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6955
本书着重从源起、脉络和纵深问题重新阐释并深入探讨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在研究范式上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拓展了近代史学理论，文献富足、逻辑性强、理论分析周密，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可供业界参考的历史研究著作。
本书以“印刷”“族群”“规训”为关键词，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讲述其另面的源起、脉络与纵深。从甲午到辛亥，清末知识人的持续激进化，废科举导致的身份位移，新式媒体混杂着国族、种族话题的鼓荡，在印刷工业的扶持下，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革命因思想、舆论汇聚而来，亦因之众声喧哗，矛盾丛集。而现代政治的确立，经历了一系列自我形构及对他者的规训，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历史记忆构成复杂的权力网络，其中的博弈、妥协与交融构成中国现代国家确立的曲折过程。
引论
上 篇 印刷与革命
第一章 “新学猖狂”的时代
一、 从“清流所鄙”到“人人争言”
二、 “梁启超式”的输入
三、 启蒙与生意
第二章 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
一、 “印刷为之枢机”
二、 新书业肇兴
三、 旧书业的式微
第三章 新书业与清季“君宪”“革命”论
一、 “上海影响”： 文本及其空间流动
二、 “君宪”与革政
三、 以书报为助力之革命种子
第四章 “大上海”的摩登时代： 市场与文化经济的构建
一、 市场、商业、文化网络
二、 社会结构与文化经济
三、 人才聚、散与多元文化格局
四、 无处不在的市场
第五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消费主义与书业黄金时代
一、 商业环境与都市中的文化生产
二、 普通社会的文化消费
三、 文人与文化空间的建构
中 篇 族群与政治
第六章 从“天讨”到革命
一、 “讨满洲檄”
二、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三、 “满洲人或无死所矣”
第七章 辛壬之际的种族、权争与政治
一、 从贵林之死的疑点说起
二、 人事与权争
三、 “满奸投毒”与贵林之死
四、 余论： 为贵林平反
第八章 清帝逊位与共和肇建
一、 忧惧： 革命中的排满与复仇
二、 溃退： 亲贵与朝臣
三、 共和： 和解如何可能
第九章 共和时代的族群与政治认同
一、 辛亥余绪
二、 后“驱除鞑虏”时代的旗族生计
三、 “谁敢自言满族人”
下 篇 主义与规训
第十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民初的政争、党争与政治失序
一、 江山大好，任付伊谁？
二、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三、 洪宪帝制的旋起与荡灭
第十一章 20世纪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
一、 “剡川风潮”与地方力量的重组
二、 交错芜杂的地方党、派生态
三、 从“打倒帝国主义”到“国民万岁”
第十二章 规训·反抗： 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记忆与现代政治
一、 仪式盛典： 多神的社区信仰空间
二、 商人团体的加入
三、 地方政府的出场
四、 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
结束语
引 论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找一个关键词来贯串的话，那一定就是“革命”。相应的，革命史叙事则几乎成为辛亥以降中国史学的支配性范式，且越到后来越趋向意识形态化。就革命本身，反有许多另面的源起、脉络、纵深问题，没有深透讨论过。所以，在本书中，我想要做的，是用印刷、族群与规训三个关键词，重新串联和审视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
西学、新知的传播，启蒙、新思想的萌发，由新思想、新观念而引导制度改革、社会变动，由改革而汇聚革命风潮，惯常的论述多归之于启蒙者的努力，其实，清季学风与士气丕变，新学从被鄙斥到“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从大的方面说，是时势使然，但由时势牵动人心、风气的迁变，就不能不说到肇兴于上海的书业革命。书籍为“灌输文明之利器”，出版之发达即“国民智识之进步”、“文明进步之明征”、“印刷一事，与国家之文明有大关系”，诸如此类的议论逐渐成为谕令奏折与报章杂志中常见的笔调。晚清中国的新学启蒙运动发端于救亡图存时势中士人的鼓荡，存在于朝廷兴学育才的决心，而它最终汇流成河、从先识者的沉思变为一般阅读者的日常，则与印刷工业的兴起有莫大关系。正是新书业的蓬蓬然而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使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交逢于复杂世局，将新学导入士人的生活世界，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亦由此在“出版”、“文明”与“国势”的相互关联中大步迈入启蒙与维新的时代。
