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13144065
《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激活千年涉外史料，铺垫周边外交基石。
中国官方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持续千余年而未曾间断，涉及的国家或民族近百，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体例之完备、内涵之丰赡，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迹。这座史料宝库，至今仍具有如下重大价值：
（1）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弥足珍贵的文字实录，填补了许多国家早期文明的“成文史”空白，充分显示中国作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与国际贡献。
（2）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历代政府与周边国家开展多元外交的智慧、经验与教训，足堪为建构面向未来之新型国际关系之镜鉴。
（3）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之源头与中心，千余年来有效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向西开辟的“丝绸之路”、向东拓展的“书籍之路”，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
《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是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在历时13年锲而不舍的研究积累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汇编而成，其系统性当属国内首创，其权威性也大可期待。
中国历代正史“日本传”，从早问世的《魏志•倭人传》到晚成书的《清史稿•日本志》，近两千年来各朝史官、学者续写不辍，谱写出世所罕见的中日交流壮丽画卷，堪称世界文明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大伟业。
17部正史中有关日本的记载，既呈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得失，也实录了日本的文明进程，历来被视为研究历代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历史的珍贵史料。本书将中国正史中的17篇“日本传”融汇为一个整体，以解题、注释、杂考、研究余録四种形式加以系统、动态、跨学科、深度研究，不仅能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基础史料和学界动向，也能为一般读者加深对日本的了解提供帮助。
该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
凡例
總序
《後漢書·東夷傳·倭》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後漢書·東夷傳序》釋讀
汉朝鮮四郡
“漢委奴國王”金印
關於倭國的兩次朝貢
倭面土國
“斷髮”與“被髮”
卑彌呼的“鬼道”
倭人字磚
東鯷人與倭人
徐福傳説與日本
江南的徐福遺迹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對海國”與“對馬國”
濱·滨·浜
鰒·鮑·蚫
古代東海沿岸的食蛤習俗
“伊都國”小議
“邪馬壹國”小議
“卑彌呼”之稱謂
《廣志》佚文
“東治”與“東冶”
“詣”字小考
“中國”小考
“侏儒國”資料彙編
三角緣神獸鏡
王頎事迹摭拾
箸墓傳説
《日本書紀》所引《魏志·倭人傳》遺文
邪馬臺國的“大和説”與“九州説”
《晋書·東夷傳·倭人》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倭人自謂太伯之後
古代日本人名與“卑彌呼”
《宋書·蠻夷傳·倭國》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高麗”小考
“司馬”小考
“曹達”的出身
倭王武上表文與百濟王餘慶上表文的原文典據
好太王碑簡介及其釋文
集安麻線高句麗碑的新發現及其釋文
倭五王與“日本天皇”
《南齊書·東南夷傳·倭國》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建元元年的倭王武獲賜爵位
