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54743
世世代代的俄国人深深着迷和眷恋“圣愚”，然而在埃娃·汤普逊的研究之前，“圣愚”在俄国历史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西方承认。作为美国当代重要的俄罗斯和东欧文化研究学者，埃娃·汤普逊在这本《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通过对政治、宗教、社会、文学等领域中“圣愚”现象的认真梳理，旁征博引，得出了开拓性的结论，即：“圣愚”来自把基督教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行为，成为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双重信仰的*完整、*重要的表现。这一成果，是对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研究创新，有力地探索了俄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是三联书店1998年简体中文版的修订译本，改正了前一版的众多讹误。
红场上，圣瓦西里教堂的拱顶举世闻名，而教堂守护圣人瓦西里的历史行踪却神秘莫测。世世代代的俄国人对他所象征的“圣愚”态度和价值观深为眷恋。作为俄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民族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到政治、宗教、社会、文学等领域。本书回顾了“圣愚”现象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俄国历史和文学上具有代表性的“圣愚”人物，分析指出“圣愚”源于萨满教的独特性，而东正教的加入又助长了这种现象的民间威信。俄国人对其自身的文化解释深受“圣愚”现象影响，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充满悖论的双重信仰正是其典型体现，必须加以正视。
前言
部分
章：描述与定义：圣愚规则
第二章：圣愚：俄国的精神病症和精神常态
第三章圣愚与教会：关系暧昧
第四章俄国圣愚和萨满教
第二部分
第五章：俄国文学对圣愚的描写
第六章：圣愚与俄国文化
译后记
前言
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的对面，矗立着俄国东正教为艳丽、名气的教堂之一：圣瓦西里教堂。作为莫斯科一景，它的声誉和名气可以追溯到16世纪。1852年，俄国教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拉辛写道：“在俄国的全部教堂之中，于俄国和国外负盛名者，当推圣瓦西里教堂。”拉辛（A.Ratshin）：《俄国古代和现今存在的修道院和重要教堂历史记载全书》（莫斯科，1852年），第349页。拉辛的话在今天和在当时都一样符合实际。圣瓦西里教堂现在依然是莫斯科为耳熟能详的旅游点，该教堂几个洋葱头形状的拱顶出现在国内外有关俄国的招贴画、旅游指南和丛书中。这几个洋葱头般的拱顶已经变成了俄国的象征，正如自由女神像就是美国的象征一样。
红场上的几个色彩鲜艳的拱顶世界驰名，而教堂同名人瓦西里则鲜为人知，这两种情况形成了强烈对照。在俄国境外，很少有人知道，俄国这座颇负盛名的教堂的守护圣人，除了在俄国，在哪里也没有被尊为圣徒；而他在俄国被尊为圣徒的来龙去脉，至今仍然不为人知。西方的俄国历史教科书很少详细论述此人；即使提及，也不过是重复莫斯科旅游手册中的内容。旅游者们有时把他和东正教修道院生活的创始人圣瓦西里大师混为一谈，然而，他和这位4世纪人物极少有共同之处。
圣瓦西里，或曰莫斯科的瓦西里·布拉任内，是伊万雷帝的同时代人，莫斯科的爱国者。他在街上赤身行走，甚至在严冬也一丝不挂。据说他的奇迹包括在市场上令几名少女失明，旋即又令其复明；他神奇地杀死一个想要抢劫他的人；曾反击过鞑靼人的袭击，拯救了莫斯科。他死之后，大主教亲理葬仪，伊万雷帝亲自肩负灵柩。
尽管瓦西里在国外少为人知，但是在俄国民众记忆之中却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俄国民间传说中的熟悉人物，他的教堂备受推崇，证明世世代代俄国人对他所象征的态度和价值观深为眷恋。瓦西里属于俄国人所谓的юродивыйХрчетаради（为了基督的愚痴，或圣愚），或简称为юродивый（狂信苦行的圣者）。这些人被视为圣人，虽然他们的行为颇像疯子。他们在莫斯科大公国和帝俄都大出风头。受到某些教会人士支持的公众舆论认为他们是基督教圣人。但是，俄国和外国一些学者提出，圣愚在精神上是不正常的；他们所享有的尊崇是异教习俗的残余。虽然正史和书报（受命于检查官之令）不录写他们，但是俄国文学和民间传说都描述他们的理想化形象，如普希金的《鲍利斯·戈都诺夫》中的圣愚尼科尔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
圣愚之“愚”为什么被和基督教联系起来了呢？圣保罗关于“为基督的愚痴”的名言指的是彻底献身，而不是愚蠢或其他形式的精神变态现象。如果圣愚们精神健全，那么他们为什么行为古怪？如果不健全，为什么又被尊为基督教圣人？俄国人自己是争论过这些问题的。十月革命取缔了全部宗教崇拜，也包括圣愚崇拜，因而消除了争论。这样，旧俄宗教生活中有意义的现象之一就已逐渐为人淡忘。然而，这一现象是否从俄国文化中完全消失了呢？我认为没有。对圣愚的崇拜是旧俄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相关的态度一直保持至今。
