；再次，通过阐述他的实学思想和权变思想，以彰显其“尚实”和“尚通”的思想特质；*后，附录部分辑入了有关儒家权说研究的论文。总之，这是一部高拱研究的补白之作，也是儒家权说研究的力作。
自序
探索与争鸣
王世贞《高拱传》史实探析
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高拱与“俺答封贡”——以决策问题为研究中心
驳高拱留下“烂摊”说——兼评郦波先生的《风雨张居正》0
张居正与“王大臣案”——兼论道德评判的必要性
由学侣到政敌——高拱与张居正关系之逆变
学侣与政敌——嵇文甫论高拱与张居正之关系
家世与诗文
高拱家世考述——兼论明清新郑高氏家风
高拱与恩师、同年关系考略
高拱与姻亲、乡梓关系考略
高拱律诗考略
明清缅怀高拱律诗考述
思想与文献
高拱实学精神论析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兼论朱熹和高拱在经权史上的地位
中华点校本《高拱论著四种》辨误
关于《明史·高拱传》的校勘问题——以《修订点校本〈明史·高拱传〉随笔》为讨论对象
附录：儒家权说
论冯用之的机权观
程颐“权”说探析
朱熹“权”说析论
论陈淳的经权观
儒家权说研究述评——以孔孟为中心
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
文章发表期刊刊名卷期详目
后记
这本拙著，是笔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的学术研究文集，也是继《高拱研究文集》之后的又一文集，故以“高拱研究续编”命名之。
全书依据辑入文章的内容，设置《探索与争鸣》《家世与诗文》《思想与文献》及《附录：儒家权说》四个板块，收录论文22篇。其中，《王世贞高拱传史实探析》《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和《关于明史·高拱传的校勘问题——以修订点校本《明史·高拱传》随笔为讨论对象》三篇论文系家父岳金西教授所撰，也辑入书中。
高拱是明代“隆庆改革”的开创者和主持人，也是事功卓著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但也毋庸讳言，他还是明清以来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对其评价有褒有贬，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将高拱誉为“救时贤相”“治安良相”“社稷名臣”者颇多，因为在他主政的隆庆时期，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形成的内外交困局面，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挽刷颓风、修举实政的“隆庆改革”，在吏治、边政、军事、法治、币制、条鞭、清丈、漕政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功绩，使隆庆后期呈现出中兴之势，也为其后张居正整顿吏治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政策走向。有关高拱改革内容的研究，笔者在先前出版的《高拱实学实政论纲》《高拱研究文集》和《高拱年谱长编》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将高拱贬为“负才自恣”“性急寡容”“性直而傲”者亦不少，特别是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问世以后，不仅开启了丑诋、诬谤高拱之先河，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有些学者提出所谓的“性格缺陷”说、“有仇必报”说、“贪污纳贿”说、“留下烂摊”说、“相材缺失”说、“政治权谋”说、“开启党争”说，等等，可以说就是这种负面影响的影响。这些谬说或以高拱主政时间短暂而否定其功绩，或以他的性格软弱而否定其为相能力，或强行剥夺其靖边功绩而将其戴到张居正头上，或以其所谓的“政治权谋”而提出“报复”隆庆阁臣，或以诋毁他的人格而否定其为官之道。总之，从人品到为人，从性格到为官，从官德到为政，对高拱进行彻底讨伐，全盘否定，恨不得将其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而后快。显然，这是一桩极不公平的历史公案。有鉴于此，本书《探索与争鸣》板块选入7篇论文，本着不溢美、不掩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上述有关谬说加以辨析和澄清，力图还原高拱的历史真相，恢复高拱的历史原貌。
明清时期，河南新郑高氏家族可谓名门望族，科举登第、为官从政者颇多，至今在新郑及其周边地区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高氏家族勤俭持家、扶危济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动人故事。目前，学术界对高拱的家族世系、求学经历、罢官乡居的情况虽有论及，但均语焉不详；至于对他与恩师、同门、同年、门生、姻亲、乡梓、好友间的社交关系更是缺乏全面梳理。另外，高拱赋有诗词59首，有“古乐府”“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等八种体式。其中，可以明确判定其撰作日期、所涉历史人物或事件者，凡28首。另据清乾隆《新郑县志》记载，高拱逝世后，明清文学家嵇元夫、范守己、马之骏、吕履恒、王廷璧、刘应陛、赵御众、漆士昌等人曾拜谒高拱祠堂、陵园或故居，并留下了缅怀高拱道德文章、家国情怀、改革功业的诗词名篇，凡9首。故此，本书《家世与诗文》板块选入5篇论文，一方面试图通过梳理高拱的家族世系，以还原其社交活动实态，理清其人事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还对高拱所撰诗词以及后世缅怀他的诗文加以简略考释，以彰显其为官从政的心路历程及后世对他的缅怀和追思。