《梁書·諸夷傳·倭》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梁職貢圖》的倭使
《梁職貢圖》的佚文
《南史·夷貊傳·倭國》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倭洧（隋）”小考
《北史·倭國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多利思比孤”小考
“利歌彌多弗利”小考
隋煬帝墓的發現與墓誌銘文
隋煬帝“覽之不悦”的原因探析
鴻臚卿小考
赴日隋使遍光高
隋代倭國使的來朝與朝謁地
佛教與文字
徵引文獻與參考文獻
後記
隋唐卷
凡例
總序
《隋書·俀國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遣隋使的次數
開皇二十年的遣隋使
《冠位十二階》與道教思想
佛教東傳日本
“菩薩天子”小考
來華學生高向漢人玄理的出自
《丈六光銘》解讀
“秦王國”小考
《舊唐書·倭國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純色裙”與“長腰襦”
日本遣唐使簡介
高表仁及其家族
高表仁赴日資料彙編
《舊唐書·日本國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日本”國號小考
《井真成墓誌》與唐國子監
粟田真人資料彙編
“進德冠”小考
日本遣唐使之目的
入唐僧空海傳略
《新唐書·日本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天皇”稱號的起源
崇神： 從“王”到“大王”
大和時代的外來移民
蝦蛦資料彙編
徵引文獻與參考文獻
後記
宋元卷
凡例
總序
《宋史·日本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奝然進獻《職員令》《王年代紀》及《奝然表啓》的意义
《王年代紀》神名考
日本六十四世天皇一览
日本的五畿七道
宋元文獻中有關宋太宗感歎日本世祚遐久的記載
來宋日僧與宋日典籍交流
“奝然獻書”與“宋太宗賜書”
奝然入宋前後活動編年
寂照入宋相關活動編年
宋代中日僧人往來年表
宋商在日活動編年
《元史·日本傳》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參考主要日韓史料解題
元朝遣使日本一覽表
蒙元遣使日本相關文書彙編
趙良弼首次出使日本經歷
趙良弼與南浦紹明
元朝次東征日本始末
《高麗史》所載元朝首次東征相關史料編年
日藏元使詩三首
持金易銅錢
“征東行省”與“日本行省”
“八月一日”還是“閏七月一日”？
第二次東征經過
《高麗史》所載元朝第二次東征相關史料編年
日本現存元軍東征相關史迹與文物
王積翁出使日本經過
至元二十二年再征日本之準備
一山一寧出使日本始末
宋元時期東渡日本的中國禪僧
元代中日僧人往來年表
附録 《新元史·日本傳》
徵引文獻與參考文獻
後記
明代卷
凡例
總序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朱元璋與日本
楊載使琉：“歸道順訪”還是“銜命宣諭”
“奉表”與“奉正朔”
明使被“拘之二年”之真相
洪武七年入明的日本人
足利義滿的中國情結
《良懷上言書》
到過平陽的古代日本人
胡惟庸通日謀逆與中日關係
關於建文朝對日交流的幾個問題
永樂朝征倭論考
足利義持與明斷交的理由
永樂年間被倭寇擄走的若干中國人考
中日琉三國史料中的“琉球”
明代的日本舶來品
王直與鐵炮傳入日本
戰争前夜豐臣秀吉與琉球、吕宋、暹羅、佛郎機之間的外交文書
徵引文獻與參考文獻
後記
清代卷
凡例
總序
解題
正文·注釋·雜考
研究餘録
《清史稿·邦交志·日本》疑誤一覽
陳能怡擬稿《邦交志·日本》
《清史稿·邦交志·日本》與《日本國志·鄰交志》
中日締結《修好條規》時的禮物往還
清人對日本稱呼之變遷
李鴻章屢陳日本“永爲中土之患”
李鴻章屢論遣使日本
矢野文雄與劃福建爲日本勢力範圍之交涉
光緒帝與伊藤博文之問答
清朝駐日本使臣年表
清代日本駐華公使年表
附録 清代中日相關條約
一、 中日修好條規
二、 中日通商章程
三、 中日北京專條
四、 中日天津會議專條
五、 威海降約
六、 中日馬關新約
七、 中日遼南條約
八、 中日通商行船條約
九、 辛丑各國和約
十、 中日通商行船續約
十一、 樸茨茅斯條約
十二、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附約
十三、 新奉吉長鐵路協約
十四、 煙台關東水線辦法合同
十五、 吉長鐵路借款細目合同
十六、 新奉鐵路借款細目合同
十七、 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
十八、 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
