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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868457
有趣·好懂
一本书看清乱世流离300年
畅销10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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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色。
作为一本普及性读物,作者尊重史实,运用 “历史心理学”的叙事方法,分12个专题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进行阐述,具体包含东晋门阀政治、汉化及少数民族真改革、“侯景之乱”、佛教、经济差异、淝水之战、“八王之乱”等。
作者不仅对学术界已有的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介绍,还进行了补充。对认为讲得不到位的地方或不妥当的内容,也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或提出质疑。
比如,作者认为“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应该是赵王司马伦,而不应该由贾后来承担罪责。
比如,对于“清谈误国”,作者认为笼统地说是将“清谈”一棍子打死的,既不准确,也不公正。“清谈误国”从根本来讲,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用人失误,不应该将国家政权交给以清谈来逃避社会责任的人去掌管。
讲 乱世流离 9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色 9
一、纷繁的历史头绪 10
(一)令人目迷五色的“魏” 11
(二)何止“五胡”“十六国” 12
二、诡异杂乱的史料记录 14
三、汹涌的移民浪潮 18
(一)安居梦的破碎 19
(二)三次人口流动高潮 20
(三)偏安江左的移民政权 21
四、血腥多变的政局 23
(一)频繁的朝代更替 23
(二)残酷的自相杀戮 25
第二讲 八王之乱 29
——西晋短命而亡原因的分析 29
一、“八王之乱”与皇后贾南风 29
(一)乱天下者,岂止八王 29
(二)被黑化的皇后贾南风 30
(三)夺位之争与诸王混战 35
二、宗王出镇与“八王之乱” 38
(一)实力孱弱的西晋诸王 39
(二)拱卫皇权的都督 42
(三)庸才不堪大任 44
三、“八王之乱”的后果 45
第三讲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48
——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构造 48
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建立 49
(一)司马越与王衍的合作 49
(二)“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形成 52
(三)陈敏败亡与晋室南渡 55
二、南朝的门阀制度 57
(一)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57
(二)江南士族没落的三大原因 60
(三)江南士族的消失 63
三、北朝的门阀制度 63
(一)推崇高门与胡汉合作 64
(二)自矜门第的世家大族 67
第四讲 清谈与名士 68
——魏晋南北朝士人的精神世界 68
一、何谓“清谈” 68
二、如何清谈 71
欲知名士如何清谈,首先就要了解清谈的主要内容。 71
(一)清谈的内容 71
(二)清谈的形式 72
(三)清谈的氛围 75
三、名士与清谈 77
(一)出身名门,精研“三玄” 77
(二)姿容曼妙,风采迷人 78
(三)才艺超群,个性不羁 80
(四)服散促死,酗酒寻欢 83
四、清谈误国 86
(一)清谈未必误国亦误国 87
(二)清谈刺激下的纵欲之风 89
第五讲 淝水之战 91
——兼论南北战争与南北政治形势 91
一、淝水之战前的南方形势 91
(一)谢安执政与陈郡谢氏的崛起 91
(二)谢安执政与北府兵的重建 94
二、淝水之战前的北方形势 96
(一)王猛治国与前秦统一北方 96
(二)前秦隐患与苻坚政策失误 98
三、淝水之战 100
(一)三路进兵与决策伐晋 101
(二)朱序献策与洛涧大捷 102
(三)淝水决战与前秦败亡 105
四、淝水之战的性质、影响诸问题 107
(一)统一战争,抑或民族入侵? 107
(二)必然失败,还是偶然致祸? 109
(三)南北俱乱,权力争夺如故! 111
第六讲 文明的诱惑 113
——十六国北朝前期的汉化历程 113
一、胡族的汉化 113
二、胡汉分治 118
三、拓跋鲜卑的早期汉化 121
四、崔浩事件——北魏太武帝时期的汉化与反汉化 126
第七讲 走向文明 133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133
一、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权力争夺 133
(一)冯太后听政 133
(二)献文帝禅位 135
二、冯太后改革 137
(一)推行俸禄制,整饬吏治 138
(二)颁布均田令,发展农业 139
(三)建立“三长制”,整顿户籍 140
三、孝文帝迁都洛阳 141
(一)孝文帝早年生活经历 141
(二)迁都过程中的感情因素 142
(三)北魏洛阳时代的开启 143
四、全面汉化 145
(一)禁胡语、胡服 145
(二)改籍贯、姓氏 148
(三)改郊祀宗庙礼乐 150
