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1693994
让读者近距离接触到欧洲王室的教育，亲历王子和公主的养成。
本书还是一场王室历史的盛宴，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史实，错综的人物关系以及沧桑的历史演变，让读者身临其境。王室历史爱好者必读之。
第一章 “和平者”埃德加与北安普顿的埃尔弗里达 / 1
第二章 “征服者”威廉与佛兰德斯的玛蒂尔达 / 11
第三章 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 / 21
第四章 亨利三世和普罗旺斯的埃莉诺 / 33
第五章 爱德华三世与埃诺的菲利帕 / 43
第六章 理查三世与安妮·内维尔 / 57
第七章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 69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 / 79
第九章 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与波希米亚王后伊丽莎白 / 89
第十章 查理一世与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 101
第十一章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 / 113
第十二章 安妮女王与丹麦的乔治 / 125
第十三章 乔治二世与安斯巴赫的卡罗琳 / 137
第十四章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 / 149
第十五章 维多利亚女王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亲王 / 161
第十六章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亚历山德拉 / 175
第十七章 荷兰公主朱丽安娜和利珀—比斯特费尔德的贝恩哈德 / 189
第十八章 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 / 199
第十九章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 / 211
第二十章 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 / 221
后 记 / 234
致 谢 / 239
2013年7月，刚刚出生的乔治小王子正式出院，而在这一天，初为人父的威廉王子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犯下育儿错误。数周之前，各界新闻媒体和摄影师早已通宵达旦驻守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外，等待见证剑桥公爵威廉和公爵夫人凯瑟琳（被媒体昵称为“凯特”）带着新生儿第一次公开亮相。小王子的每一瞬间都逃不过摄像机的镜头，而世界各地的民众都盯着电视机，生怕错过一点一滴。不仅如此，新晋王室父母初次露面也广受好评。威廉的衣袖是卷起来的，仿佛刚为小王子换了尿布，而凯特衣着精致合身，并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产后身材，就连襁褓中可人的小王子似乎都在向人群挥手致意。
当威廉把乔治小王子放入安全座椅时，批评的声音开始不断袭来。依照惯例，这一任务以往都由王室成员委派专员负责，但是威廉却亲自把婴儿座椅绑在车上，像其他新爸爸一样，载着家人驶离医院。据说，儿子出生前，威廉在肯辛顿宫的私宅里就提前练习了组装安全座椅，因为他心里清楚，全世界媒体的焦点都将聚集在他身上。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事情进展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乔治夫妇带着孩子回到王宫后，来自各行各业的父母在论坛上发帖，纷纷指责威廉王子没有按正确的方式将安全座椅安装在汽车上。
在英国育儿博客“宝宝中心”上，一位愤怒的评论者写道：“如果你们翻看婴儿在座椅上的照片，就会发现乔治小王子根本没有被安置妥当！”“这太令人失望了！我打赌他们肯定是太着急了，当时凯特和宝宝一起坐在后座上，希望下次他们在车里，凯特能负责把婴儿的安全座椅装好。”这位评论者还从儿童安全座椅的官方网站上援引安装指南，进而佐证她的观点。不仅如此，在iVillage网站，部分网友还质疑，出生不久的婴儿是否适合坐在安全座椅上。2015年，乔治王子的妹妹夏洛特公主出生了，这一次威廉似乎已经掌握了安全座椅的安装方法。然而，不满的声音再次出现—小公主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她的帽子似乎戴反了。
乔治出生后，围绕威廉和安全座椅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2016年5月，英国著名礼仪专家威廉·汉森认为，威廉王子的为父之道破坏了传统的庄严，影响了君主制的发展。他在《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中指出：“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衣着得体的专职司机，而非威廉亲自驱车载着王妃与新生儿回到王宫，与普通人无异。”然而，在英联邦国家，却鲜有诸如此类的评论。《你好！》（HELLO!）杂志报道，“威廉王子熟练地将出生仅一天的乔治王子放到后座的安全座椅上，驱车驶离医院”。威廉和凯特曾于2011年和2016年两次出访加拿大，而第二次，王室夫妇每天都腾出时间陪伴随行的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这收获了民众的一致赞誉。2016年秋天，加拿大杂志《你好！》发布了威廉抱着乔治的一组照片，当时他们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市的议会大厦参加公园派对。媒体在报道时对威廉与儿子的亲密无间大加赞赏，威廉的行为不仅彰显出良好的家教，更代表着王室的公众形象。