十九、 日俄協定及日俄密約
次日俄協定
次日俄密約
第二次日俄協定
第二次日俄密約
徵引文獻與參考文獻
後記
凡例
本叢書以中國歷代正史——“二十六史”中所載録的“倭”“倭人”“倭國”“日本”“日本國”等16種17篇以日本爲核心的專條記録（以下稱《日本傳》）爲整理、考注對象，將這些記録由歷代正史中析出，加以校勘、注釋、考録。全書計分爲《漢魏兩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5卷。
歷代正史中的《日本傳》考注，由“解題”“正文”“注釋”“雜考”“研究餘録”5部分構成。下面逐項予以説明。
一、 解題
每部收載《日本傳》的正史均首附解題，扼要介紹全書卷數、編纂人員、成書經緯及時代背景等内容，重點説明歷代正史《日本傳》所在的卷數、所記的内容、材料來源、記叙特點、研究價值等，同時交代歷代正史的主要版本、本次校録所采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情況。
二、 正文
依據底本析出歷代正史中的《日本傳》專條記録文字，並加以標點。爲便於閲讀，本書將其分爲若干段落。原則上以一年爲一段，但年代劃分不清的首文、尾文及唐以前的傳紀，按内容的完整性靈活分段。每段從“01”開始，依次編號，編號前加“正文”兩字。
三、 注釋
對於歷代正史《日本傳》正文中所出現的一些字、詞、職官、人名、地名等内容加以解釋説明。對於正文中需注釋的文字，於其後加序號。注釋置於正文之下。
四、 雜考
注釋部分的解釋以字、詞及專有名詞爲主，其他一些與閲讀正文密切相關的重要内容，如事件背景、時間、年份及一些綜合性問題，撰成“雜考”予以闡明，置於每段正文的注釋之後。
五、 研究餘録
對於與正文有一定關聯性的資料性、考據性、專題性的内容，列入“研究餘録”。研究餘録宜簡明扼要，以“【研究餘録 編號】 題名”的形式呈現，置於每篇《日本傳》之後。
本叢書以張元濟輯編的《四部叢刊》中所收百衲本二十四史爲底本，選擇國内外所藏較爲重要的其他版本、日本和刻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作爲校本。
《清史稿》主要依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附録《新元史》底本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9年版《元史二種》。
校勘以版本的對校爲主。校勘中，正文改字不在正文中標注增刪符號，在注釋中説明校改依據。
本叢書采用規範的繁體字排版，遇見新舊字形不一者，一般采用新字形；異體字有特殊含義者保留。對於手寫體中常見的“扌”旁與“木”旁、“巾”旁與“忄”旁、“衤”旁與“礻”旁等混用，一般徑據文意録定。
總序
“正史”之名始見於南朝梁阮孝緒的《正史削繁》。唐初編撰的《隋書·經籍志》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奉爲正史圭臬：“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自此濫觴於《史記》、完善於《漢書》的紀傳體，成爲歷代正史的鉄則。按照《四庫全書》規定，正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因此歷代正史多冠以“御撰”“奉敕”“欽定”之類名號。
中國編撰史書歷史悠久，創造出符合漢語言文字特徵、糅合華夏民族世界觀與歷史觀、彰顯東方獨特的道德倫理思想的史書風格與體裁。歷史上傳承有序、經久不衰的史書體裁，擧其要者有編年體、紀傳體、典志體等。
一般認爲，紀傳體由司馬遷之《史記》開其端緒，後世史家紛紛仿效，遂成一大體統。然而追溯源頭，先秦時《戰國策》以人物傳記爲特色，《左傳》則以編年叙事爲中心，司馬遷綜合兩者，開創以編年紀帝王、以列傳叙人物的史書體裁。后世
正史多遵循這一體裁,一般由本紀、列傳（世家）、表、志(書)組成。其中紀、傳爲基本要素,表、志則比較隨意。
紀傳體遂爲歷代修史主臬。
三國時已有“三史”之稱，起初指《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後漢書》問世後，取代《東觀漢記》而躋身“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國志》，稱爲“前四史”。
歷史上還有“十史”之稱，乃是記載三國、兩晋、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朝10個王朝之史書的合稱。後來在“十史”之上增加《史記》《漢書》《後漢書》，出現了“十三代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基礎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從《史記》到《新五代史》(不含《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17部紀傳體史書被視爲正史，即通常所説的“十七史”。