(四)改官制、定律令 151
五、汉化过程中的阻力及评价 152
第八讲 “六镇之乱”“河阴之变”与胡化逆流 155
——尔朱氏集团兴衰的政治与文化考察 155
一、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的尔朱氏 155
(一)平城时代的尔朱氏 155
(二)尔朱氏留守秀容川 158
二、尔朱氏之兴起 160
(一)尔朱氏军政集团的形成 160
(二)尔朱氏集团的三大成因 162
三、尔朱氏集团衰败原因考 165
(一)集团内部矛盾 166
(二)领导素质欠缺 167
(三)政治决策失误 168
(四)胡汉文化冲突 170
四、尔朱氏兴衰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172
(一)政治后果:北方的东西对峙 172
(二)文化后果:北朝的胡风盛行 173
第九讲 血染的皇冠 177
——南朝“荒主”与宫廷政变 177
一、刘宋“荒主”何其多 177
(一)千古奇冤刘义符 177
(二)弑父篡位“元凶劭” 180
(三)知古明今前废帝 182
(四)“败德秽行”后废帝 185
二、齐、陈“荒主”何其冤 186
(一)孤家寡人萧昭业 186
(二)才情两得萧宝卷 188
(二)名实相副陈叔宝 191
三、赵翼论点何其偏 192
(一)哪朝皇帝不杀人 192
(二) 自古帝王多败德 196
(三)从来皇家多佞臣 197
第十讲 梁武帝政治与“侯景之乱” 201
——兼论“侯景之乱”对南北政局的影响 201
一、梁武帝其人其政 201
(一)才艺绝伦 202
(二)政策失误 203
(三)性格弱点 207
二、侯景之乱 208
(一)用人不察,北伐失利 208
(二)接纳侯景,开门揖盗 210
(三)建康沦陷,饿死台城 211
三、“侯景之乱”与南北政局 213
第十一讲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2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社会 220
一、佛教与东晋南朝的政治 220
(一)“沙门致敬王者”的争论 220
(二)“八关斋”与法会 224
(三)僧官的设置与僧尼干政 226
二、佛教与十六国北朝政治 228
(一)十六国政权与佛教 229
(二)北魏政权与佛教 233
三、南北朝的反佛 237
(一)东晋南朝的反佛 238
(二)北朝对佛教的理论批判 241
第十二讲 南北朝的差异 244
一、南北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 244
(一)人口管理方面的差异 244
(二)南北土地制度的差异 247
(三)南北商业的差异 251
二、南北门阀士族的差异 255
(一)南朝的门阀士族 255
(二)北朝的门阀士族 257
三、南北兵制的差异 259
四、南北学风的差异 260
内容概要 262
后记 266
再版序
拙撰《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初版于2009年,迄今已近十年,如今博瑞森图书决定将其再版,并希望笔者写一篇序言,置诸书前。说句实在话,这本小册子能够再版,为笔者始料所未及,些微诧异之余,我也感到确实有些话要讲,权充再版序言吧。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初版缘起,始于2006年,依稀记得是业师黎虎先生所赐机会。当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历史大讲堂”系列丛书,鉴于黎先生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们恳请先生担当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的撰写任务。然而,其时黎先生的学术研究任务十分繁重,不仅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同时又展开对长沙走马楼吴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根本无暇分身。辱承先生垂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写作任务。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是有些犹豫的,因为担心自己功力不及,写不出一本令读者满意的书来。不过,先生对我倒是挺有信心,倾向于我能够领受此任,因此给予了我热情的鼓励。对于先生的良苦用心,我很快就领悟过来,先生大概是希望我以此为契机,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脉络进行一番系统梳理。于是,在稍作思考之后,我回复先生,表示愿意承担此事。
根据书的性质和所要面对的读者群,图书首先就是要求语言通俗晓畅,可读性较强,不仅要让稍具历史常识的人读得懂,而且要让他们喜欢读。同时,这又是严肃的历史读物,不能戏说历史、误导读者,必须向每一位读者传达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对于出版社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我认为都是十分合理的、确当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的确需要很多可读性好的、高质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我这样说,并非应景的违心之谈,而是来自于感同身受的真实体会。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所读过的一套历史读物,内容是关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山东省的一家出版社所出版,具体已经记不清楚了)。老实说,我后来对古代文史特别感兴趣,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比较敏感,与小学期间的这段经历应当有些关系的。还记得当时我读过之后,总是要给身边的小朋友讲述,而且往往讲得活灵活现,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听我讲这些历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场景竟宛若目前。
