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斧伐柯 取则不远 ——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备览

自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中学术失范现象渐趋明显，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间固然与大环境的影响不无关联，同时也因为在研究生教学、指导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以是之故，进入新世纪以来，*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不少大学研究生院也相继出台了针对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守则，并开设了相关的学术规范课程。在此背景之下，按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统一安排，中文系于2015年开设了面向全体研究生的“中文学术规范与专业素质”必修课，并于同年获得研究生院教改项目资助，这部论文汇编即是该教改项目的一个副产品。
在我们看来，学术失范的真正或者说深层根源，并不是对学术规范的无知，不是学术道德的缺失，而毋宁说是专业素质的下滑。所以，解决学术失范问题的关键，*终还在于提升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在于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使之得以步入学术研究的门径。这是我们设计、开设“中文学术规范与专业素质”课程的初衷，也是我们选编此书的目的。书名“操斧伐柯，取则不远”，用陆机《文赋》成句，亦轨范不假远求之意也。
收入本书的21篇文章，均为中文系教师近年来公开发表之作。其编排则依部颁中文专业二级学科排序，依次为：文艺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既便于不同专业研究生选择阅读，同时也可借此展示清华大学中文系少而精、少而全的学术格局，为外界提供一个了解清华大学中文系学术水准的窗口。

 

本书系配合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中文学术规范与专业素质”课而编选，汇集该系教师近年来部分学术论文，内容包含中文学科所涉及的主要方向，突出选题新颖、方法独特、遵从学术规范等特点，有助于学生掌握学术论文选题、写作的基本要领，希望可以为中文系各专业研究生提供学术论文写作上的借鉴。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罗钢/
李清照《词论》首句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辨析张海明/
双语者加工汉语母语语义时对英语的ERP激活效应的研究杨思琴江铭虎/
《红楼梦》计量风格学研究刘颖肖天久/
“轻动词”之涵义辨析并论“加以”和“进行”的论元结构邓盾/
《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
李守奎/
施受关系之表达与南北类型特征制约
——以《官话指南》及其沪语粤语译本为例
张美兰/
近代汉语使役句役事缺省现象研究
——兼谈语言接触对结构形式和语义的不同影响
张赪/
西方诗画关系与莱辛的诗画观刘石/
倚声改字与词体的律化李飞跃/
杜甫诗文中的历法问题谢思炜/
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孙明君/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马银琴/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汪晖/
“穆时英的后”
——关于他的附逆或牺牲问题之考辨解志熙/
每个时代都有人仰望星空
——对“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性”问题的回答旷新年/
回归语文学
——对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沈卫荣/
汉译《维摩诘经》中“云何”的特殊用法吴娟/
蝴蝶缘何飞过大海
——殖民历史、殖民都市与《亚》诗人群王中忱/
《金瓶梅》中的经济、商业与白银问题格非/
“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贾立元/

编后记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1〗罗钢《人间词话》中有两则词话，在形式上并不连属，但如果放在一起研读，却颇耐人寻味。
其一是手稿第七十二则。王国维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510页。在这则词话里，王国维对常州词派开山者张惠言的说词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温庭筠的《菩萨蛮》写女子一夜候人不至，第二天再严妆相待的情景。原词为：“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张惠言在《词选》中评曰：“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又说：“‘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609页。他对另外两首词的阐释也大率如此，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张惠言以为其中寓托了北宋庆历新政的失败。而对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张氏则采信宋代鲖阳居士的意见，以为其词旨“与《考槃》诗极相似”。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3、1614页。王国维认为，张惠言的上述解释与词作的实际内容不符，是释词者“深文罗织”的结果。他的批评似乎不无道理。
然而就在另一则词话中，王国维却被认为犯下了与张惠言类似的错误。其第十八则写道：“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5～466页。李煜无疑是王国维为倾心和激赏的词人。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他推为“主观之诗人”的代表。李煜在亡国被掳之后的一些名作，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感怀身世，以白描的手法抒写内心的极度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即令如此，王国维吹嘘他的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不仅前无古人，也很难得到大多数现代读者的认同，如周煦良就曾提出质疑说：“王氏之偏爱李煜，推崇李煜，到此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试问李煜的词有哪一首、哪一句，有担负人类罪恶之意？恐怕连丝毫自忏自悔之意也没有。李煜当然是流词家，但不是这样的估价法。”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书林》，1980年第1期。假如周煦良的质疑并非无稽之谈，那么王国维对李煜词的解释岂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深文罗织”吗？我们应当如何解释《人间词话》呈现出来的这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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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到现代阐释学中去兜一个圈子。
张惠言和王国维的“深文罗织”，在现代阐释学中称为“阐释的循环”。什么是“阐释的循环”呢？我们不妨借詹姆逊在《语言的囚牢》中曾引用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情形。故事的主人公詹姆斯·瑟伯在当实习生时，曾为学习使用显微镜而大伤脑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不会调整焦距，他只能在显微镜中看到一些牛奶般的云团。终于有一次，在他反复调焦之后，突然“看见”显微镜中清晰地出现了一堆堆色彩斑斓的斑点，瑟伯兴奋地把这个结果报告给导师。但导师看看说：“那是你的眼睛，你把镜子调到了反射的角度，把自己的眼睛当成了标本。”所谓“阐释的循环”正类乎此。在瑟伯的实验中，眼睛本来是“看”的出发点，但经过一个自我缠绕的圆周运动，却被当作了“看”的对象。张惠言在温庭筠词中读出的“感士不遇”和王国维在李煜词中读出的“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很可能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或一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却被指认为作品的客观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阐释所经历的正是同一种自我缠绕的圆周运动。
我们之所以认为张惠言、王国维的阐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我们假定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客观的意义，又假定这种意义是由作者的创作意图施以保证的，所以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把恢复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作为圭臬，并且以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可能地减少批评者主观因素的干扰，换言之，可能地避免“阐释的循环”。现代西方学者赫施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变通，他把作品分为“意思”和“意义”两个部分。“意思”指作者创作时的原意，而意义则包括了批评者见仁见智的不同阐释。但是赫施仍然坚定地认为，在批评中“一种能普遍认可、普遍共享的准则，只能是作者的‘意思’”。EDHirs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p25这就是说，一个文本终仍然只能有一种正确的阐释，就是一种与作者的意图相一致的阐释。但是赫施所执守的这种信念在20世纪逐渐发生了动摇，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发现，要想跨越历史时空，客观地重建作者的创作意图，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对作者真实意图的阐释都必然包含着批评家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能成为意图论批评家所要求的完全客观的批评。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兴起之后，人们进一步自觉地意识到，阐释者无须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当作负面的偏见加以消除，其实作品的意义正是由作者和读者在一个历史过程中通过持续的对话共同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阐释者的某种先入之见不仅不是理解作品的障碍，反而可能是富于建设性的积极因素。我们不必用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把作品封闭起来，用伽达默尔的话说：“问题的实质是揭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并让它们始终敞开。”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张惠言和王国维的阐释很可能被认为背离了作者的原意，因此碍难接受。但如果站在新的理论立场上，他们的阐释也许恰恰开启了作品意义的某种新的可能性，展现了作品意义的某一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