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嵇文甫先生对高拱作了开创性研究，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发表了三篇大作。其中提出：“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他的学术，大概可用‘通’和‘实’两个字来概括，平正通达，有实用而近人情。”嵇文甫：《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20页。这是对高拱学术思想特质的精准概括。因此，本书《思想与文献》中的思想部分，辑入2篇论文，一方面对他的实学精神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以彰显其学术思想特质及其借鉴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对他的权变方法论思想作了深入发掘，以凸显他在儒家权说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献校勘部分辑入2篇论文，一是对中华书局1993年版、流水点校的《高拱论著四种》一书作了勘误和辨正，二是就中华点校本《明史·高拱传》的校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由于一直研究高拱权说思想的缘故，儒家权说思想是我长期关注的另一学术问题。本书《附录：儒家权说》板块选入6篇论文，分别对冯用之、程颐、朱熹、陈淳的权说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在研究方法上，为避免宏大叙事、过度诠释之弊，我主要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对儒家之“权”与“道理”“经礼”“仁义”“时中”“中庸”等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或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儒家权说“三观”，即：（1）“道体权用”的权道观。在儒家哲学中，“道”作为宇宙变化的法则、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根本准则，为权衡权变的合法性提供了本体支撑（权道）、现实依据（经道）和道德保障（仁道）。
（2）“经常权变”的经权观。儒家之“经”作为权衡权变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经礼、仁义等高低不同的层级，在遇到道德冲突或道德困境的特殊情况时，儒家主张突破低层级的道德规范（经礼），而实现高层级的道德理想（仁义）。（3）“权贵时中”的权中观。权衡权变以“时中”（“中庸”“中和”“中道”或“中节”等）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行权只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做到“时中”（适中合度，恰到好处），才能取得效果，实现理想目标。可以说，权说“三观”是贯穿儒家权说发展始终的，也是可以用来描述其全部思想内容的理论架构。本书论述的基本思路，就是将儒家权说纳入到“三观”视野中，来展现其思想理论的丰富内涵。
另外，本书《附录：儒家权说》中的相关篇章还就儒家孔孟权说及现代学者赵纪彬先生对权说研究的概况作了全面评述，旨在通过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促进儒家权说思想研究的深入展开。
总之，《高拱研究续编》尝试补白高拱学术研究中的空缺之处，充实薄弱之处，辨析和澄清有关争议的问题，从而使高拱学术研究的内容更加全面，也使高拱的历史形象更加真实、历史定位更加准确。不过，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深感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深入，对某些问题尚未论及，特别是对有争议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可以说，这项研究任重而道远。
后需要说明，本书收录的论文均已被收录进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或在海内外学术报刊上发表。这些学术报刊主要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人文中国学报》（香港浸会大学）、《汉学研究通讯》、《光明日报》、《河南大学学报》、《中国图书评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哲学分析》、《中原文化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辽东学院学报》等。书中选入的论文不再注明发表的报刊名称、卷期等相关信息。
岳天雷
2015年11月于郑州
王世贞《高拱传》史实探析
一、引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王忬曾任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蓟辽总督。他少年即有才名，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在文学方面，他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共主文坛二十余年，时称“王李”；在史学方面，留下了大量的史料史著，著述甚丰。他从政以后，由于家族原因遭遇种种挫折和不幸，对其政治史观和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对徐阶德之入骨，对高拱怨之入骨，对张居正德怨参半。严嵩主政，作恶多端，对其恨入骨髓，理所宜然。但他对徐、高、张三相则持论不公，偏见甚深：“褒徐贬高”“袒张绌高”，并将其倾注于徐、高、张三传之中。概言之，他是把高拱作为徐、张和自己的政敌，从私怨出发来为其立传的，基本倾向是否定传主，其偏见可谓根深蒂固。如张廷玉《明史》所言：王世贞著史“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高拱传》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和史料准备。王氏在撰《高拱传》之前，对史料是有充分准备的，如，他在《弇州史料后集》中曾根据邸报撰写了《徐高之郄》和《高赵之郄》王世贞纂撰、董复表编：《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三《徐高之郄》《高赵之郄》，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等。万历四年（1576）后，王氏赋闲十年，不断前往徐府阅读史籍，并通过拜访徐阶得到诸多撰写徐、高、张三人传记的口授资料。王氏在纂撰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就已形成了“褒徐贬高”“袒张绌高”的历史偏见。《高拱传》大约写成于万历十年至十四年（1582～1586）之间。早在万历四年（1576）秋，王氏“除南京大理寺卿”，“未之任,为南给事杨节论劾，得旨回籍听候别用。自是栖息弇山园，身虽退而名益重矣”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3册。。为何“回籍听候别用”？《明史》言：“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王氏被迫家居，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万历八年（1580）十月，王氏于弇山园内“移居白莲精舍，闭关谢（客），（潜心）笔砚”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3册。。《高拱传》即撰于弇山园内的“白莲精舍”。万历十二年（1584），王氏被荐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为完成《首辅传》（《嘉靖以来首辅传》简称）写作，称病不赴。直到其同乡好友王锡爵秉政，才于万历十五年（1587）起用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后擢南京刑部尚书。不久又被御史黄仁荣所劾，被迫于万历十八年（1590）归家，于九月而卒，享年六十四岁。可见，包括《高拱传》在内的《首辅传》，是王世贞晚年政治史观的成熟之作，也是其压轴之作。
