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53809
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抗战中的陈独秀
艰难炼骨书生本色
陈独秀的朋友们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没世不渝的友谊
我得感谢我的慈母
“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
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
苦撑待变的”过河卒子”
一为”喇叭”一为”诤臣”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鼓吹学子一扫阴沉
书生领袖的困惑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春兰秋菊不同时
漫话周作人的毁誉是非
五四大潮中的康有为梁启超
最早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两个人
卫道忧时启迪今人的学问家
中共”一大”主持者的蜕变
周佛海一生的红与黑
一代怪杰辜鸿铭
青年早尊他为领袖
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华民国的建立，可民主共和徒有虚名。皇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军阀政权，政治极其黑暗，思想异常混乱，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的思潮如沉渣泛起，十分活跃，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正是在前景堪忧，路途渺茫之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第一次全面、猛烈地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发起攻击，黑暗混沌中终于透现出曙光，这就是《新青年》所遵循一贯的宗旨——民主与科学。《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停刊于1926年7月，其间虽多有变故，但与陈独秀却如影随形，相随相傍。陈独秀与《新青年》已共同融为一个符号，存储于历史的记忆之中。
日夜梦想革新大业
陈独秀和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创办了许多报刊，旨在“改变人的思想”。1903年8月7日，他和章士钊在上海昌寿里的一间小阁楼上共同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可谓是他以报问政的开始。《国民日日报》吸取被查封的《苏报》的教训，文字迂回，论调舒缓，然而，其鼓吹排满革命的宗旨不变，在读者中影响极大，有“《苏报》第二”之称。
这样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自然要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上海知县布告，不准市民购买和零售。沿江省抚无不予以封杀查禁。1903年12月，《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年底，陈独秀又回到家乡安庆，与好友房秩五、吴守一等相商，创办一份别开生面的《安徽俗话报》。吴、房二人积极响应，并议定陈独秀主编，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守一负责小说栏。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从中联络资助经费，并将社址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这是份半个月发行一期的报纸。他说，这份报纸既要成本低，让“穷人买得起”，又要有丰富多样的信息和内容，以“通达学问，明白目标”。既然是份平民化的报纸，那么就不能“之乎者也矣焉哉”，而要贴近民众，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出来。《安徽俗话报》正是遵循这样的方针，所以才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有“最开风气”的赞誉。
《安徽俗话报》未办几期，房秩五就东渡日本，吴守一也回桐城教书去了，陈独秀一人依然坚持。十八年后，他在为《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撰写题词时，还余兴未减地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
1905年9月，《安徽俗话报》办到第23期便自动停刊。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躲避安徽军阀倪嗣冲的追捕，秘密潜往上海，住到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完成了《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两部著作。动乱的年代，这两本书很难出售。他给在东京的好友章士钊去信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他还向章士钊介绍了国事的黑暗与艰难。此时，章士钊正在日本创办《甲寅》，这是份旨在反对袁世凯的政论性月刊，它的政论性文章曾经轰动一时。次年6月10日，《甲寅》公布了陈独秀的信，还函约陈独秀来日本，共同编辑《甲寅》。
陈独秀接信后来到东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8月，《甲寅》第1卷第3号发表他的七首诗。11月10日，《甲寅》发表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四千多字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洗练，直面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大胆放言，无情批判，对当时的知识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有着很大的偏差，总是将国家“与社稷齐观”，认为国家便是历朝皇帝，“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于是，“忠君”便是爱国，爱国便是忠于皇上。西方人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家的天职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如此以民为本的“建设国家者”，在中国想都不能想。历代王朝只会疯狂地聚敛财富，即使是难得之“圣君贤相”，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旨以谋一姓之兴亡”。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如果对这样的所谓国家，还“过昵感情，侈言爱国”，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那就是缺乏自觉心的愚忠。
他说，一个理性的公民应该知道“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即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向外扩张时，公开号召“为皇帝为祖国而战”，其实质“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他说：“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人民如果盲目愚忠，势必为野心家所利用，那么“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他尤为强调，“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
中华民国虽已建立，可是，民主共和的理念，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遍视国中，法纪废弛，贪污横行，兵匪日盛，中国已“不能保国于今世”，此为何故？他的答案是：“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他怀疑以今日“国民之智力”，中国“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人民无权利、无福利，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果此时“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文章发表后，《甲寅》收到了十多封来信，信中诘问斥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时过半年，当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才从混沌中惊醒，认为卖国的中国现政府，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对陈独秀的文章，由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盲目愚忠的“爱国心”，也就“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