王室生活似乎总避不开家庭事务。本书讲述了近千年来20对欧洲王室伉俪在探索育儿之道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从抵御维京入侵，到躲避狗仔队，王室父母的个人野心、王位的稳定以及子女的需求都早已暗含在为王室子女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之中。过去十余世纪以来，王室子女抑或在宫廷育儿所，抑或远离故土，这都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作为王室父母，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追随先辈们的足迹，不仅担任王朝掌权者，还成为最神圣的父母。
时代更迭，童年的时限与定义已不可同日而语，王室子女的人生经历也随之发生改变。1066年诺曼底征服之前，男子年满12岁便可宣誓效忠国王，但在1483年，理查三世的侄子，年仅12岁的爱德华五世却被认为尚且年幼，不能独立行使王权。一直到18世纪，为了促成外交联盟，王室子女在12岁之前就订立婚约，并且在十多岁的时候就举行结婚仪式。多数国王和王后因要务在身，长期与子女分离，但即使是再慈爱的父母，也希望子女像臣民效忠君主一样，服从父母的旨意，因而他们很少会走进子女的内心，窥探其情感需求。在一个婴儿死亡率较高的年代，王室父母对子女的爱更多地体现在对他们身体健康的关注上，而非子女的个人幸福。18世纪末，一种强调“自然”的育儿方式登上舞台，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启全新的育儿哲学，不仅考虑子女的个性，而且着眼于他们的情感需要。然而，固有的王室育儿方式也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进入20世纪，王室子女们抱怨很少见到父母，而且被要求即便成年之后，对父母也要无条件服从。“英伦玫瑰”戴安娜在世时，民众通过摄影师捕捉到的镜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威尔士王妃与儿子们之间的母子情深，这也打破了王室传统。如今，威廉和凯特强调平民化的教育方式，最年轻的王室父母已经意识到王室传统与现代育儿趋势之间的差异。
作为王室父母，威廉和凯特备受世人瞩目，而24小时滚动新闻和无处不在的网络更让公众监督如虎添翼。只要王室存在，王室育儿方式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评判。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各界人士关于育儿都曾提出自己的观点。批判王室育儿方法也成为发泄政治不满的一种途径。直到20世纪，高层政治都是少数群体，尤为男性独揽之事，但是每个人对于婚姻和育儿都有独到的见解。如果王室夫妇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与民众的期望相悖，便很可能成为民间诗歌和宣传册中的嘲讽对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倘若君主和臣民之间势如水火，王室则不得不置身议会或革命法庭捍卫王权及自身的育儿之道。
顺从民意仅仅是王室父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针对平民，甚至是为富甲一方所撰写的育儿指南几乎没有提及王室育儿的特殊环境。17世纪，新教教士敦促父亲主导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因为母亲可能会“闲了棍子，惯了孩子”。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查理一世则与法国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订立婚约，规定子女在13岁之前均由妻子全权负责。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鼓励母亲进行母乳喂养，尊重子女的天性和自由发展，但是当玛丽·安托瓦内特试图遵循这一建议时，她却发现自己与凡尔赛严格的宫廷礼仪格格不入。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育儿专家提倡父母应鼓励子女自力更生，但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子女仍然有专人负责整理床铺和准备膳食。