圣愚在俄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在西方得到承认。圣愚之所以少为人知、理解不够，是因为这类人物不易嵌入西方社会分类学格栏。本书旨在考察圣愚及其对俄国文化所做的被严重忽视的贡献。
我对此主题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对护教学专家们的言论只取其票面价值，认为圣愚是圣弗朗西斯的俄国对等人物。在我深入研读关于他们令人困惑、前后矛盾的大量证明材料时，我意识到我所得到的解释要么是不完备的，要么是不真实的。尽管基督教的合法性可以有争议地赋予他们，然而，绝大多数俄国圣愚却和基督教圣徒资格关系甚微。关于圣愚基督教合法性的传说，长期以来已被广泛接受，而且，近年来，苏联和西方学者们又重新提倡这种传说，认为它久经考验、真实可靠。这一事实更加激励我写作一本辩论性著作。本书叙述我的发现。在涉及俄国教会史、俄国对精神病症的态度和俄国萨满教诸领域时，我发现了和圣愚维护者们的言论相矛盾的情况。我所使用的研究资料多系19世纪俄国期刊，其内容尚未被译成英语，而且，据我所知，也尚未得到西方学者的研究。相对地说，我很少注意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刊物，如《祖国纪事》《当代人》和《俄国新闻》。我专注的是默默无闻的宗教、医学和人类学出版物，其名称见于本书参考书目。
这些资料的见证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圣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把基督教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行为的做法，而且，这是俄国双重信仰的完整、重要的表现。圣愚的独特性不仅源于斯拉夫人异教，而且也源于乌拉尔阿尔泰萨满教的独特状貌；萨满教在俄国土地上广为流传，直至19世纪，而且至今还保存在西伯利亚的乌拉尔阿尔泰各部落中间。
依据我的研究，我得出结论：俄国人对他们的文化的解释受到了圣愚现象的明显影响。圣愚合法性向俄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渗入在本书后一章，也许是争议的一章中得到了讨论。一种文化的不同层次具有共同的结构特征这一假设是不同的学者提出来的，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到文学评论家；但是，这类假设的确如此缺乏事实的证明。寻求这样的证明困难重重。对于这种工作来说，还没有普遍可行的方法，堪以作为楷模的著作也几近于无。因而，我很明确，为了确定这样一种关系，我所大胆进入的领域的存在虽无争议，但是的确不易深入。然而，我希望，我把俄国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种线索缠结为一的尝试能够进一步推动一个一直被严重忽视，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圣愚现象的课题的研究。
圣愚现象本是俄国民间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按传统的解释，它是东方基督教的圣徒崇拜的独特样式。本书作者对这一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汉语学界对俄国的社会及文化思想的了解，尚非常单薄、片面，本书提供的文化社会学分析会有助于汉语学界对这一邻国的社会—文化的认识，毋庸赘言。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部著作研究的课题，深入俄国人精神的实质：萨满教和东正教共同造成的“圣愚”、圣愚“精神”和圣愚文化现象。这样的精神渗入了俄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方式。……该书出版后有一篇评论认为，俄国以外的政治家们都应该研读此书，不然可能难于把握俄国人行为方式后面的精神实质。
——杨德友，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
青年一代冷落老年领袖的事当然并不限于俄国。但是，这种冷落来临之迅猛，与之俱来的轻蔑表现之强烈，在俄国是史不绝书的，但是在欧洲则截然不同。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对假德米特里的猛烈嘲笑，经过对惨遭失败的普加乔夫的恶毒笑骂，到猛烈攻击倒下的苏联英雄，在俄国政治社会历史中，崇敬与嘲讽的交替一直频频出现。我认为，圣愚造成的解释习惯助长了俄国居民对俄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对圣愚的崇敬和恐惧与粗鲁的嘲讽并行不悖，二者之间的更迭又屡见不鲜。事实上，这类态度一再出现在对俄国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待遇之中。