书商、报人和他们制作、倡导的思想，在短短十数年间使“旧的中国”一点点圮塌，从启蒙到维新，从革政到革命，进而完成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以书报为助力之革命种子，正是在印刷工业的扶持下一路恢张，使孤另的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一方面依旧与启蒙及思想运动联接；另一方面，在消费市场与文化网络中，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印刷又进一步构建、丰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间，而“左翼”与革命文化即在此空间中孕育、壮大。这是一个思想衍变的轨迹，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交织的网络，牵涉到思想被制造、传播，以及在更广阔空间内流动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市场、商业、消费及地域、空间等多维视角中审视现代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兴起。
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未流血而各省相继光复，在武昌起义的烽火和立宪派的斡旋下，清帝逊位，让政于民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这段历程，“反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思想运动是一个层面： 革命派依靠族群分野，刻意制造满汉隔阂，明清易代之际的创伤记忆被迅速唤回到当代，成为宣扬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的利器。所以胡汉民说：“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由反满鼓荡起来的革命激情要比反专制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鸣。另一个层面则是武昌起义之后的满汉对峙，族群界分、部分满城的杀戮事件，加之由战争激扬起的谣言，八旗兵丁与中枢的满洲亲贵一起，由恐慌而惊惧，最终放弃抵抗，选择了让政。南北和议，辛亥大妥协有诸多繁复的人事、时势关系在里面。仅仅革命对手方这一侧，就包含帝后及亲贵集团、枢臣与疆吏、驻防、北洋系、江浙立宪系，等等，中间还掺杂着革命集团中与各方势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的起草，从人选、成稿到最终底定，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经历了多少博弈、转圜？四川将军玉崑、杭州将军德济，各自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与什么样的势力达成妥协。光复之际，驻防、士绅、新军、民党、会党，甚或羼入革军队伍的“匪”，在各地有复杂的组合、对峙，均构成走向共和的具体情势。
革命希望切断一切逃往历史之路，包括把专制和旧世界归拢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长达百年的奴役。于是复仇拥有天然的正义，于是革命可以使用任何一种理由、任何一种手段。辛亥年是一段千年历史的终结，以往的视界，大多着意于革命，革命的对手方，包括清王朝的处境及以满汉为名义发生的人事纠葛与权力纷争，则甚少触及。其实，革命虽撼动了帝制，但帝制牵丝攀藤，妥协及退让还仅是历史的明面，隐伏处，更有层层叠叠的人事权争及政治理念的分裂。满与汉成为透视共和转型的一面棱镜，屈折出一个多面的辛亥故事。这正是我想要描述的，一段有着文明与野蛮、正义与杀戮、谎言与理想的革命记忆。
而在革命之后，“驱除鞑虏”迅速被“五族共和”取代。但革命鼓荡起的族群对峙却不是随民国成立而自然消亡的。辛亥之后，满族作为一整个族群的流亡史，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从这个维度观察和探讨民国种种淆杂、失序，其前后因果则更为明朗。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写过：“从外部看，革命似乎是一场奇观。在这奇观中最为夺目的是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控制事件的进程”；“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将被革命卷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当革命者宣称革命的目标是自由，自由的诞生意味着一个全新故事的开端时，他们到底意欲何为？”辛亥革命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本身只是一个短时刻的事件，但它牵动的变局则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控制。旗人就这样被卷入“不确定的未来”，困顿之外更多疑惧。这种困顿、疑惧构成了共和的另一种面相。一个族群的遗民史，昭示的正是这场革命作为开端的现代中国，充满了矛盾、反复与羼杂的历史过程，是政乱、战乱之外，另一个意义上的辛亥余绪。所有这些史事，构成辛亥革命的“奇观”——推翻君权，渴望共和，驱逐满洲人的统治，与传统决裂，以理想的共和制度取代满族贵族所实施的少数民族专制统治，实现汉族引导下的五族共和。但“共和”却显然不是几次起义与一场谈判、一纸诏书可能抵达的。
革命由思想、舆论呼啸而来，这是辛亥革命的特征，也构成辛亥革命的致命伤。鲁迅在1925年说，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有许多民国国民却是民国的敌人，因为，“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这亦是本书题名的来源，辛亥革命的“未完成”与民国的“失传”之间，存在接续式的逻辑联系。