《高拱传》是《嘉靖以来首辅传》中的一卷。为避免“以偏概全”“以偏反偏”，本文拟就全书及相关著作多衍数言。其一，王氏留下了包括《首辅传》在内的大量珍贵史料和史著。《首辅传》凡八卷，约七万八千言，有杨廷和、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六人各一卷）、张居正（一人二卷）等七位首辅的传记，每卷之下又附有从蒋冕到申时行等九位阁臣的传记。《四库全书提要》概述《首辅传》“所纪则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不以一节之谬，弃其全书也”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扉页，《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以下此书同此版本。。“大抵近实”，是说大致而非完全符合史实，也有“一节之谬”。这些不实之谬，在《高拱传》中尤为突出。其二，王氏是史学家，也是史评家，曾作《史乘考误》二十卷，考辨各类史书之正误。他评论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有“不得书”“不敢书”“不欲书”的缺失。“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弊有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家乘铭状，“此谀枯骨谒金言耳”。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一》。这些精湛概括确是不刊之论。但《首辅传》也是野史，这是作者在书末所确认的。尽管该书“可与正史相参证”，但毕竟不是正史而是野史，难免也有野史“三弊”“而善失真”。用野史“三弊”“失真”之论来评定《高拱传》是确当的。其三，魏连科先生曾说：“王世贞及其家庭的遭遇等因素，也不能不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魏连科：《弇山堂别集·点校说明》，《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因有杀父之仇；对徐阶德之入骨，因有为其父平反之恩；对高拱怨之入骨，因有未救其父之恨；对张居正德怨参半，因对其有提携之情和使其赋闲之气。这种思想情志，不免在传记中都有所表露。在徐传中极力褒扬溢美，在高传中极力贬抑厚诬，即出于此种恩德、怨恨情感。在张传中有誉有毁参见陈礼荣：《王世贞对张居正道德评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刍议以〈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为例》，南炳文、商传主编：《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283页。，亦岀恩怨之间。其四，《首辅传》约写成于万历十年至十四年（1582～1586）之间，这时高拱虽然已经过世，但罢官时“专权擅政”的罪名仍然存在，官方尚未为其平反（高拱被平反是在万历三十年），这时高拱仍然是一个“罪人”。为罪人立传，抹杀其事业功绩，把所有脏水泼到其身上，从基本倾向上持否定态度，对王氏来说，可谓理所当然，不足为怪。这也是一般人的思维定势，更何况作者对其还怀有怨恨。概言之，《首辅传》渗透着王氏的政治史观和个人恩怨，提供了大量亦真亦假的史料，对后世也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王世贞为高拱立传的指导思想，正如《首辅传》书末“野史氏曰”：“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末“野史氏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这种价值评判决定了该传是纪事不纪功，而且纪事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以达到丑诋、诬谤传主之目的。据统计，《高拱传》九千余言，其中三千言颂扬徐阶，应属卷五《徐阶》的内容；其余六千言才是《高拱传》的内容。这种单人传记结构，出自文章里手，实在令人费解。在高传部分，除从政历程、裕邸讲读大抵近实和俺答封贡大功三言两语及之而外，大量篇幅是以幸灾乐祸的笔调，以酣笔浓墨抹黑传主：如何刚愎暴戾，倾轧同僚；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报复朝官，贪赃索贿，等等。在作者笔下，传主不啻是个十恶不赦的政治罪人、睚眦必报的失德小人。这致使高拱形象被丑化，人格被玷辱，事功被掩盖，政治上被视为反派人物。作者的这种政治史观和历史偏见，在其盛名影响之下，不仅为清代史家撰写《高拱传》所采信、所师承，而且也为当今有些论者所广征博引和任意推度，负面影响甚大。
王世贞《高拱传》问世以来，晚明少数史家曾对其提出过笼统的质疑，现今有的论者也就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了辨析和批评主要论文两篇：即岳天雷《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为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和《王世贞〈首辅传〉若干史实考述以〈高拱传〉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但均未对该传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厘清和匡正。有鉴于此，本文大体按照《高拱传》的内在结构和历史顺序，依次择其歪曲、背离史实之要者，进行条分缕析，正本清源，从而为高拱辩诬正名，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传文史实考辨