在赫尔岑迅速垮台之后，民粹派运动领袖P．L．拉甫罗夫成为颇孚众望的自由派人物而代替了他。他也像赫尔岑一样，在国外编辑出版刊物，刊物在1870年代的俄国所享有的盛誉堪与前十年赫尔岑的《钟声》媲美。“深入群众”，或者敦促知识分子到小城镇和农村去，让他们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个思想首先是在拉甫罗夫的刊物上倡导的。在《前进报》大走红运期间，拉甫罗夫是俄国受敬佩的人士之一。激进派彼得·特卡切夫和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是他的门徒。特卡切夫还一度和拉甫罗夫合办刊物。两位门徒比拉甫罗夫更为激进，后终于抛弃了他和他的纲领。他们公开抨击往日老师的气焰，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几乎是前无古人的。这两位人士都极尽讽刺与嘲骂之能事，一心败坏往日挚友的名誉，而不满足于指出他的错误，让他在安宁中下台。应该强调指出，他们不是和他争夺政治地位，而且，他们粗暴反对老师，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个人的好处。可以说，他们的粗鲁是大公无私的。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自传》中嘲笑和败坏附近修道院中贪图舒适的修女的那个圣愚一样，特卡切夫和斯捷普尼亚克嘲笑拉甫罗夫是“为了原则”。特卡切夫是这样嘲笑拉甫罗夫的未来社会观的：
到那时候，农民手里的牛马和鸡鸭多得数也数不清嘛。每个人，天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有吃不完的肉、喝不完的甜酒……人人都可以爱干多少活儿就干多少活儿，爱吃多少东西就吃多少，要是想睡觉，随时都可以往火炉旁边一靠，想睡就睡。真是大享清福了哟！
斯捷普尼亚克也同样使用了敌视和嘲笑的语调：
有了白璧无瑕、明确清醒的纲领，俄国人一定会飞黄腾达嘛，你等着这一天就行啦!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能出什么主意呢？……你劝我们“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啦什么的……哼，哼，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原来就是——聊大天……
这种攻击终于摧毁了拉甫罗夫的声誉。对他来说，这种嘲笑比对赫尔岑攻击的效果更为持久。赫尔岑虽然被门徒抛弃，死后却大受赞扬。而拉甫罗夫则被忘得一干二净。在苏维埃俄国，儿童们很少知道他的名字，而赫尔岑的名字却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拉甫罗夫被遗忘一事当然和苏联人放心大胆随意修改历史的再三努力不无关系，但是，部分原因也是俄国社会中赞扬变为指责轻而易举之故。
应该补充说明，拉甫罗夫也曾使用同样的戏剧般的诋毁手段对付过特卡切夫。他正确地从直观得知，在俄国，嘲笑和讽刺是对付往日备受称赞，后来又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势的人的为有效的武器。他没有和特卡切夫辩论，而是竭力嘲笑他的设想：通过严密地组织少数人在俄国强行夺取政权并实行社会主义。他没有成功。特卡切夫的失败来临得晚得多，而且不是拉甫罗夫造成的。可是，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情况中，他们都采取了嘲讽而不是严肃辩论的语调。拉甫罗夫写道：
有些人可能认为，好使用旧社会的一套习惯方法：制定一套社会主义法律章程，外加一节恰如其分的“论惩罚”；从可靠人士（当然，主要是社会革命同盟盟员）中选出“公安”委员会，以伸张正义和施行审判；组建社区和地区秘密警察部队以缉查违法事件，组建财产保安队以维持“秩序”；对“明显的危险分子”实行社会主义警事监督；建立相当数量的监狱，可能的话，还有绞刑架，适当配备社会主义监狱专家和行刑专家；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再以工人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过更新的旧制度机器运转起来。
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体面地退出政治是不可能的。死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退休。每一个领袖人物都不得不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作家卡尔马齐诺夫的命运。“从崇高到滑稽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句话适合于俄国知识分子不过了。离开公众舞台的人必定受到某种诋毁，必须在群众冷嘲热讽声中退场。
和赫尔岑与拉甫罗夫的命运一样，特卡切夫的命运为他自己嘲笑以往政治明星的积习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脚注。在俄国，他很快遭到了忘却，应该给予他的思想的那份荣誉，被特殊地给予了列宁。在晚年，特卡切夫甚至没有受到他往日同事和门徒们的尊敬。1877年，他患病，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住了三年。在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是完全孤独的。他被埋葬在巴黎，因为他的那块墓地在五年期满之后没有人购买，他的遗骸被移葬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这位世俗的圣愚死后没有受到崇敬。这种有意的忘却遭遇，在俄国，恐怕是常常强加给往日叱咤风云、极受欢迎人物的那种嘲笑和蔑视的终形式。