从“未完成”这个线索来理解北洋中国，可能会获得多一点想象空间。共和的缔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受到各种力量、各种理念的掣肘和塑造。袁世凯个人及广义的袁氏左右，对于国权与民权的构想原本存在许多层次的可能性，而民党在国权构建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他们的不合作对袁世凯及其国政，有极大的牵制性。宋案发生不久，张謇便议论过，宋教仁无端被害，此必不欲南北调和者为之。也有时论讲，民党中的呶呶不已者，假孙、黄之名，视其为无足轻重之商标，任意冒窃，“暗中播弄搆扇，事成则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为市也。”“思今日中外人情之对于二君，试问此之二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级何如？应易辙而改弦矣。而犹猛进不已，鼓奏不已，岂所以爱二君乎？是则不忠”，甚不愿“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以天与人归始，以天怒人怨终也。”这些，都构成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种种“另面”。
辛亥革命颠覆了旧制，然国基未固，百制抢攘，共和“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此后的历史，政制与人心的棼乱益甚。“大革命”和“党治”时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踵而至。于是，自清末新政以来陆续形成的一个个呈散沙状的党派、社团及个人，逐渐整合而成列宁主义政党。在这个党化和组织化过程中，地方社会完成了权力重组。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换血式”的权力更替，晚清人物退场，新的地方精英、政治力量登程。辛亥到这里，基本收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向另一程转弯： 从“法统”转向“党统”。
有关争夺党统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地方力量汇流与重塑的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大体的轮廓，预示了大体的走向。国民党的早期党员构成，上层的、城市的，现在已经相对清楚，而下层党员，相当大比例都是共产党的跨党党员。在县、乡这个层级，公开身份大多是中小学教员和地方报社记者，这批人，可以说，是科举停废后学堂时代造就的一种新社会力量——学而优则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抛入社会，由信仰的动员、生计的困顿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一方面，他们托援于戊戌以降结成的地方精英网络，创建并发展其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又空前深入街衢、乡村，发动了、裹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群。这批县、乡一级的跨党党员终而成为共产党组织的跟随者和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依托五卅，在“反帝”旗帜下，农工运动迅速渗透到地方社会的各个细部。从“再造共和”到“以党造国”“国民万岁”这个脉络中，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比国民党拥有更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线索就都更清晰了。
到20世纪30年代，辛亥革命余绪中的政争与党争只剩余波，如何确立一个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成为关键。所谓“训政”，既包含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也包含对政权自身的训育。从本书讲述的一个社区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是如何论述传统、定义传统并对其进行改造的，也可以看到，“国家”如何进入社区，做什么样的努力去规训地方社会。故事的背面，是现代政治规训与惩罚的对象——“习俗”“信仰”“仪式”“惯习”。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有强固的自足逻辑，遭遇批判与改造亦有不同阶段，视情境有不同反应，这些力量，构成对现代性自我认同及权力建构的反向塑造。在社区场景中，现代制度使其行动筹划的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而“现代”既是指导性和支配性的，又是实践性和流动性的，它是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与社区历史争执与妥协的过程。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现代政治与民间社会之间是怎样互动的。融合与冲突的交替而行，放任与控制的互济，民众、社区精英、社区管理者的合作与妥协，构成一幅纷赜多变、众声喧哗的图像，是现代政治在中国确立的具体而微的景象。