再后来,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历史评书,如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杨家将》,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都曾令我着迷,而且基本能够做到入耳不忘、出口成诵。彼时收音机还属于高档家电,村里只有很少几台,大人们忙于农田劳作,自然没有功夫在播放的时候听讲,便常常只能由我再说给他们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的三舅,他也是一个评书迷,没事的时候经常让我给他说上一段,而我也总是能够不负期望,将听过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复述出来。现在想来,我的一些历史常识,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普及读物和评书所获得的。不过,那个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自己竟然走上了专业的历史研究之路。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与儿时的这段经历是不是有某些联系,我不敢断言,但我从小就对历史读物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某种特别的敏感,确非虚语。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历史的本质由人类活动所构成。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又直接决定了历史内容的丰富多彩,因此,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原本应该有着十分生动有趣的一面。但长期以来,我们的专业历史研究,却是曲高和寡,甚至显出一副冷漠高傲的面孔,尤其是各级教科书,让孩子们早早就失去了对历史的喜爱和学习的兴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表明我们的历史教育确实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此外,绝大多数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对于普及性的历史读物长期心存偏见,不愿意在普及大众历史常识方面投入精力。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历史教育、历史研究的导向性则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以笔者来说,尽管我对历史普及读物一直心存喜爱之情,但由于专业或职业的缘故,却一直没有在这方面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所撰写的都是专业性的学术论著,而且由于经年累月的专业性写作,所以想要很快转换文风,改写通俗性、普及性的历史读物,确实存在较大难度。
这种“难”,很大程度上就难在写作的心理方面。就我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以考证性的文字居多,尤重史料的考辨与分析,基本上没有可读性。至今清晰地记得,2007年签订出版合同以后,为了撰写这本《两晋南北朝十二讲》,还特意网购了几本当时颇为流行的历史读物,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不过,到我真正动笔的时候,却发现所购的这些书籍根本不能给我提供有益的借鉴。不知是否出于媚俗或哗众取宠的目的,它们多数对历史进行了“戏说”或“歪解”。于是,我立即将这些流行读物弃如敝屣,因为我的书架上向来不保留这类三观不正的“畅销书”。经过反复思量,我感到还是必须从原典入手、从经典入手,设计出能够体现魏晋南北朝历史特点和脉络的十二个专题。
历史既然是由人类活动所构成,那么,对历史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理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不敢或不愿接受这个方法。可以说,当时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此是有所考虑的,那就是《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作为一种面向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读物,对于史料考据的要求既然不是特别严苛,何不尝试着运用一下“历史心理学”的叙事方法?
