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7835
许知远积淀五年的转型力作
“做视频节目，我只花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神在写一本新书，关于梁启超。”
许知远回访历史现场，探寻先哲足迹，纵览相关文献及研究，以了解之同情，状摹有血有肉的青年梁启超，让人既觉熟悉又感陌生，并以想象激活史料，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
“梁启超三部曲”之首唱，梁氏逝世九十周年倾心敬献，承接“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以青年梁启超个人成长之勃勃意气，交响往昔时代之云诡波谲。
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欧梵教授、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中国社科院马勇教授鼎力推荐。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许知远积淀多年的转型之作。梁启超生逢变革时代，他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许知远试图将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及与同代人的争辩呈现给读者。在搜集、阅读海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时，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到其出生地新会、求学地广州，及北京、上海、日本横滨等多地探访历史现场，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借此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青年变革者》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许知远以深入历史细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的时代群像。文字真实可感，据史而书，扎实精当。《青年变革者》既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的史传，复苏历史中的个人，亦铺展了一幅浩瀚的时代全景。
目录
自序 一个青年变革者
引言 逃亡
第一章 茶坑村
第二章 学海堂
第三章 春闱
第四章 狂生
第五章 战争
第六章 上书
第七章 改革俱乐部
第八章 时务报馆
第九章 主笔
第十章 海上名士
第十一章 在长沙
第十二章 保国会
第十三章 定国是诏
第十四章 咸与维新
第十五章 政变
致谢
自序 一个青年变革者
一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它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2013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世界文学书目，二楼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二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的困境。
许知远阅读史料体验那个时代的心情，借助想象重塑那时社会的生活，通过将心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也写出中国那一段风云诡谲的历史。
——葛兆光（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
人物传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作者的情感投射，知远的任公传，在知人论世、文字表达、价值认同上，都达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值得期待。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只有细说历史才能挽救史观于庸俗，而好的传记则是真历史的不二伴侣，许知远的梁启超传堪称为此做了一次示范。《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以梁氏二十来岁就凭时论暴得大名、随“康党”奉谕从政为经纬，穿透晚晴同光年间跌宕变幻的时局盛衰，还原维新读书人乱纷纷蜂酿蜜的事功得失，考证到位、文字漂亮、叙事细密、立论严谨而具备必要之批判性，彰显作者写作功力，令如此厚重讲究的历史人物传记，读来如故事般引人入胜。
——陈冠中（作家）
第一章 茶坑村
一
对于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
《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按照中国人出生即为一岁的习俗，梁启超恰好三十岁，倘若孔夫子的教诲没错，他该进入一个言行恰当、懂得礼数的人生阶段。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尽管他犯了个错误：意大利于1871年迁都罗马，而不是1873年建国。
当梁启超在1873年2月23日出生时，这样想象时间与空间几乎没有可能。他的出生被严格限制于中国的农历纪年方式，癸酉年正月二十六日，这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暗示着不管是个人轨迹还是历史变迁，都是无往不复的。时间也遵循着政治权力的节奏，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国正逐渐从巨大的内乱中恢复过来，与西方外来者达成了暂时平衡，史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兴”来形容这个时刻。梁启超就诞生于这个短暂的、相对平静的中兴时代。
同样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点。茶坑村是熊子乡的五个村庄之一，整个乡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岛。它所在的新会县位于广州西南部，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与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会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区域，充斥着瘴气、怪兽与野人，离中原文明遥远之至。它的辖区与名字随着朝代更迭变化，在隋代与唐代，还曾短暂得名冈州，是中央政权从中原不断向南扩展的明证。不过，真正塑造了此地的两个历史事件都与宋王朝的崩溃有关。1273年，相传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获救于一个商人，藏身于广东北部南雄的珠玑巷。朝廷要派兵缉拿的传闻造成大量居民南迁，新会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于此，包括茶坑的梁氏。这座小村庄横跨梅岭关口，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广东的珠玑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被很多人视作家族的起源。这半神话半真实的族谱也象征中国历史的最坚韧之处，凭借流动的家族力量，南京得以对抗外族入侵、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另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于五年后，末代皇帝赵昺率20万军民驻扎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败后，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这两个事件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逃亡，这段不无夸张的虚构历史给予本地人一种特别的身份感—尽管身处帝国的边缘，却以中国正统自诩。
涌入的人口也改变了这里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大胆猜想，蒙古军队的入侵导致北部山区被抛荒，加速了土地被侵蚀，将更多的泥沙通过北江送入珠三角区域。这一进程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景象颇有些类似，地中海山区的土地被抛弃、腐蚀后，山岭退化，泥土也逐渐沉淀到低地区域。移民们不断填海造田，种植稻米、桑树，原来的沼泽、湿地、森林变成沙田。扩展的田地与不断繁衍的人口相互促进，催生出一个越来越繁荣的珠三角区域。这个进程在16世纪中叶陡然增强了，因为广州、长崎、马尼拉贸易圈的形成，加上欧洲人对茶叶和蚕丝的大量需求，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地区也迅速商业化。
新会县正建于这块仍在不断扩展的冲积平原上。它离广州110公里，西江纵贯新会全境，潭江横穿其西部，它们在入海口处汇成银洲湖，南海就此展现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筑造小堤基，最初种植稻谷，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兴起，茶叶、蚕桑、红烟、蔬菜、蒲葵与甜橙成为主要的种植物—后两种尤为著名，它们是明清两代的贡品，还远销周边的省份。到了清代，新会已经是广东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尽管跟临近的佛山、顺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1873年经过新会，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过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连接着市镇与乡村，比起辽阔的平原与水域，这些城镇与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里的豌豆”。一位叫托马斯（R. D. Thomas）的旅行者1903年途经西江流域，看到成片的稻田，果树、鱼塘、桑树一眼看不到头。在繁荣市镇里，他看到祖祠前竖着旗杆，石墩上刻着获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村中还有为风水而建的石碑与宝塔。
茶坑村就是这图景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如今一条大道连接着村口与县城，捞沙填海早已让城郊连成一片，但在19 世纪后半叶，西江、潭江与银洲湖汇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点缀其中，茶坑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而梁启超，就像他自己宣称的，是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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