明代復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修成《明史》，加先前各史而總名“二十二史”。爾後增加《舊唐書》，成爲“二十三史”；再從《永樂大典》輯出《舊五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二十四史”。
當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以後，“正史”一稱就被“二十四史”所專有，取得了“正統”史書的地位。民國九年（1920），柯劭忞撰《新元史》稿成，翌年總統徐世昌下令將之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爲“二十五史”。也有人將民國時期趙爾巽等編的《清史稿》列爲“正史”，學界遂有“二十六史”之稱。
序
本叢書所稱“正史”，即指“二十六史”。其中列有“倭”“倭人”“倭國”“日本”“日本國”專條的共有16種17篇（以下簡稱爲“日本傳”），主要記載了日本列島的地理環境、社會狀況、政治制度、風俗習慣以及各個朝代中日通交往來的情況。兹將“日本傳”在歷代正史中的卷次、所屬志傳名稱和稱謂等列表如下：
書 名編撰者(生卒年)卷次志傳名稱謂
後漢書［劉宋］范曄(398—445)一一五東夷倭
三國志［晋］陳壽(233—297)三東夷倭人
晋書［唐］房玄齡(558—649)九七東夷倭人
宋書［梁］沈約(441—513)九七夷蠻倭國
南齊書［梁］蕭子顯(498—537)五八東南夷倭國
梁書［唐］姚思廉(557—637)五七東夷倭
南史［唐］李延壽(不詳)七九夷貊倭國
北史［唐］李延壽(不詳)九四四夷倭
隋書［唐］魏徵(580—643)八一東夷俀國
舊唐書［後晋］劉昫(887—946)一九九上東夷倭國
舊唐書［後晋］劉昫(887—946)一九九上東夷日本國
新唐書［宋］宋祁(998—1061)［宋］歐陽修(1007—1072)二二東夷日本
宋史［元］脱脱(1314—1355)四九一外國日本國
元史［明］宋濂(1310—1381)二八外國《元史》目録作“外國”，本文則作“外夷”。日本
新元史［民國］柯劭忞(1885—1933)二五外國日本
明史［清］張廷玉(1672—1755)三二二外國日本
清史稿［民國］趙爾巽(1844—1927)一六四邦交日本
鑒於這些史料的重要性，中日學界已有一些相關研究成果問世。排除那些以單部正史中的日本傳爲研究對象的論著，主要有（以時間先後爲序）：石原道博著《訳注中国正史日本伝》（［日］國書刊行會，1975年），壱岐一郎編譯《中国正史の古代日本記録》（［日］葦書房，1984年），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汪向榮著《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岳麓書社，1985年），王鐵鈞著《日本學研究史識——二十五史巡禮》（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鳥越憲三郎著《中国正史倭人·倭国伝全釈》（［日］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藤堂明保等譯注《倭国伝全訳注——中国正史に描かれた日本》（［日］講談社，2010年）等。
日本學者的著作，主要是將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翻譯成現代日文，並對其中的個别字詞和部分内容作注解，其功在於一般普及，而非在校勘、注釋、研究；汪向榮、夏應元的合著，首先是中日關係史相關資料的彙編，資料來源於中國二十四史及《册府元龜》《古今圖書集成》等類書，還包括日本史籍中較主要的幾部文獻，繼而是對部分史料加以簡略的注釋説明；汪向榮的《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專門列有《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一篇，介紹了二十四史日本傳的史料價值和主要内容，並對有些問題作了較爲深入的探討；王鐵鈞的著作並非是對日本傳本身的研究，而是立足於正史中的日本撰述，追尋近代以前中日交往的歷史足迹，並對每一歷史時期中日關係的既存形式作出解釋，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綜觀以上研究成果後不難發現：首先，目前中外學界尚無就17篇日本傳本身進行全面考釋和研究的著述，這種情況與這些日本傳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是極不相符的；其次，以石原道博爲代表的日本學者，從日本史的角度研究這些史料，對史料反映的日本歷史社會狀況之研究，確有諸多可借鋻之點，但從中國乃至東亞的視角來看，不免存在一些偏狹之處。