当然,对于“历史心理学”方法的运用,必须恰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对史料作过度解读,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的道理。所以,在撰写的过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能信马由缰,肆意妄言。如今回过头来再看,我确信自己当年在《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叙事中,对“历史心理学”方法运用限度的拿捏,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尽管在每一讲中都有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揣摩或分析,但平心而论,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揣摩,还是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分析,都通乎其情、达乎其理,从不为了刻意追求所谓标新立异,更没有用自己的想法去“意淫”古人,从而得出一些耸人听闻式的“创新之见”。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所作的“历史心理学”方面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
对于这本普及性读物所存在的不足,我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由于《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并非自己研究所得来的专题论文,因此,除讲以外,其他专题都以很大篇幅,对学术界已有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或介绍。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些专题多为人尽皆知的史实,如“八王之乱”、“门阀政治”、“淝水之战”、“孝文帝汉化改革”、梁武帝与“侯景之乱”等,大凡稍有历史常识,对它们都应该有所知闻。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史实或事件,前辈学者或当代学人多有高水平的论述,往往代表了该专题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例如,“淝水之战”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南方北方的社会形势、南弱北强的社会格局、北方不能过早统一全国的原因等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讲演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就已经有精辟的阐释,而且迄今仍属不刊之论(见万绳楠先生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再如,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问题,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的相关阐释和论点,也代表了这个问题研究在目前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因此,在讲述上述专题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可能提出更为高明的看法。既然在这些问题上,提不出超越前辈学术水准的观点,又何必多费唇舌地强为说辞呢?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将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及观点讲述出来,供读者诸君自己判断。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讲述这些专题的同时,我还是有所补充的。对于其中我认为讲得不到位的地方,还是要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对于我认为讲得不妥当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提出质疑或说出自己的看法。总之,对于前辈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成就,既要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又不能出于对前辈“权威”的景仰尊敬,而对他们的学术观点作毫无限度的迷信或神化,一切都必须以尊重史实为前提。
是为序。
李文才
2018年元月5日小寒之夕于扬州瘦西湖畔玄素阁
四、清谈误国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清谈误国”这句话,那么,是谁先说出“清谈误国”的?实际上,这个罪名并不是后人追加的,而是当时清谈名士们在“痛定思痛”之后的共识。例如,素有“口中雌黄”美称的大名士王衍,在被石勒俘虏之后,石勒准备杀他,临死前他说:“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这是王衍不打自招。
史书还记载,王衍被俘以后,对石勒说自己从小就不问政事,还劝石勒称帝,希望石勒能够放自己一马。石勒听完很生气,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当天夜里,石勒就派人把墙推倒,埋杀了王衍。
东晋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即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东晋政治家、军事家,东汉名儒桓荣之后,宣城内史桓彝长子),北伐时路过淮泗,和部属登上平乘楼,远眺中原,不由感慨万端,说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字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随从袁虎说:“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从此之后,历代论及“清谈”,必言“误国”。虽然偶有袁虎这样的持不同意见者,但终究是少数,“清谈误国”也就成为历代学人的一个共识。
(一)清谈未必误国亦误国
那么,“清谈”是不是必定“误国”?“清谈”又是如何“误国”的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清谈”只是一味的“误国”,魏晋南朝的皇帝们对此真的会一直不闻不问,任由它持续下去吗?
所以,笼统地说“清谈误国”,将“清谈”一棍子打死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公正。如果“清谈”除了祸国殃民、一无是处,统治者不会听之任之,而肯定要加以禁止。但实际上,不仅当时的许多执政者本身就是热衷于清谈的名士,就连皇帝有时也会兴致勃勃地参加清谈盛会。如东晋名相王导、谢安,二人都是国家的顶梁柱石,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清谈家,都有很高的清谈水平。
以谢安为例,他从青年时即善谈玄理,从政以后依然热衷于清谈玄学。他对于当时流行的“清谈误国”之说很不以为然,并公开为清谈辩护。谢安认为,西晋灭亡,其罪不在于清谈。据记载,有一次谢安和名士王羲之一起登上建康的冶城,举目四望,但见天水相连,这两位名士不由得同时浮想连翩。王羲之说:“眼下正是多事之秋,人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地为国效力,清谈荒废政务,浮文妨碍大事。恐怕不应当再这么清谈玄言了吧?”谢安当然明白王羲之的弦外之音,就回答说:“秦朝用商鞅之策,严刑峻法,实际倒是实际了,可是却二世而亡,难道这也是清谈之过?”
