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附考异十卷） 四部要集选刊·集部 套装共12册

以嘉庆十四年胡克家覆宋尤袤本为底本影印。《文选》是我国现存*早的诗文总集，在保存唐前文献方面有突出地位，唐前的大部分诗文能保存到今天都仰赖此书。清嘉庆间，胡克家以尤袤刻本为底本进行覆刻，同时得顾千里校订，附考异十卷进行纠缪，集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于一身。

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祖籍江苏武进）人。南朝梁代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长兄，母为丁贵嫔（丁令光）。

天监元年（502年）十一月，萧统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中大通三年（531年）去世，谥号“昭明”，葬安宁陵，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天正元年（551年），侯景立豫章王萧栋即位，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 大定元年（555年），其子萧詧建立西梁，又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 。曾主持编撰中国现存的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文选》。

《文选》出版説明

嶽麓書院 蔣鵬翔

《文選》六十卷，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據清嘉慶十四年胡克家刻本影印。

蕭統字德施，梁高祖長子，生於齊中興元年（五〇一）九月，梁天監元年（五〇二）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中大通三年（五三一）四月卒，年僅三十一歲，謚曰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他天資卓異，『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其居處藏書極富，與遊者皆飽學之士，對於有志文獻者來説，無疑是絶佳的外部環境。尤爲可貴的是，他兼具較廣闊的文獻視野與相對成熟的文學理念，不僅『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四〕，更能明確提出文學創作應『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的宗旨。儘管英年早逝的蕭統未能在個人創作上達到理想的境界，但這些内外因素的綜合作用已足以幫助他在文獻整理領域取得過人的成績。其『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而影響者，莫過於《文選》。

據俞紹初先生考證，《文選》的編纂經過當分爲三段：自天監十五年（五一六）至天監十七年（五一八），『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是搜集材料的準備期；自天監十八年（五一九）至普通元年（五二〇），編成《正序》十卷、《詩苑英華》二十卷，這兩部總集是《文選》的成書基礎，故此階段可視爲《文選》編纂的中間環節；自普通四年（五二三）至大通三年（五二九），爲正式編纂《文選》的階段。其所收作者，大多卒於天監十二年（五一三）以前，但劉孝標、徐悱、陸倕三家則至普通年間才去世，或因此疑其體例不純，則可能是至大通時，天監以前作者編選已畢，而蕭統因蠟鵝之事失寵，志氣沮喪，無心載籍，遂匆匆補此三人收尾耳。

《文選》原本三十卷。先以文體類次諸文，計分賦、詩、騷、七、詔、册、令、教、（策）文、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三十七體，其中『書』一體末又收『移』體之作，故或以爲《文選》實分三十八體。各體之中，復依内容分若干類，類下以作者時代前後排列作品，一家之作聚於一處。綜計全書所載，時代遠自周室，訖於蕭梁，作者凡百三十餘，作品近八百篇。〔八〕

《文選》是現存早的詩文總集，但在其之前，曾出現過多種同類著作〔九〕，與它們相比，《文選》的進步主要表現爲兩點：首先，收録作品數量繁多，種類齊全，在當時允稱規模宏大，同時又嚴於去取，『使蕭統以前正統派的文章精華，基本上總結在這部書裏』，足見編者目光之敏鋭，計劃之周密。這樣既全且精的編纂水平，不僅前無古人，後世也少有媲美者。其次，蕭統在自序中提出的『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在中國文學的獨立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而其『崇雅黜靡』的選擇傾向也代表著六朝時人對文學的認識水平，所以儘管《文選》不屬於典型的文學批評專著，却仍然是後代研究文學批評史必須關注的重要資料之一。蕭統之侄蕭該撰《文選音》三卷，爲《文選》注本之始。後有曹憲撰《文選音義》十卷，并授學徒數百人，其弟子『許淹、李善、公孫羅、魏模相繼以《文選》教授，於是其學大興於唐代』。唐顯慶三年（六五八），李善奉進《文選注》，將原書析爲六十卷。開元六年（七一八），又有吕延祚上表批評李注并進呈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之注本（即所謂『五臣注』）。從此，李善注與五臣注的優劣興衰便成爲《文選》學史上一個長期討論的問題。今天看來，李善注重視解釋典實出處，考辨精詳；五臣注則長於疏通文義，簡明淺顯。二者評價之高下，往往與當時的學風有關，不宜簡單地因襲清儒觀點，在推崇李注的同時必欲貶斥五臣而後快。當然，李善注至今仍是《文選》重要的注本，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唐李匡文《資暇集》卷上『非五臣』條云：『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絶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可見李注成書以後，内容並未固化。從五代開始，五臣注本、李注本陸續付梓，又有將兩注合刊者，例稱五臣居前李注居後者爲『六家注』本，李注居前五臣居後者爲『六臣注』本。李注本之刊行晚於五臣注本，至北宋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才首次開雕，該本於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印成，但版片不久就毀於火災。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國子監重新刻成此書，世稱天聖明道本，亦即所謂北宋監本，今有二十一卷殘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尤袤刻李注《文選》於池陽郡齋。根據傅剛先生的研究，尤刻本既非用六臣本摘録而成，也不是源於此前的監本，很可能是以尤氏所見的某部李善注鈔本爲底本，并參校五臣注本（如平昌孟氏刻本）、六家本（北宋秀州州學本）新編而成，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本的初印本。清嘉慶年間，胡克家經顧千里、彭兆蓀介紹，從黄丕烈處購得尤刻本的影鈔件，據以覆刻，書成於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文字行款，悉從其舊，并撰《考異》附諸卷尾。其底本雖係尤刻修版後印本，與初印多有出入，但『雕造精緻，對勘嚴審』，故被公認爲通行善之本。而關於《考異》，傅增湘《思適齋題跋序》嘗論云：『余曩時從楊惺吾假得日本古鈔《文選》三十卷本，以胡刻手加對勘，其中古本之異可以證今本之譌者，凡數百事。因取所附《考異》觀之，凡奪誤疑難之文，或旁引曲證，以得其真，或比附參勘，以知其失，而取視六朝原本，則所推斷者宛然符合。夫以叢殘蠹朽之書，沿譌襲謬已久，乃能冥搜苦索，匡誤正俗，如目見千年以上之本而發其疑滯，斯其術亦奇矣。』雖受環境限制，所考猶不免小誤，然綜而觀之，實足代表清人校勘總集之絶詣，稱其與李善注同爲研究《文選》的必讀材料，並不算是過譽之詞。

過去坊間僅有胡刻《文選》的書局縮印本流傳，行密字小，老眼苦之。今傳古樓取清人周心如舊藏之嘉慶初印本分册刊行，持讀之樂自然要倍於往昔。近聞母校欲建辭賦中心，以促進漢魏六朝文學之研究，然則此書問世，可謂正當時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