因此，兼顧中日雙方文獻，對這些史料進行客觀研究，既是中國學者肩負的歷史使命，同時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這17篇傳記是研究古代中日關係史和古代日本史的珍貴史料，其内容有詳有簡，史料價值上也有一定差異。其中有一些傳記，如《三國志·倭人傳》《隋書·倭國傳》《明史·日本傳》等，史料豐富，体量較大，價值頗高；也有一些傳記，如《南齊書·倭國傳》《北史·倭國傳》《南史·倭國傳》等，大抵重複前史已有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加以竄改增刪，學術價值就相應較低。
從整體上來看，《舊唐書》以後正史日本傳中的記載，大多以我國和日本之間的通交往來爲中心展開，除了《宋史·日本傳》以外，有關日本列島上的情況，一般涉及不多。而這以前的正史中，除了《宋書》以外，有關日本的記載，多著重於“倭”地，即日本列島上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物産制度等的介紹。
上表所列《舊唐書》以前9種正史的倭國傳中，《三國志·倭人傳》《宋書·倭國傳》《隋書·俀國傳》是有代表性的三種，因爲其中較多地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獨特史料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其他6種史書均是在不同程度上摘録、重複、祖述前史的内容，缺乏新史料與時代氣息。
《三國志·倭人傳》在中國典籍中早詳盡地記述了日本列島上的情況，對公元3世紀前後，即彌生時代末期日本列島上的自然環境、生産技術、政治制度、風俗人情等都有較爲全面的記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保留了日本缺史時代獨一無二的珍貴資料。
《宋書·倭國傳》中有關倭國的記事也值得重視。《宋書·倭國傳》與之前幾部正史中倭國傳的寫法不同，不是重複、抄襲《三國志·倭人傳》中的内容，而是用絶大部分篇幅記述了劉宋時期中日兩國通交往來的史實，爲我們研究大和王朝對外交流提供了手材料。
《隋書·俀國傳》的特點是史料比較豐富，没有用大量的篇幅復述前史所列内容，主要采用斷代史的記述方法記載了當時日本列島上的官制、服飾、兵器、法制、婚葬禮俗等的情況和隋日間使節往來的史實。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隋書·俀國傳》記載的中日使節往來歷史，有些可從8世紀初成書的《日本書紀》得到印證，佐證中國正史編撰態度嚴謹、資料大多可信。
兩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日本傳的特點是聚焦於各自時代，尤其在記載斷代的中日關係史方面内容詳實，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到了唐代，中外關係之盛，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日本向唐朝派遣使節次數之多、人數之眾，都可以説是空前的。唐代中日兩國間往來頻繁，有關日本列島知識的來源，也遠較過去爲勝。
《舊唐書》煌煌200卷，天福六年（941）二月，五代後晋高祖下令開始撰修，至少帝開運二年（945）六月竣工。《新唐書》成書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是在北宋統一中國後重新編修的，宋祁和歐陽修是主要修撰者，宋祁主要負責列傳部分的修撰，歐陽修主要負責紀、志、表的修撰。
兩唐書日本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日兩國遣使往來的記載上，側重於册封體制下的友鄰外交與文化交流，這和以前的正史日本傳有所不同。《舊唐書·倭國傳》和《舊唐書·日本傳》中共記載了6次日本遣唐使和一次唐朝遣日使；《新唐書·日本傳》中記載了10次日本遣唐使和一次唐朝遣日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唐書·日本傳》中次系統地記載了日本天皇的系譜。
《宋史·日本傳》的史料價值也頗爲引人注目，其内容包括日本的行政區劃、天皇系譜、入宋僧侣的活動和宋日民間貿易的情況等。由於利用了入宋僧奝然帶來的新史料，從整體上説，其史料的準確性、可靠性都是比較高的。
《元史》《新元史》中的日本傳都著重記載了中日之間的兩次戰爭，即至元十一年（1274）的“文永之役”和至元十八年（1281）的“弘安之役”（中國學界一般稱爲“元軍東征”，日本學界也稱作“蒙古來襲”）的經過。在内容上，《新元史》要比《元史》更詳細、充實。
