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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514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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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展示了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是何许人也……整个封建王朝在这里获得了荣耀，但很快就被历史的洪流所湮没。
目 录
章 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
第二章 谁缔造了洪武盛世
第三章 倭寇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章 明朝西域将——宋晟
第五章 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
第六章 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
第七章 明朝版的张骞——陈诚
第八章 为朱棣“融资”的夏原吉
第九章 明朝的“越南战争”
第十章 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
第十一章 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
第十二章 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
第十三章 忠良or奸党——王越
第十四章 弘治帝怎样应对天气
第十五章 明朝牛经济学家——丘濬
第十六章 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
第十七章 不败神话戚家军
第十八章 万历其实“四大征”
第十九章 辽东是如何丢的
第二十章 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
第二十一章 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
第二十二章 明末为什么这么穷
第二十三章 南明的灭亡之路
第二十四章 草原枭雄噶尔丹
第二十五章 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
第二十六章 一个真实的鳌拜
第二十七章 清朝火器
第二章 谁缔造了洪武盛世
第三章 倭寇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章 明朝西域将——宋晟
第五章 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
第六章 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
第七章 明朝版的张骞——陈诚
第八章 为朱棣“融资”的夏原吉
第九章 明朝的“越南战争”
第十章 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
第十一章 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
第十二章 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
第十三章 忠良or奸党——王越
第十四章 弘治帝怎样应对天气
第十五章 明朝牛经济学家——丘濬
第十六章 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
第十七章 不败神话戚家军
第十八章 万历其实“四大征”
第十九章 辽东是如何丢的
第二十章 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
第二十一章 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
第二十二章 明末为什么这么穷
第二十三章 南明的灭亡之路
第二十四章 草原枭雄噶尔丹
第二十五章 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
第二十六章 一个真实的鳌拜
第二十七章 清朝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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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一】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
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
【二】
“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终失败的命运；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开国文臣，渡江策士无双”的评语。
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
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
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
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
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要命的恰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
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
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
在这场天下纷争中，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
【三】
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谋士刘基。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
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
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
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
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
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
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一】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
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
【二】
“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终失败的命运；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开国文臣，渡江策士无双”的评语。
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
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
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
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
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要命的恰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
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
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
在这场天下纷争中，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
【三】
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谋士刘基。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
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
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
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
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
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
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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