王室成员和他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结婚对象。尽管大多数人在国内寻觅配偶，但是王室子女通常都与外国王室联姻，以巩固外交联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王室之间通婚都很普遍，有时意味着结婚双方存在语言上的差异，更欠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育儿哲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国王的配偶大多来自法国或西班牙地区，因而也将诸如埃莉诺、伊莎贝尔，甚至阿方索等名字推广开来。18世纪，出身德国王室的配偶将自己的传统引入英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诞树。
英国公主嫁给外国王子，将本国习俗也带到其他国家，因而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对。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和曾孙女们发现，她们的传统习俗、育儿方式，甚至英国保姆在德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希腊或西班牙都不太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王室成员与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结婚，而这些贵族比王室更注重家庭隐私。威廉王子是王位的直接继承人，而凯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其成长经历与威廉王子截然不同。2011年4月29日，威廉和凯特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上演了一场世纪婚礼，威廉王子也成为自1660年以来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第一位迎娶平民的王位继承人。在本书探讨的所有王室父母中，只有理查三世和王后安妮·内维尔在同一城堡长大，而且人生观也大同小异。
威廉与凯特共同抚养子女，而且与父亲查尔斯王子感情一直很好。然而，在过去几个世纪，抚养儿子有可能意味着，王室父亲在为自己培养潜在的敌人。征服者威廉的长子罗贝尔曾起兵反叛，与父为敌，佛兰德斯的玛蒂尔达王后在丈夫面前替子求情；亨利二世与3个儿子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阿基坦的埃莉诺王后则支持儿子与丈夫分庭抗礼。有时，冲突的结局则是致命性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曾处决大逆不道的继承人。18世纪，王室父母与子女间的冲突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发展，恰如反对党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与儿子们之间长期敌对的产物。成功的王室父母也不在少数，他们大都与子女建立了亲密的纽带关系，亨利三世、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俨然在列。
作为王后，不仅需要见证法律章程，在国王征战之际还需代替丈夫行使王权，同时赞助艺术家和音乐家，诸如此类的重任往往优于其为母之道。因而，一代又一代的王室子女大多由祖母、家庭教师或保姆抚养成人。王室中也不乏想要亲自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个例，比如普罗旺斯的埃莉诺，阿拉贡的凯瑟琳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但是却有质疑声抨击她们引入外国思潮，抑或责难其行为有失王后尊严。然而，王室母亲没有过多地参与育儿，并不代表她们对子女漠不关心，因为她们会吩咐负责抚养子女的亲属和仆人，要求他们随时上报孩子的最新动态，而且将雄心壮志藏匿于心，希冀不遗余力地确保子女谋得王位。第一位被加冕的英国王后—北安普顿的埃尔弗里达曾被指控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以确保儿子能顺利继位。
且不论负责抚养王室子女的是何许人士，子女们接受教育的场所亦是摆在王室面前的一道难题。14世纪，位于远郊的宫殿能够让人潮如流的小镇逃离迅速蔓延的黑死病，一跃成为英国王室新宠。进入维多利亚时代，育儿所在欧洲王室涌现，孩子在此食用简餐，偶尔散散步，敞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着不同于父母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王室子女因王朝战乱，不得不远离故土，背井离乡。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王后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征北战。为了统一西班牙，斐迪南国王对格拉纳达的埃米尔发动战争，其间子女们一直陪伴左右。三十年战争中，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战败，被迫和王后伊丽莎白火速逃离布拉格，还差点儿把孩子遗忘在城堡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女王朱丽安娜在加拿大将小女儿抚养成人。当被废黜的君主如查理一世、法国路易十六和俄国的尼古拉二世被囚禁之后，他们的子女也失去了自由，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即使在太平盛世，君主依然会担心子女的健康与安全。