社会广泛接受革命知识分子激进做法的这种现象，一直令外国评论家们困惑不解。为什么俄国人对他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独断做法一直不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呢？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思想依据不是“目的说明手段”这一条吗？车尔尼雪夫斯基藐视西方自由主义和他对彼得大帝的赞扬难道不是他对大一统主义有所偏好的表现吗？赫尔岑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及其社会主义精神的论著不是表明他对民族主义谬论俯首帖耳吗？拉甫罗夫“深入群众”的号召难道不是他对俄国农村现实状况无知的例证吗？但是，知识分子迷恋于种种悖论的这些表现和其他表现，却不妨碍一大批俄国人钦佩和像替身那样认同于他们那些斗争性强的知识分子。
这类疏忽的原因，看来，部分地在于解释性的期待从圣愚身上转移到了知识分子身上。即使知识分子提出的见解是不现实的、不道德的，或者含混不清的，只要提出这些见解时伴同那种严肃激进的劲头，也能把他们的见解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颇有吸引力了。在俄国，精神生活的依据是“强硬和悖论即一切”这一观念。知识分子成员互相诋毁的做法因袭了圣愚苛责他们所不赞同的人的那种全力以赴的强硬劲头。曾经一度作为圣愚禁脔的强硬精神，变成了俄国社会里一切追求领袖地位之士的标记。革命激进派之所以被接受，就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虽然表面上看不顾实际情况，但是具有真诚性格和真正的智慧。激进的论文作者们虽然判断失当，却得到了谅解，正如圣愚们虽然明显地精神失常，也得到了宽恕一样。俄国社会受过教育的阶层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极明显地类似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对圣愚的解释。
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观念，都在对俄国传统的不加批判的忠诚和全然放弃现存社会结构之间摇摆，在空想的完美和“目的说明手段”原则之间摇摆。知识分子们拒绝过去，但是同时又欢迎过去。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又提出实现完美社会的不人道手段。相互竞争的领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和嘲弄圣愚或对圣愚下跪的群众的态度可谓异曲同工。赫尔岑、拉甫罗夫和特卡切夫的命运表明，对优秀领袖的崇拜和这些领袖的骤然失宠，是俄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特征。备受尊崇的拉斯普京遭到可怕的谋杀，看来，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表现。
赫然出现在旧俄圣愚身上和革命知识分子著作中的这种毫不妥协的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统治者们对付内部不同政见和外界批评的态度，考虑这个问题的确意味深长。看来，旧俄国的各种态度在1917年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又被拿来在新的条件下运用。设计和监督新制度下社会机制的那些人，无疑是知道圣愚们对社会结构的激烈反对态度的，而且，他们还知道俄国优秀作家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所提供的持这种拒否态度的文学形象。这些人理所当然认为他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能够，而且应该完全摧毁：过去备受崇敬的精神领袖们已经暗示，这些结构价值甚微。
时至今日，在俄国，粗暴侵犯法律对公民的保护作用的做法依然得到高度的容忍。公民对于有如无处不在的偷听电话和对公民身份日益频繁地反复检查的行径，并不提出抗议。虽然苏联政府的可信度在苏联公民当中已遭损害，但是，在俄国社会中，对于独立于政府公理结构重要性的感知今天依然微弱。国家无孔不入地监督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这一事实的明显容忍态度的依据可能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在于对圣愚现象辩证法记忆犹新，这种辩证法意味着，如果意图“良好”，手段即使残暴也可接受；这种辩证法称赞放弃一切“有结构的”社会义务的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
因此，俄国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看来正是圣愚特征的世俗化显现。19世纪俄国改革运动的悲剧，可能就在于运动成员酷似他们所极为蔑视的那种“旧俄国的残余”；这是一个一半异教一半基督教、天生狂热、扩张成性、好走，并且顽固不化的旧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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