以上，便是本书大体想要讲述的内容。在篇章结构上，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印刷与政治”，共五章，以印刷为主线，勾勒20世纪的思想、革命与文化空间。第一章“‘新学猖狂’的时代”，讲述思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网络中被制造与传播的过程，生意场上的新陈代谢既是时人知识与观念变化的反映，也推动了这个变化过程。第二章“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以废科举与新书业兴起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此一时代之学术与公共舆论、书籍与市场、知识与生意，包括技术革命与知识形态变迁的贯连，在制度改革与技术革命的脉络中，整理、分析晚清中国的文化潮动。第三章“新书业与清季‘君宪’、‘革命’论”，集中探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印刷与思想、阅读与革命这个论题，文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到达读书人手中，相同的思想资源却造就了革政与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而书籍，把所有这些“革政”与“革命”的主张汇聚在一起，促成了辛亥年末的那场革命。第四章“‘大上海’的摩登时代： 市场与文化经济的构建”，讲述20世纪30年代日益发达的印刷资本主义如何推动消费、市场与文化网络的不断升级，以及随这种升级而来的人才汇聚。“大上海”由此步入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和文化创造力的“摩登”时代。第五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消费主义与书业黄金时代”，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消费主义的盛行在书业黄金时代与文化大都市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篇“族群与政治”分为四章，以“反满”为中心视角，重新解释辛亥革命及五族共和时代的族群与政治。第六章“从‘天讨’到革命”，排满风潮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舆论聚焦，也对革命及此后的共和政治产生过深远影响。处在以救亡图存为大前提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脉络中，“反满”糅杂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文明与野蛮，国族、民族与种族等各种复杂的题中之义，这种种复杂，既导引了辛亥革命，也直观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多义与多歧。第七章“辛壬之际的种族、权争与政治”，通过一个具体的故事，揭示辛亥光复过程中，满汉对峙缠绕的错综矛盾，各派势力之间的激烈竞逐和较量，以及这种种对立、竞逐和较量背后辛壬之际种族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第八章“清帝逊位与共和肇建”，希望在革命史叙事之外，从清廷一方的处境出发，重新梳理南北和谈与逊位达成的历史过程，包括庞大的清帝国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境底下，接受了袁世凯、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之间的这场谈判？在家与国、满与汉、帝制与共和等问题纷乱交缠的辛亥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经历了较“专制—民国”远为复杂的深刻转变。第九章“共和时代的族群与政治认同”，在一个遗民史的视域中审视民国年间的旗人与旗族。晚清十年积聚的激进反满意识并没有随民国成立退出历史，由此导致的一个族群的流亡，写照了“五族共和”旗帜底下种种晦暗、矛盾的历史。
下篇“主义与规训”，凡三章，讲述民初中国的政争与党争，以及在此过程中党派力量的重新形聚及现代政治的自我形塑。第十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民初的政争、党争与政治失序”，从民初中国的党争与政争讲到洪宪帝制的起因与荡灭。在这个过程中，权威真空、党派纷争、民众于新制之懵懂、帝制时代的各式遗留、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众声喧嚣，凡此种种，以不同形式映射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历程。第十一章“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讲述从“法统”到“党治”的发生及其转型。在与戊戌以降的地方精英网络的衔联中，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剧烈的分化与重组，跨地方的革命风潮也由此汇聚。第十二章“规训·反抗： 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记忆与现代政治”，以一个有关社区仪式的细节化故事勾勒了现代政治与地方社会的博弈，以及变迁时代社区传统的延续与重构。微观呈现出现代政治的确立过程：“现代”与“国家”除去自我建构，在对他者的论述及改造中，也反向促成自我认同、自我形塑。
这三篇的内容，以“印刷”、“族群”与“规训”为关键词，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以往不太被论述的面相。以之串联，构成一种对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这中间的“变”与“常”，现代中国，渐渐推移：“变”是在“常”中实现的；而“常”，那些有自足逻辑的传统，又因为历史的“变”，被赋予新的内涵。是为“多变之中的不变”与“不变之中的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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