直到20世纪，婴儿死亡率在欧洲依然居高不下，王室也未能幸免于此，随之而来的是道不尽的伤心欲绝，而悲恸的王室父母只能举行纪念仪式，哀悼逝去的孩子。诸如此类的家庭悲剧往往带来持久的政治后果。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失去独子之后，西班牙的统一受到撼动。祸不单行，他们的孙子还在蹒跚学步之际，却不幸夭折，这也终结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长久联盟的美梦。尼古拉二世唯一的儿子不幸罹患血友病，多次因此差点丧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俄国的君主制，也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安妮女王一生怀孕17次，但是仅仅只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度过了幼年，不幸的是这唯一的孩子未满11岁就夭亡了，斯图亚特王朝由此覆灭，德国汉诺威家族转而登上历史舞台。
有幸活下来的孩子，王室还需为其教育做长久打算。直到18世纪中期，英国国王都亲自率军征战沙场，因而在性格形成期，中世纪统治者的男性后代大多在骑士比武场，学习骑马或挥刀舞剑，就连患有脊柱侧凸的国王理查三世，在继位前都会接受训练成为骁勇善战的勇士。王室年幼的男性后代并没有随父从军，王室更倾向于安排他们学习军事技能以外的知识，因此教会就成为最适合他们的选择。在王室中，如果第2个儿子意外成为国王，如亨利八世和查理一世，他们往往会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标准，王室女性后代的课程选择则相对多样化一些。在中世纪，国王在外交战时，王后常常代夫管理城堡和领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盛行，王室公主们主要接受人文科学教育，女性史无前例权倾一时。在17世纪和18世纪，课程设置主要侧重于女性能够取得成就的方面，如舞蹈、绘画、仪态礼仪和宗教教义。如今，王子和公主在全职履行公共事务前，都会隐姓埋名进入大学接受教育。
过去，许多王子和公主尚未修完学业，就已经到了离家的年纪。中世纪，英国王位继承人年少时常被送往威尔士执掌家政大权以及学习商业管理。爱德华三世就将他的12个子女送往贵族家庭，这一做法得到中世纪许多君主的效仿。查理一世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长女玛丽年仅10岁时，与母亲一同离开英格兰，前往荷兰和未来的夫君一家住在一起，同时期的其他公主前往他国准备结婚时也大抵是这个年纪。王室父母会经常与子女通信，或者赠送他们礼物，有时还会亲自探望孩子们。在20世纪，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从小就入读寄宿学校，远离父母完成学业。对威廉和凯特的子女而言，他们的成长历程与先前王室后代不同的是，在其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里，父母一直陪伴着他们。有猜测认为，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上小学时会选择走读的形式，这样晚上和周末就可以在家中度过。不仅如此，威廉和乔治不太可能像以前的王室父子那样陷入王位之争，而且夏洛特还可以与哥哥享有同样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在过去的
1 000年里，公众对王室教育的审视成为亘古不变的主题。在欧洲，只要有王室存在，每个人对王室育儿方式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乔治王子的安全座椅，夏洛特公主的帽子，这仅仅是威廉和凯特的育儿方式置身公众视野的开端，千禧年间的王室父母还将在历史长河之中镌刻特有的印迹。
2016年1月，乔治王子入读安墨堡附近的蒙特梭利幼儿园。2013年小王子出生后，剑桥公爵威廉和公爵夫人凯特在这处位于诺克福郡的这栋乡郊别墅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乔治是王室第二代人中，在学前班接受教育的第一人，而且他只有两岁半，比威廉王子当时入学时年龄更小—威廉在3岁3个月时就读于肯辛顿宫周边的一所学校。
乔治王子第一天入学就笼罩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因为将小王子经授权的照片公布给媒体，这种情况很罕见。这些照片都出自凯特王妃之手，她在女儿夏洛特公主6个月大时，也为她拍摄了很多照片。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以来，王室就开始自己拍摄家庭照，而凯特常常扮演官方摄影师的角色，通过照片向公众展示王室形象。凯特亲自上阵为儿女拍摄照片，这恰巧是与凯特同龄的很多年轻伉俪乐此不疲的事情。