《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形成，是有一个嬗变跃进的心路历程。世纪之交，他身在闭塞的安庆城，也和莘莘学子一样，以为皇帝身系国家，忠君和爱国相连。1904年，他已经两次东渡日本，在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国家的理念后，便很快与封建的忠君保国的思想决裂，在他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对于国家已有了大胆的崭新的诠释：
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现在东西各强国，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叫做“主权”。……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
此时，他虽然还怀疑中国是否“算是一个国”，但是，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仍要人民不仅要“知道有家”，而且要“知道有国”；不仅要“知道天命”，而且要“知道尽人力”。十年后，袁世凯窃国篡权，国土破碎，主权丧失，国家已糜烂至极。他认为这样的国家，人民已“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
他在愤激哀叹之余，不免意气用事而走入极端。正如梁启超所说：“举国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耳，特不敢质言耳！”许多人心有此想，而未必敢言，陈独秀则不是这样，他是怎么想的，便要怎么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其实，他的本意是无可厚非的，“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他正是抱着如此偏激心情，采取正话反说的方式，以开启民智，树立民众的民主共和的国家观念。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良苦心情呢？历史再次召唤他开启思想启蒙的运动，不到一年，他便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又以思想巨人的风姿，高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巨涛狂飙。
文学革命取得胜利
1915年9月，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次年9月，因与上海一刊物同名，改名为《新青年》。每号（月）约一百页，六号为一卷。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因此停刊。从创刊到1917年8月，即第一卷第一号到第三卷第六号，总计十八号即十八期，都是陈独秀一人主撰。1918年1月，《新青年》在北京复刊，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六人相约《新青年》不谈政治，可当五四大潮涌来时，刊物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六人编辑也因此而名存实亡。如鲁迅所说：“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而被捕，《新青年》也因之停刊。1919年9月，陈独秀被释放。11月，《新青年》又在上海复刊。
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新青年》又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次年1月，上海法租界取缔《新青年》，陈独秀恰受陈炯明之聘，往广东任教育委员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广州。4月1日，《新青年》在广州复刊。1922年7月，《新青年》在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新青年》停刊。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全文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不敢提文学革命，他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陈独秀则不然，他的《文学革命论》很快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表明推行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和必胜信念。他说，中国文化界之所以“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推其原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
胡适的胆子却越发变小，给陈独秀写信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接信后，立即在《新青年》发表致胡适的信，公开表明他义无反顾、当仁不让的积极态度：
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多少年后，胡适在忆及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号。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1918年1月，《新青年》一月号破天荒地刊出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中国新文化史上第一批白话诗终于呱呱坠地，这些开天辟地的新诗，每字每句都浸透着创作者披荆斩棘的艰辛。他们那种敢于为“引车卖浆者流”写作的勇气，确有着一种目空古人，下开百代的悲壮，他们所表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精神，其本身就具有时代意义。
同年5月号《新青年》发表鲁迅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反动礼教作了锥骨敲髓的讽刺和鞭辟入里的批判。鲁迅出手不凡，确是一名健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除却《狂人日记》外，还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诗。自此，他以唐俟和鲁迅的笔名为《新青年》写文章。《新青年》开始白话文的时代。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白话文的《每周评论》，以作为《新青年》的补充和后援。北大学生积极响应，次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文学革命的生力军日益壮大。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主潮和期刊热，把文学革命推至高潮。这一年，全国至少有四百种白话报面世，著名的有《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开始刊载白话文。当时国内最大的几家杂志，如《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都尝试用白话写作。白话文已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和利用。
192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命令，小学校一、二年级教科书，从是年秋季改用白话。不久，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用白话教学。全国报刊也都相继改用白话文。从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算起，只有三年的时间，文学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青年早尊他为领袖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赞赏西方人的“年长而勿衰( 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的生命哲学，讴歌鲜活、奋进的年轻生命，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是中国国民改造、社会进步的希望。“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青年何以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何以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呢？他提出了六条标准，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鼓吹人生应有“横厉无前”的美德，以去征服“恶社会”，“战胜恶社会”，“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他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即是民主，提倡个性的解放，屏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Democracy（民主）和Science（科学），五四那代人亲切称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
