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中国（1550—190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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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一书，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194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主要从事中国文明史、清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帝制晚期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著作主要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84）、《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和《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2000）。

地图、插图和图表目录
中国的朝代
缩略语
前言

部分导言
导言
发现正确的概念坐标
文人的知识理论应该是什么？
商业扩张语境下的晚明经学
印刷技术与出版
异常现象在明代中国和早期近代欧洲的自然化

章耶稣会到达前夕的明代经学化
按照名字排序
收藏收藏家
晚明经世之道、数学和基督教
在文本中收集事物

第二部分博物学与耶稣会士

第二章晚明历法危机与格里高利改革
明代钦天监的发展
明代历法危机的演变
格里高利改革
耶稣会与晚明历法改革

第三章17世纪中国与耶稣会的通融政策
明、清时期中国的欧洲“科学”和自然研究
文人对清初历法改革的抨击
南怀仁与康熙皇帝

第四章18世纪早期西学的局限
康熙皇帝与梅文鼎
礼仪之争及其遗产
康熙朝的法籍耶稣会士
牛顿世纪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局限

第五章作为盛清时期绘图和工艺专家的耶稣会士
18世纪的测定法和绘图法
绘图法、中俄关系和清帝国利益
耶稣会在清朝技艺、器械和技术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考据学与博物学

第六章考据学和对古代学术的重建
清初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批评
医学著作及对古文物的恢复
陈元龙及其《格致镜原》
中国古代数学的复兴

第七章探求真理与盛清数学
盛清时期的格物观
考据时代的数学
本土主义和19世纪早期的数学

第四部分现代科学与新教徒

第八章1880年之前的新教徒、教育和现代科学
在中国的新教徒
上海的新教徒和现代科学
近代数学和微积分的介绍
上海格致书院

第九章中国晚清时期的现代科学建设
早期的科学入门书籍
艾约瑟的《格致启蒙》和中国的达尔文问题
从格致书室到课艺
有奖征文题目和它们的科学内容
1872年以来的医学传教和有奖征文中的医学问题
自然神学、达尔文和进化论

第五部分清代的改良主义与现代科学

第十章1860年后政府的兵工厂、科学和技术
从华人为传教士工作，到传教士为朝廷工作
后太平天国时期的改良派和晚清科学
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技术学科
海战以及失败折射出的清朝改良
对洋务运动的再思考

第十一章20世纪被取代的传统中国科学和医学
经过日本中介的西学
科学与戊戌维新派
从传统数学到现代数学
中国的现代医学
明治日本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影响

附录1唐代算经
附录2一些有关化学的翻译，1855—1873
附录3《格致须知》，1882—1898
附录4中国部分军工厂纪年表，1861—1892
附录51886年《格致启蒙》目录
附录61886年《格致启蒙》中的23个学科
附录71877—1903年中国出版的各种科学丛书
附录8官方遴选的上海格致书院部分课艺题目
附录91915—1927年组织的科学协会
中日文参考资料
致谢
索引
译者絮语

序言

评论

导言
在其刊于1966年的那部名3作的前言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言及了他在读到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段话时的忍俊不禁，这段话向他展示的是“另一种思维的奇异魅力”。福柯对博尔赫斯的征引来自题为《天朝仁学广览》（Celestial Emporium of Benevolent Knowledge）的“某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中国人将动物以奇特的方式进行分类，如“那些打碎花瓶的”或“那些远看像苍蝇的”，其顺序无从窥得。博尔赫斯将这部百科全书的题目和内容皆归之于福兰兹?库恩博士(DrFranz Kuhn)——德国的一位中国小说翻译家。福柯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奇异揭示了我们思想体系的局限。例如，福柯注意到西方按字母顺序排列某一系列事物的方式，只是武断地将它们连在一起，置所有条目在自然属性上的联系于不顾。
博尔赫斯关于中国列举法的寓言对我们在各种事物中建立一种无懈可击的秩序的努力提出了挑战。博尔赫斯漫画般的手法使得福柯能够生动地重构18世纪早期近代欧洲人区分新鲜事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可以说是给生命科学提供了新的精确性和研究范围。与此相比较，中国的自然史，更精确地说，是“对事物条目的历史性排列”（即所谓“博物”），4仍然类似于西方古典时期的自然史，即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
如同他们16世纪的欧洲古典主义同行一样，中国的自然史作者们试图用恰当的词句来辨识和区分自然现象。对于他们，所有现象源自构成世界之物（即所谓“气”），而这种“气”是在所有事物被创造（即所谓“造化”）的同时，由某种创造万物的终极力量（即所谓“造化主”）或者某种内在力量（即所谓“造物主”）所形成。他们致力于以其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体系来诠释世界万物。
在耶稣会士到达之前，中国文人对自然的穷究和对已知、未知的界定是以“格物”和“致知”的传统方法为关键特征的。外国人在2世纪后向中国介绍佛教等新宗教时，发现“正确的概念坐标”也要求“探究涵义（meanings）、概念（conceptions）与思想（ideas）”（即所谓“格义”）。为此，中国学者依据本土学说来比照外来语汇，从而在二者之间确立一种系统的对应关系。
1600年以后，耶稣会士将中国人的“格物”与欧洲人的高深学问（scientia, 即哲学、神学和自然学等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前现代的中国自然研究长期以来将可见的事物、生理或心理现象乃至历史事件，皆归之于“物”。宋代（960—1279）以降，文人们论证说，“事”与“物”同义，表现的都是普遍的理。此后，中国的分类体系反映的是文人精英们（literati elites）的文化优先论。在他们看来，万物皆有其理。
物的范畴扩及“无名”之物，即那些异乎寻常的和鲜为人知的领域。文人们虽然对那些不可见和不可测的事物心存反感，却也没有把它们一笔勾销。自然奇迹也被看作自然物，如闪烁着黄色光芒的琥珀、价值连城的磁石（其字面意思是“慈石”）以及奇异的动植物。磁石的发现催生了1080年前后指南针的发明。指南针既被用于海上航行，也被用作陆地上风水选址的工具。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样，中国人也相信磁铁具有医疗功能。
一些具有医药用途的东西，如草药，或者一些被视为灵丹妙药的东西，也成为商品，或者在当地进行商品交换，或者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或者被卖给商贩，或者被收藏在家中，或者直接被吃掉。如，自明以来，中国的厨师会在一些外来食品中添入鸦片。在前近代的中国类书（encyclopedias）中，作者们在行文中常常将事物以年代顺序或主题顺序排列，并附上评注，这样其重要意义便能够被广泛地了解。其结果，自然研究成为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领域，他们对自然、奇迹、现象和事件用语的语源学情有独钟。相应地，中国传统学者也习惯于以书面形式来表达事物的社会生命。
不同于将自然史日益囊括于博物馆中的早期现代欧洲科学文化，中国人对于物品、现象、事件和事情等（即所谓“博物”，字面意义指“关于事物的广博学问”）5词条进行历史性排列，这些文本中的词语体现了自然现象的细微差别，需要行家里手通过分析语言予以解码。每一历史或自然事件、自然事物或人造器具，以及心理或生理现象，都被以时间顺序加以描述，着眼于它们对于人类的用途和价值。这一章我们将着重强调物的文本生命（textual lives），以此为线索追踪帝制晚期的中国学者区分事物所基于的文化体系。我们也将对明代（1368—1644）晚期的经济货币化进行描述，因为它促成了所有物品的商品化，并将物品变成财富而非道德修养的对象。
通过认识知识阶层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是如何表述事物的，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1600年以后，“格物”既成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