乔治是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出生于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位王位直接继承人。在社交媒体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父母经常在脸书和照片分享上掀起“晒娃”风潮。异于多数孩子的是，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粉丝团。2013年7月23日乔治王子降生，而在几周前，全球各界的媒体聚集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的林都私人院区的妇产科中心，迫不及待地渴望捕捉到新生儿第一张照片。英国王室在推特和白金汉宫大门背后的传统画架展板上向天下昭告了这一喜讯。乔治王子第一次在医院外面公开亮相的照片风靡全球，成为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报道。民众期望能够经常看到有关小王子成长点滴的视频和照片—从懵懂的婴儿到蹒跚学步，但威廉和凯特对家庭隐私极为保护。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偶尔也会出现在正式场合，最受瞩目的就是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寿辰庆典之际，他们同时在白金汉宫阳台上现身。在公众眼中，和其他同龄的王室成员相比，如瑞典的埃斯特拉公主，他们出现的次数少之又少。因而，威廉和凯特在出访时，倘若在非正式的交谈中提到两个孩子的趣事，毫无例外就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夏洛特出生之前，凯特王妃最后一次进行王室活动期间，旅行顾问克劳迪娅·戈登曾问她：“乔治王子对于即将出生的新成员是否感到激动，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她说乔治王子还是个学步的小孩，却不停地喃喃自语。”从王室生活的片段中，很难挖掘到乔治和夏洛特的成长方式，民众有时只能把威廉和凯特看作普通的年轻夫妇。
虽然乔治是未来的君主，他还是需要通过教育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威廉和凯特的孩子出生在拥有千余年王室传统的英国，但是他们夫妇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著名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育哲学正中其怀。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大脑能够自然吸收新经验和新思想，因而她提倡儿童根据自己的节奏发展。在《有吸收力的心灵》（The Absorbent Mind）一书中，蒙台梭利提出：
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教孩子，而是帮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如果通过帮助他们，智慧地引导他们，理解并满足其身心的需求，从而能够延长吸收性心智的周期，这将是多么奇妙啊！如果我们能帮助个体吸收知识却不知疲惫，那么又该如何为他们服务呢？如果人类发现自己满腹经纶，却不知从何而来，这又是怎样的魔力呢？
19世纪，男爵斯托克马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子女制订了严格的教育计划，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与此迥然不同，她认为乔治和夏洛特与生俱来特定的知识和自我发现的能力。根据蒙台梭利的哲学教育理论，所有儿童都应该遵循同样的学习方式。过去的教育方式，通常根据儿童自身状况和父母的意愿，考虑他们在王室的地位进而强化或者减弱教育方法，而蒙台梭利则不考虑王室继承问题，对王室儿童和普通同龄人一视同仁。
凯特将自己的育儿哲学带到了王室。尽管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都是在英国相对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但相比威廉含着“金钥匙”出生，从小到大一直处在光环之下，凯特的成长历程很不一样。凯特的母亲卡罗尔·戈德史密斯（Carole Goldsmith）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她在英国航空公司担任空乘时与丈夫迈克尔·米德尔顿（Michael Middleton）邂逅。夫妇两人创建了一家邮购儿童派对用品的公司—“派对行头”，成为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源自“派对行头”和迈克尔的祖母—一位羊毛制造商女继承人奥利芙·勒普顿（Olive Lupton）创建的信托基金会的收入为凯特和弟弟妹妹提供了充足的财源，使他们能够在精英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们都和家人一起度过。凯特和妹妹皮帕（都曾就读于英国伯克郡本格伯恩市的圣安德鲁斯预科学校）。据教过她们的教师丹尼斯·奥佛德（Denise Allford）回忆，米德尔顿一家经常一起到英国湖区度假，“她们住的一间小屋，没有水，也没有电，但是两个姑娘乐此不疲地谈论着美妙的假期……回来时肤色也没晒黑。他们大多时间都会在英国度假，这种接地气的生活态度是米德尔顿一家特有的风格。”
凯特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读书时，与威廉王子坠入爱河，但是与家人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她依然经常和家人去度假，毕业后还进入家族企业“派对行头”担任摄影师。威廉尤为羡慕米德尔顿家人之间这种无微不至的纽带，也渐渐走进凯特的生活。作为父母，威廉和凯特也试图在自己的小家庭中重塑米德尔顿家那种安宁与稳定，因此他们大多时间都陪着儿子乔治和女儿夏洛特。