他在《新青年》的大多文章，几乎都是介绍和推崇西方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他研究了拿破仑、圣西门、傅立叶、卡耐基和马克思，从而形成了对他们的独特见解。在创刊号上，他介绍这些先哲的思想。他说，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拿破仑有言曰：‘难’，‘不能’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卡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他提倡的正是这种知难而进、义无反顾的战斗风格。他要将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明介绍于国民，以激励国民，树立独立自由的人格形象，使“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
在将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后，他大胆针砭国民的落后性和劣根性，指出国民的堕落品性：“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通病”“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等。他甚至找出国贫民穷的病因，是由于人口过多造成的，“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
他向国民敲响了警钟，“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他知道传统观念的改变，一定要遭遇传统的抵制和政治的压迫。可他却无所畏惧，视“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直指封建的纲常礼教，毫不妥协，“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
《新青年》一发行，便引起国人的关注，那些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崇论闳议，使深寂的古国从昏睡中骇然惊起。《新青年》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读者顾克刚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之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
从1915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四百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一百五十篇之多。这些文章可谓触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等，真是无所不谈。青年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详知他的独树一帜的思想、拔山盖世的气节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
《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北大同人精心协办这个杂志，使这个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由初办时的一千份增至一万五千份。据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改老气横秋、陈旧腐败，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陈独秀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不仅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动起来，各地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报刊竟达四百余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那些割据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陈独秀认识到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说，早在建党前，革命青年就尊他为“我们的领袖”。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
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陈独秀认为，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积弱积贫的祸根，并将之概括为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1919年1月19日，他的《除三害》在《每周评论》发表，此时距五四运动只有三个多月。他呼吁：“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每周评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对国内政治问题坚决果敢、毫不妥协的态度。
五四运动前七天，他发表的《贫民的哭声》，乃是一篇政治煽情的杰作。文章说：“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贫苦百姓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就是因为政府“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平民百姓“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当权的文武官员却“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手里享用”。他警告说，如今的中国已如一个火药桶，“单是北京一处”，“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断言，这凄苦愤怒的哭声，早晚要产生巨大的震撼力量，撼动腐败、没落的北洋军阀政府，“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疼，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年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所提示的有“社会中坚分子”“挺身出头”的“相当的示威运动”成为事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并以磅礴之势向全国蔓延。
就是在5月4日，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孔教研究》《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公司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继续进行政治煽情。他说，上海的南北和会和巴黎的国际和会，都是分赃会议，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到来，“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他的“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号召力。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
五四运动刚刚发生时，市井民众非但不积极参与，还冷嘲热讽爱国的学生运动。陈独秀严厉批评这种冷漠的态度，“像这种全体国民的存亡大问题，可怜只有一小部分爱国的学生和政党出来热心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旁边不问，已经是放弃责任不成话说了。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是政客利用煽动，（全体国民那个不应该出来煽动？煽动国民爱国自卫，有什么错处？）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种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北京学生继续总罢课，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北洋军阀政府又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和4日，他们竟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释放陈独秀，不少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表示崇敬和声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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