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外交家伍廷芳（民国外交家丛书）

伍廷芳（1842~1922），晚清、民国外交家，法学博士。从1882年起到1911年止，在仕清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伍廷芳以一个新型官员的身份，从事荐西学、筑铁路、办外交、改法制等实践活动，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民军总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为推翻清政府立下了不世之功，皈依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旗帜下，直至生命结束。

一、主编介绍：

石源华, 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二级教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外交史新著》（全3卷）、《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外交史辞典》（主编）等，尤关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位民国外交家传记”，主编《中国十外交家》、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7卷，主持《世界知识》“民国外交人”专栏百余期。8次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论文奖。

二、作者介绍：

张礼恒，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现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目前侧重于近代中日韩三国外交研究。在《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6部。先后获得山东省教育厅优秀专著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联专著三等奖、二等奖等。

丛书总序/ 石源华

章 风雨沧桑路

生在南洋

智脱匪巢

远遁科举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踏上西学路

中国办报人

基督徒家的乘龙快婿

第三章 中国首位留学博士

入林肯法学院

拜会郭嵩焘

不应诸侯罗聘

第四章 任职香港的酸甜苦辣

华人领袖“伍叔”

以法作剑护华民

废笞刑与争免剖尸案

离港北上

第五章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

洋务派的“智囊”

为处理“长崎事件”出谋划策与东洋魔鬼打交道

换约全权大臣

第六章 初次出使美国

饯别香港

抗议美国“排华法案”

西班牙之行

义和团运动的辩护律师

奉命缉捕梁启超

第七章 再任驻美公使

重返美洲大陆

调侃罗斯福

永远的朋友朗维勒

拜访大科学家爱迪生

折冲樽俎南美行

缔结中秘条约

第八章 新世纪来临前夕

“没有辫子的食肉兽”

民军外交总代表

南北和谈初定国基

与陈其美打赌

反对袁世凯称帝

第九章 在民国外交总长任上

黎元洪的支持者

短命的“内阁总理”

“头可断，法不可违”

携印信离京出走

第十章 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应邀南下

“伴食总裁”

“关余案”风波

竭诚辅佐孙中山

噩耗在叛乱后传出

盖棺定论

附录一 伍廷芳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寒冬日本行

                                                                         总      序

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比起他们的先辈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是在封闭的“大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外交家曾经历了三个时代。笔者在研究中着意于将民国职业外交家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说明和论证民国职业外交家新的历史特征。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早在秦汉以前就与周边邻邦及中亚细亚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中国的对外联系远及西方，相传曾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盛唐时代，中外交往进入鼎盛阶段，远近前来通好的国家多达４０余国。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再次形成高潮，元蒙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海陆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中国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驭八荒，怀柔万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郑和七下西洋，交往国家之多，航行规模之大，对外声势之壮，开创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外交家是中国天子的代表，“天朝上国主义”是他们处理外交问题的总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他们观察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 是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夷夏大防”“王者无外”是他们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在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为炫耀封建王朝的权威和盛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除了“朝贡”关系外，几乎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晚清时代，帝国主义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与古代外交家一样，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东来和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不能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应对方策，依然是满脑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把外国来访的使节当作“向化来朝”的“贡使”，甚至为了坚持外国使节不得进京、谒见皇帝须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陈腐的礼仪，与西方国家为此发生严重争执，时间长达150年，不惜牺牲重大外交权益。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昏庸无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态百出，使他们的名字与近代中国外交丧权辱国的耻辱共存于世。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较快地从中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戏。如郭嵩焘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位驻外使臣；曾纪泽虎口夺食，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给沙俄的新疆伊犁领土；杨儒在对俄交涉中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薛福成有智有谋，索还滇缅边境大批国土；黄遵宪尽忠职守，对外交涉成绩卓著等等，尽管他们在整个晚清的外交家中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近代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的某些外交思想和主张也为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

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是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面临着不同的国际背景，背负不同的民族使命，具备不同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贡献，因而他们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彩的个性形象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