威廉和凯特的社会背景以及米德尔顿家族的亲密关系，促使英国媒体不禁审视，凯特的原生家庭会对乔治和夏洛特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英伦玫瑰”戴安娜与母亲和姐妹的关系一度跌入谷底，但是凯特从结婚到为人母，与家人感情都非常好，而且威廉和米德尔顿家的关系也很好。威廉和凯特也一改王室以往的假日传统，确保两个孩子既可以参与王室安排，又不会错过米德尔顿家族举办的庆祝活动。2016年，凯特和两个孩子没有陪同女王前往教堂做礼拜，而是与米德尔顿夫妇一起欢度复活节。威廉和凯特与王室其他成员在桑德林汉姆庄园欢度平安夜之后，又在安墨堡举办了圣诞午宴。如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和安妮·博林等嫁入王室的其他“平民”家庭一样，民间也流传着各种有关米德尔顿家族野心的猜测，尤其是对女儿产生重要影响的卡罗尔·米德尔顿。《城乡导报》认为，凯特代表着与王室和贵族联姻的英国上层阶级，或是“上层米德尔顿阶级”，而“母亲当之无愧总是成为其中的战略家。她们等同于当代的‘虎妈’……你们可以想象，在一面庞大的社交网前，她就像丘吉尔一样缓慢而有条不紊地将孩子在恰当的时间带入最正确的地方”。
卡罗尔·米德尔顿时常造访安墨堡，由此媒体还揣测乔治和夏洛特与祖父查尔斯又能够相处多长时间。然而，在英联邦国家，米德尔顿家族受到的“拷问”就相对较少了。在英国之外，“中产阶级”这个词并不适用于像米德尔顿这样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同19世纪和20世纪盛行于王室的育儿方式相比，存在于凯特家族的这种亲近感也颇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2016年，威廉和凯特带着孩子们出访加拿大，他们制定了周密的安排，从而能够在维多利亚市的政府大厦里与乔治和夏洛特度过大部分夜晚，这受到民众的一致赞许。
威廉和凯特婚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主要是21世纪儿童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欺凌和有效治疗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王室成员一贯都是慈善组织的赞助人，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哈里王子赞助的皇家基金会主要专注于3个核心问题：自然资源、武装力量及青少年。威廉尤其关注校园欺凌问题。2015年9月，威廉王子参加了由“戴安娜奖”主办的“重返校园”反欺凌大使培训项目，而“戴安娜奖”以威廉王子的已故母亲戴安娜王妃命名。培训期间，威廉王子表态，如果他目睹任何同性恋欺凌事件，将会当面与施暴者对质并揭开自己的家庭身份，他还写下5个最重要的人—妻子凯特、弟弟哈里王子、父亲查尔斯、祖母伊丽莎白女王和祖父菲利普亲王。2016年6月，在奥兰多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威廉王子成为第一位登上同性恋杂志封面的王室成员，他说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因性取向受到欺凌。”凯特也曾多次发表演说，支持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进行有效的治疗。在2016年2月的儿童心理健康周，凯特发布了一段视频，说道：“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应该是自信满满的，在面对人生的荆棘时不会畏缩退步，能够勇于克服任何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从孩提时，我们就会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这种达观恰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能力。”
威廉和凯特对受欺凌和患有精神疾病孩子的关注表明，他们希望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能够在一个安稳平安、互助互爱和尊重个体个性的环境下健康成长。正如2016年，威廉在父亲节那天为英国精神健康慈善机构所作的一篇文章中所述，“父亲节这天，我开始审视自己对父亲身份的理解以及各行各业的父亲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想说的是，我渐渐发现，作为一名父亲，不仅需要照顾两个孩子的身体，更要把他们的精神需求作为重中之重优先对待。”威廉和凯特将孩子看作有个体需求的特殊人格，这在王室育儿的历史上很少见。
威廉和凯特想让两个孩子尽可能地经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作为王位直接继承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包括他们出生之前就存在的性别中立继承改革和苏格兰独立。自中世纪以来，女性在王位继承顺序上的位次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权之争一直饱受争议。迄今为止，这仍然是王室年轻一代生活的一部分。如今，整个欧洲王室对王位继承的态度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对乔治和夏洛特这一代王室儿童的成长也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君主制的建立已经不再需要强大的军事领导，而且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君主比女性更合适。在英格兰，关于财产继承的普通法支持男嗣优先长子/女继承权。1701年设立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年幼的男性优先于其姐姐享有王位继承权，因为在世袭君主制下男嗣优先长子/女继承权几乎得到普遍认可。一直到乔治六世统治时期，未来的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假定继承人，而不是法定继承人，而王室也从未册封她为“威尔士公主”，因为这个头衔特指威尔士王子的配偶，而非君主的