论人立传，贵在求真存实，不虚美，不掩恶，这样写出来的传记才能成为信史。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史传，更应持论公平，不偏不倚，据事直书，如此才能做出符合史实的价值评判。如果从好恶恩怨出发，任意取舍史料，肆意歪曲史实，甚至虚构历史情节，伪造故事，诋毁传主，那就必然歪曲、悖逆历史真相。而王世贞作传正是如此。如梁启超所说：“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王氏的《高拱传》便是其典型的历史偏见的代表作。这种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氏对徐阶逐拱出阁史实之歪曲
高拱由首辅徐阶推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入阁。徐为何荐高入阁？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顺从世宗对高拱从政以来八次升迁的旨意，二是讨好皇位继承人、同高拱亲密无间的裕王，三是延纳既有才干又能言听计从的助手。但高拱其人既入内阁，又不为折节，上交不谄，不时出语忤阶。这使徐阶大失所望，故此急欲逐拱出阁。其实，徐逐拱岀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政纲不同、政见相左。，“阁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无事在阁。世皇谕阁臣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徐文贞竟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公正色问文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文贞拂然不乐”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第二，他们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对嘉靖遗诏的认识上。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崩逝，徐阶独断专行，当夜独草遗诏，以先帝罪己自责口吻，“历数其过”“尽反先政”，不以语同列。而高拱认为遗诏“语太峻”“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尽不善也”。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意在肯定先朝政治，钦定大礼及中兴大业。这与史臣对先政的评价是一致的。“世宗功德，不可缕指。”“中兴大业，视之列圣有光焉。”“世庙起正德之衰，厘革积习，诚雄主也。”谈迁：《囯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第三，隆庆改元，“议登极赏军事”，高拱提出：“祖宗无此，自正统元年（1436）始也。先帝以亲藩入继，时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统事行，则四百万之中可省二百万矣。”而徐阶不顾国库空虚，“竟如嘉靖事行，而司农苦不支”。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徐、高矛盾更加公开化了。高拱其人，“性素直率，图议政体，即从旁可否”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而“华亭积不能堪，因百计逐之”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五《臣品》。。于是，徐阶授意言路，主动挑起排逐高拱出阁的纷争。经过四个回合的较量，高拱终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被逐出阁，称病归里。对此排逐过程，王氏传文加以曲解，使之背离史实真相。
个回合。王氏曲解言官胡应嘉的弹章，讳言传主高拱的辩疏。其一，先看王氏纂撰的史料：“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等论劾大学士高拱入直之后，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寅夜潜归。皇上近稍违和，拱即私移直庐器用于外，乞赐究斥。拱惶恐奏辩，赖上大渐，两不之省。胡应嘉，首揆徐公阶乡人所厚也。”王世贞纂撰、董复表编：《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三《徐高之郄》，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实录记载与王氏纂撰的史料基本相同：胡应嘉劾拱“不忠二事：一言拱拜命之初，即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寅夜潜归，殊无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近稍违和，大小臣工莫不吁天祈佑，冀获康宁，而拱乃私运直庐器用于外。似此举动，臣不知为何心”《明世宗实录》卷五六五，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乙亥。。两份资料充分证明二者大都符合胡疏的原意，而后者意思表达得更为圆满一些。
但是，王氏在传文中则对其纂撰的史料加以篡改，说：“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原文误为“胡汝嘉”笔者注）者”，“偶劾罢拱之姻亲工部侍郎李登云，拱与客言之而怒，应嘉内自危，而又探知阶意。时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华门，日伺上昼寝，则窃出与女媵私，迫暮而后进。又一日，上病甚，误传有非常，拱尽敛其直舍器服书籍出之。应嘉以是为拱罪，露章劾之，且发其他事。赖上瞆不省，阶拟旨报闻。而拱辞辩疏上，亦两解而已，亦无所褒美。拱意阶右之，谓应嘉欲深文杀我，以是恨二人切骨”。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其篡改之处有二：（1）把拱“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寅夜潜归”改为“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华门，日伺上昼寝，则窃出与女媵私，迫暮而后进”；（2）把“拱乃私运直庐器用于外”，除改为“拱尽敛其直舍器（用）”外，外加“服（装）书籍岀之”。这一篡改的用意是丑化诋毁传主，渲染其所谓的“不忠”罪行。传文所言“应嘉内自危，而又探知阶意”，确证是徐、胡联手逐拱的。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