根据对宋、齐、梁、陈四朝政治人物的综合考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臣,都对清谈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者本身就是清谈名士。南朝皇帝中,有不少人也对清谈很感兴趣。如宋武帝刘裕,虽然出身粗鄙、学养水平甚低,却也“好清谈于暮年”;宋孝武帝刘骏猜忌成性,却对清谈名士格外垂青。
在所有帝王中,有代表性的是梁武帝萧衍。萧衍在年青时候,曾与当时的著名文士王融、沈约、谢眺、任昉等人,以文学清谈受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敬重,号称“竟陵八友”。梁朝建立后,萧衍以九五之尊,不但支持、鼓励清谈,还亲自参加清谈,并将清谈大会搬到皇宫举行,让儒、释、道三教高手辩论高低。兴致上来的时候,他自己也跳上讲坛,高谈阔论一番。大家要知道,梁武帝除了晚年有些昏聩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很能干的明君英主。
清谈发展到陈朝,又呈现出不同于前的新面貌,与宋、齐、梁各代相比更有组织性了。如公元579年,朝廷还专门在皇家的辟雍殿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清谈大会。不难想象,“清谈”倘若真的只有“误国”之害而别无长物,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另一方面,“清谈”确实也曾“误国”。清谈误国发生在西晋时期,这是因为当时国家政权掌握在这些清谈家的手中。陈寅恪先生说得好:“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怎样理解陈先生的这段话呢?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一所大学里,有几个清谈玄虚的教授,虽然不一定有助于学术自由风气的建立,但肯定不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的日常运转,但是如果学校的校长或书记也整天夸夸其谈,那么,这个学校肯定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垮掉。
就清谈在魏晋南朝的发展过程来说,只有西晋的时候,是清谈名士在政治上掌握大权的时代,其他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真正的当权者几乎没有纯粹的谈玄名士。诚然,东晋王导、谢安均是清谈好手,但同时他们都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政治家,在政治上都非常务实。他们喜欢清谈只限于学术讨论的层面上,不会因为清谈而耽误国家大事。至于宋、齐、梁、陈,纵然皇帝达官也时不时地流露出对清谈的兴趣,但都很有分寸,不让玄谈名士插手实际政治。他们需要的只是把清谈作为政治的点缀,或者是为了满足一下附庸风雅的心理需要。既然清谈名士在国家政治运作上无足轻重,那么国家的治乱兴衰,又与清谈何干,“清谈”又如何谈得上“误国”?
可是西晋不一样,像王衍这样的人,竟然当了宰相,他可是除了空谈玄理而没有任何治国理政之才的“空头理论家”啊!王衍从小即享盛名,因为他除了风度翩翩外,还非常聪慧,极善夸夸其谈。在起初的时候,王衍谈的是战国纵横之术,说起来可真是慷慨激昂、天花乱坠,听上去很有张仪、苏秦的长策和鲁仲连的胸襟。当时恰好赶上边境多事,于是就有人向朝廷推荐王衍,朝廷便任命他为辽东太守。面对这个情景,王衍退避三舍,坚决推辞不干。从此之后,王衍便改变了清谈的内容,再也不论世事,而是改谈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老、庄玄学了。
王衍这么做,当然是在逃避社会责任,而且这种逃避责任的态度从此贯穿了他的一生。凭着过人的聪明、雄辩的口才,再加上高贵的门第,王衍很快就博得了高名美誉,成为士林推崇的清谈领袖。像王衍这样华而不实的浮华之士,如果让他只是这么清谈玄虚,对国家的政治确实无益,却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可是,西晋朝廷却对他委以重任,让他一直做了宰相这样的高官,可想而知,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西晋的政风会是一种什么模样?所谓“上行下效”,西晋官僚机构,自台郎以下,“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西晋官场,甚至从台郎这样的小官以下,都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政务,而以崇尚清谈玄虚为高明。“清谈误国”对于西晋来说,确实是历史的深刻教训!但如果追本穷源,统治阶级的用人失误,才是西晋亡国的根本原因,因为国家政权本来就不应该交给王衍这样的人去掌管!