女儿。
欧洲的其他王室，要么遵循类似的继承模式，要么对女性继承王位进行更严格的限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欧洲王室更改继承法，采用绝对的长子继承权，从未确保君主的长子，无论性别如何，都将继位为王且需抚养后代。第一个引入继承改革的国家是瑞典，当时的“女王”克里斯蒂娜曾努力平衡自己身为女性，却又是统治者的身份。根据1810年的《王位继承法》，拿破仑·波拿巴的将领—贝纳多特（Jean Baptiste Bernadotte）元帅及其男性后嗣独享王位继承权。1980年，瑞典议会对1810年的《王位继承法》进行改革，确立了长子继承权。当时，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维多利亚公主和卡尔·菲利普王子。瑞典的继承法改革改变了现行的继承顺序，维多利亚公主取代弟弟成为女王储。据报道，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对这项改革极为不满，因为其剥夺了儿子现有的继承地位。改革23年以后，国王在瑞典电视节目前郑重发言：“具有溯及力的宪法是相当奇怪的。”瑞典的继承法改革已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继承地位，如今瑞典王储维多利亚的女儿埃斯特尔也拥有一个弟弟。
在英国和英联邦国，王位继承法改革更是困难重重，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不仅是英国元首，还是其他15个英联邦国的国家元首。随着荷兰、挪威、比利时、丹麦和卢森堡相继引入绝对的长子继承权，关于16个国家在共享一个君主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王位继承法改革的相关讨论日益白热化。2009年，时任保守党领袖，之后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公开解释，“女王不单单是英国的女王，还是所有英联邦国的女王及国家元首。因此，改革可谓步履维艰。”
英联邦政府的首脑对改革也毫无兴趣。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2011年的竞选活动中表示：“现任王位继承人是一位男性（查尔斯王储），下一任也是男性（威廉王子）。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每一个加拿大人都不想讨论君主制，更不想就宪法问题展开辩论。”不仅如此，在21世纪伊始，威廉和凯特的孩子将会成为加拿大君主，这似乎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威廉和凯特结婚当年，关于继承改革的争论显得更加紧迫。为了避免瑞典发生追溯性的宪法改革，改变现有的继承顺序，继承改革进程在威廉和凯特成为父母之前就开始了。2011年10月，英联邦国领导人在澳大利亚珀斯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就采用绝对的长子继承权大体上达成一致。不同于瑞典国王，伊丽莎白二世似乎赞成改革，她出席了会议，还在演讲中提出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她讲道：“性别平等激励我们寻求到最佳的方式，帮助女性更加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媒体乐观地认为，继承法改革已经尘埃落定，威廉和凯特的长子也将继承王位。
直到2015年3月，2011年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商定的继承改革方案才开始生效，这时距夏洛特公主出生还有一个月。进入21世纪，君主国对绝对长子继承权的重要性普遍达成共识，但是改革的进程还是牵动了人们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担忧。在英国，伴随着继承改革而来的还有王室的土地继承问题，这些土地都是从14世纪传下来。自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君主的长子自出生之日起就获封康沃尔公爵的头衔，并通过属于公爵领地的大量土地享有经济上的独立。
2014年初，威廉在剑桥大学完成为期10周的农业管理课程，为继任父亲查尔斯现任的康沃尔公爵头衔提前做准备。时任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于2013年提议的《王位继承法》饱受诟病，因为法案没有考虑到本属于君主或王位继承人的王室土地，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王室公主继位成王，而她的长兄或弟弟继承了应归属女王的康沃尔公爵领地。克莱格认为，一旦王位继承改革全部到位，这些细枝末节都将会迎刃而解。