《明史》是清初修撰的，成書歷時半個多世紀，所收資料也較爲豐富。《明史·日本傳》的内容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明朝與日本的朝貢貿易（日本史籍稱爲“勘合貿易”）、倭寇之患、明朝出兵援朝抗倭。
《清史稿》中有關日本的記載列入邦交志中，主要圍繞清代以來的中日政治、外交關係，記載了《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的訂立、臺灣事件、甲午海戰、《馬關條約》的簽訂等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大事件。
縱觀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兩唐書處於承前啓後的地位，可以説是古代中國人日本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舊有的對日本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神仙之鄉、寶物之島的神秘色彩，偏重於對奇風異俗的獵奇性記載。
有唐一代，中日往來頻繁，通過使者、僧侣、留學生、商人的往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機會增多，過去的模糊認識和神秘色彩漸漸消失，透過傳説的迷霧，日本的形象開始變得清晰起來。兩唐書日本傳的記載注重中日遣使往來的史實，雖然還没有擺脫傳統的把日本看作藩屬國的東夷觀，但是唐代中日交往始終是在和平友好的氣氛下展開的，對中日關係的記載，字裏行間也洋溢著友好的態度和贊美之情，如《舊唐書·日本傳》中就曾稱讚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温雅”。
五代以後，雖然中日之間没有正式的政府使節往來，但僧侣、商賈的往來與日俱增，五代吴越國等致書日本請開商路、宋朝把奝然等入宋僧認定爲朝貢使，這段時期雙方的往來亦官亦民，某种程度上延續了隋唐時代的關係。
元明時期，因元軍東征、倭寇跳梁，中日關係出現重大轉折。反映在正史中，日本被視作敵國、邊患、盜寇。日本觀的豹變，也使正史記載的内容焕然一新，不僅對前史的内容重新詮釋，更重要的是史官關注於當代的日本，使用了大量新資料。
自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在西方列強勢力壓境的背景下，中日之間開始建構近代的新型國際關係，《清史稿》的記載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風貌。
中國史書對周邊的特定國家，千餘年來持續追蹤記録，時間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多、觀察對象之詳，在世界歷史上堪稱奇迹。這是一部綿延不絕的史詩，要讀取其中的全部信息，既需要中國歷史文化的素養，也需要日本歷史文化的知識；既需要文獻考據的專業手段，也需要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
本書各卷著者，大多獲得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且具有長期赴日留學或工作的經歷。大約20年前，我們借鑒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會”的經驗，會合志同道合者組建“中國正史日本傳讀書會”，每周一次會讀史料，先分頭做正文字詞校注，繼而共同研討疑難問題而成“雜考”，再按個人特長撰寫“研究餘録”。“中國正史日本傳讀書會”的成員，由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教師牽頭，歷届博士生、碩士生積極參與，來訪的日本學者及校内中文系、歷史系的師生時來客串。在此基礎上，研究所的骨幹分工專題研究多年，彙編成内部交流用的早期成果。
2005年我們申報的“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校注和研究”，獲批爲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成果編成《中國正史日本傳新注》三卷；2008年完成三卷本《中國正史日本傳新注》修訂稿；此後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資助，繼續增補、修訂、完善；2015年本書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立項，經一年多時間的艱辛作業，釐定爲如今的五卷本。雖然歷時十數寒暑，仍有諸多不盡人意處，但至少交出一份問心無愧的答卷。