(二)清谈刺激下的纵欲之风
如果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说,“清谈误国”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是因为“清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纵欲风气的形成,造成了社会风气的堕落。
众所周知,清谈名士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所以社会上的年青人就拼命地模仿他们,摆出一幅名士的派头,结果魏晋南朝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假名士,因为他们只学到了表面上的东西、只学到了名士的做派,而学不到名士的精髓、学不到名士的真性情。如,大名士王衍的容止、动作、甚至是咳嗽声,都是洛阳青年的模仿对象。他们也附庸风雅,手拿麈尾,模仿着王衍的一举一动,或者煞有介事的咳嗽几声,仿佛自己真的成了超凡脱俗的名士!
真正的名士是学不来的,因为名士毕竟得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即使是夸夸其谈,肚子里也得有话可说,至少也得读过“三玄”、诸子。而且在魏晋南北朝的众多名士中,确实还有许多像王导、谢安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材,就连那个后来造反的武人王敦,从精神上来说,也是有名士气质的!所以我们说,真名士是真正的有才华,像王猛那样,一边伸手在身上摸着虱子,一边和苻坚谈论治国方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啊!这才是真正的名士风范!
反过来说,一肚子草包,只是东施效颦地盲目模仿,那就只能是假名士、真无赖了。如《宋书•五行志》记载,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常常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聚在一起饮酒,酒足饭饱之后,又在一起“对弄婢妾”、公开集体性交淫乱,如果有谁反对,还会招来他们的辱骂和讥讽。魏晋神仙道教的创始人葛洪(284—364,丹阳句容即今江苏句容人,字稚川,自号抱朴子)在所著《抱朴子•疾谬篇》中,也记述了当时贵游子弟的放荡行为,说他们经常三五成群,携手出游,有时候不向主人通报,就直接就闯进人家闺女的绣楼,对女眷们说三道四、评短论长。如果女眷想躲避,他们就上前拉扯。
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今湖南长沙人)在《晋纪》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丞相王导带领周寔等人,到尚书纪瞻(253—324,字思远,丹阳秣陵即今江苏南京人)家里观看歌伎表演,纪瞻有一个爱妾,歌唱得尤其好听。“寔于众中欲通其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寔看完纪瞻爱妾的表演之后,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就想和她私通,真可谓色胆包天!什么叫“露其丑秽”?大家尽可以想象。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有具体内容,想必是太过于淫秽,撰写者不便形诸笔墨。而周寔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竟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根本不管别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说周寔是真名士,还是老流氓?
所以说,上述的种种行为,表面上看是很潇洒,但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堕落,是假借名士之名,行流氓无赖之实。要是放到今天,也要治他一个私闯民宅、聚众淫乱之罪不可。大家要知道,这些贵族青年可都是名家子弟,是门阀政治未来的接班人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他们,如何能够让人放心?让他们承担治国的重任,什么样的国家都会亡国的!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些行为举止,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括那些真正的名士,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指责。如大名士乐广(?—304,字彦甫,南阳淯阳即今河南南阳人,西晋名士,曾任尚书令),在看到胡毋辅之、王澄等人在洛阳街头裸奔的时候,就嘲讽说:“名教中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意思就是说,真名士,何必用得着这个样子!抱朴子葛洪,就更是大声斥骂:真是伤风败俗之至,并强烈建议政府应该对这种败坏的社会风气加以整饬!
说到这里,“清谈”和“名士”的话题,也得就此打住了。作为中国中古时代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从其发生以后,即颇受瞩目,传统社会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都是和当时的政治联系起来的,只有到了近代学术研究兴起之后,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
就“清谈”的本质来说,它本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在一开始它与实现政治有着密切联系,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与玄学自身的发展演变,清谈慢慢就变成了纸上或口中的玄言,与现实政治也就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从而成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到了这个时候,清谈也就真正变成了“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此话虽然不免过激,但精神实质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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