康沃尔公爵领地的前景让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性别是如何影响英国贵族头衔的继任，而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所有的头衔都会化为泡影。电视剧《唐顿庄园》的编剧朱利安·费罗斯是贵族爵位改革的支持者之一，他说道：“如果我的妻子埃玛·基奇纳·费罗斯生下来是个男孩，那么现在已经是喀士穆基奇纳第四代伯爵。”在英国王位继承改革之争的余波下，一个运动组织悄然兴起，游说议员赞成绝对的长子继承权，从而确立贵族爵位的继承问题。虽然这项运动没有促成绝对长子继承权的立法，但是在上议院一位下院议员的议案中，提议所有贵族爵位的继承都要取决于男嗣优先长子继承权，这将防止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贵族爵位也没有合法继承人。贵族爵位继承法案没有像王室继承改革一样，赋予女性爵位继承权，但是法案的通过对王室后代意义深远。英国安德鲁王子的头衔是约克公爵，一旦他逝世，头衔将归还给君主。根据法案条款，头衔将授予安德鲁王子的长女阿特丽斯公主，并由她的继承人沿袭，因而君主的第二儿子不可能再次获封此爵位。
在英联邦国家，继承改革又提出新的问题—英联邦国家的未来以及君主在联邦政府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在女王统治的英联邦国家，国家元首采取多种方式实施继承改革。加拿大通过一项法案，就变更2013年制定的《王位继承法》中的部分条款达成一致。然而，这一法案颇受争议。加拿大宪法要求对“女王、总督和副总督的办公室”一则进行修正，改由每个省的立法议会授权，而非联邦政府。1931年，英国国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令》确立了加拿大独立主权国的地位。因而，21世纪的今天，加拿大政府是否“认可”英国宪法也成为悬在人们脑海中的问号。不仅如此，国会并没有针对女王办公室的问题征求各省意见，因而这项立法在魁北克省面临法院的挑战。2016年2月，魁北克省高等法院裁定，加拿大无须重新修改宪法，也不需进行继承法改革，这一诉讼将由魁北克上诉法院审理。在澳大利亚，每个州也相继通过法案。2015年，西澳大利亚州通过继承法案，继任改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乔治王子出生之前，继承改革草创未就，直到乔治蹒跚学步之际都没有结束。有关性别平等和英联邦国君主制的作用引发了广泛的辩论，而未来的君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度过了自己的
幼年。
当威廉和凯特宣布喜添男丁的消息时，正值英国继承改革的国际争议期，而他们再次宣告第2个孩子将在2015年春天出生的声明时，又成为关于苏格兰独立争论的一部分。2013年，苏格兰组织独立公投， 以决定苏格兰是否脱离英国独立。而在公投日同一周，肯辛顿宫宣布威廉和凯特将迎来第2个孩子。苏格兰的独立计划保留了女王立宪君主的地位，英格兰和苏格兰也重回1603—1707年的分主共治状态。然而，根据媒体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倾向于维护英国的统一，这意味着对君主制持积极态度的选民，可能会反对苏格兰独立持反对态度。政治漫画中将英格兰和苏格兰讥讽为一对尖酸刻薄的夫妇，苏格兰在一边叫着“我要离开”，而英格兰却回应“我怀孕了”。2014年9月，苏格兰公投决定留在英国。有媒体猜测，对王室宝宝即将到来的热情鼓励了一些选民，他们选择继续支持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政治联姻”。
人们已经开始纷纷猜测，威廉和凯特是否会为王室再添一喜。凯特姐弟三人，而且感情非常好。在欧洲，王室有日益壮大的趋势。荷兰的威廉·亚历山大与马克西玛王后育有3名子女，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和玛丽王妃与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玛蒂尔德王后一样，有4个孩子。如今，王室子女与其他特权家庭子女的成长历程更为接近，但王室子女降生仍具有独特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如果威廉和凯特想要壮大王室家庭，那么第三个孩子可能会重燃数百年的论战—继承王位希望渺茫的年轻王室成员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不仅如此，随之而来的政治事件，包括英国在欧盟和英联邦国的地位都可能影响公众对王室新生儿的态度。2016年6月23日，英国针对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英格兰和威尔士纷纷选择脱离欧盟，而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则坚持英国留在欧盟。正如2014年威廉和凯特第二次公布孕事时，苏格兰即将进行公投，如果王室再次传来喜讯，很可能会增强民众对联合王国凝聚力的信心。在21世纪，如果不考虑他们在英国、欧洲和英联邦的政治争论中所处的地位，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弟弟妹妹们依然会在新型王室育儿方式下健康幸福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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