這套五卷本叢書，旨在提供一個由中國學者自主完成的可靠校注本，其次對中日兩國學者的先期成果進行梳理、取舍、揚棄，終極目標力圖在“新、全、精”三個方面較已出版的同類著作有所突破。
首先是“新”，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觀點新。書中有許多觀點皆爲首次向學界公佈。比如，《魏志·倭人傳》中有“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以往注家多將“斷髮”釋作“剃髮”“剪短頭髮”等，本書作者以爲“斷髮”與“披髮”“祝髮”“翦髮”“翦髮”同義，皆指截斷束髮之帶，呈散髮免冠之狀。再如，《後漢書·倭傳》有“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余國”之説，關於其中東鯷人的居住地，中日學界普遍認爲是指今臺灣、琉球（沖繩）一帶的海島，本書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分析，斷定是指日本列島上的某個部落國家群。
（2） 内容新。所有的注釋、雜考和研究餘録，皆是在盡可能吸收中日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而成。本書以百衲本爲底本（《清史稿》除外），不僅參照凡能收集到的其它版本（包括日本的和刻本），而且在輯佚方面用力甚勤，尤其從日本古籍中鈎沉埋没已久的遺文，一些内容不爲中國讀者所知。
（3） 史料新。例如，書中考察的唐代日本人的“井真成墓誌銘”、百濟人的“彌軍墓誌”等，均爲考古發現的新史料，本書予以重點關注。此外，在考注中使用了日本近年發現的木簡、漆書、碑銘等。
其次是“全”，包括以下三點：
（1） 覆蓋内容全。二十六史中，凡單獨列有日本傳者，不論篇幅長短、質量高低，悉數納入研究範圍。
（2） 涉及面廣。研究内容涉及日本傳的多個方面，既有對日本傳本身的詮釋，也有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既有對相關人物、事件的考察，也有對時代背景及歷史脈絡的交待。
（3） 史料豐富。書中附有諸多資料彙編，圍繞某個人物或事件等，從中國、日本乃至朝鮮文獻中摘録相關史料，有些屬於珍稀史料，還不爲我國學界所熟知，爲今後深入研究某個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後是“精”。本叢書對二十六史日本傳進行全面考察，尤其注重對字詞的精確注釋和考證，以及對某些重要問題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比如，《魏志·倭人傳》説末廬國（松浦半島）人“好捕魚鰒”，僅就其中的“鰒”字，本書就用了1700餘字加以考釋。再如，《魏志·倭人傳》有“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之語，其中有兩處出現“詣”字，關於此字，用《漢語大詞典》的三個釋項來解釋均不確切，本書作者在深入分析後認爲，“詣”字除了《漢語大詞典》的三個釋項外，還有兩層意思，即“謁見”與“遞送”。
學術研究的發展日新月異，尤其是新資料的發現不斷引出新問題，更誘發新思考，終催生新觀點。在十餘年的漫長作業過程中，我們雖然時時關注學術界動態，時間采擇新資料，但囿於學科壁壘、限於專業藩籬，對歷史、文學、宗教、民俗等各領域的新資料不可能網羅無遺，尤其是考古學方面的新成就未能全面吸收，留下諸多遺憾，權作今後的努力目標。
後，感謝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對學術研究的鼎力支持，還要感謝參加過“中國正史日本傳讀書會”的所有國内外師生！
浙江省哲社重點研究基地 首席專家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 院長
王 勇
2015年元月吉日
历代正史有许多点校本，各类研究专题也不少，然而单就其中的日本传进行全面校注、考证，本书在国内是家。本书将17片正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整理研究，其价值显然超过断代、单本的校注，是一项跨学科的巨大工程，对深入研究中国史、日本史、中日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廖可斌
王勇教授浸染古典文献学多年，又是日本古代史的著名专家；本书的参与者，全部是古典文献学的博士，且有长期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国学基础和国际视野的有机结合，使这套书系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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