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08227
序一…………………………………………………………………
１
序二…………………………………………………………………
１
“产事”在民间……………………………………………………… １
旧事的回顾……………………………………………………
２
分娩的习俗……………………………………………………
８
产事的风险 ………………………………………………… １８
产后的母子 ………………………………………………… ３４
做母亲太沉重 …………………………………………………… ４０
“有命喝鸡汤，没命见阎王”………………………………… ４１
小梅的悲剧 ………………………………………………… ４７
生命的呼唤 ………………………………………………… ５１
绿肥 ………………………………………………………… ５８
生命的太阳 ……………………………………………………… ６２
吉曼村的老妈妈 …………………………………………… ６３
李院长和她的老师 ………………………………………… ６９
叶局长和黑衣壮 …………………………………………… ７３
百年历程 ………………………………………………………… ７８
２０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 …………………………………… ８１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 ………………………………… ８９
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 ……………………………………… ９９
参考文献………………………………………………………… １１２
后记……………………………………………………………… １１４
序一
无论是东方的文明还是西方的宗教，都记载着“造人”的传说——在流传中国千年的神话故事中，女娲用五色土造人，创造了人类；她又用五色石补天，保护了人类。在一些传统绘画和剪纸中常常看到她双手擎天、为众生解难的同时，肚子里还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后代。
瓜熟蒂落、足月分娩。这是流淌在女人血液中本能的原动力，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繁衍的基本的形式。无论年代、国家、种族、地域；无论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是劳苦贫困的劳动妇女，女人分娩的自然过程完全一样。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女人的分娩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经历和结局。
俗话说，“娘奔死、儿奔命”，足可见生孩子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统计，世界卫生组织编著： 《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 珍爱每一个母亲和儿童》，田绪生译，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女人从怀孕到分娩，如果不进行任何医学干预和救治，一切任其自然，像非洲一些落后地区和南亚一些仍然生活在刀耕火种原始状态中的少数民族那样，每10万个活产活产： 娩出后有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4项生命体征之一的新生儿。中大约有1500—2000例孕产妇死亡；即每100个分娩的女人中，会有1—2个孕产妇死亡。这一水平也是1949年中国政府对当时孕产妇死亡率的估算。而目前在发达国家，每10万活产中仅有5—7例死亡。2000年至2004年，这一数值在中国的中小城市为每10万活产中有25例死亡、中国贫困的农村地区为每10万活产有123例孕产妇死亡。现代医学证明，几乎绝大多数的孕产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的最关键措施是由接受过医学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助产士）接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住院分娩。
社会的发展在有些方面常常快得令人瞠目结舌，有些方面却又慢得让人摇头叹息。一个世纪前，当西方的助产技术刚刚传入广州和上海等中国沿海大城市，或因费用昂贵难以承受，或因医院内有男性医生，住院分娩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到医院生孩子的城市女性也凤毛麟角。一个世纪后，住院分娩在城市不仅成为天经地义的普遍做法，而且城市分娩的主要方式甚至从自然分娩演化为不该普及的剖腹产，分娩在城市大医院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过度医疗。但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只有不足半数的妇女住院分娩，许多母亲仍然在家里延续着最原始的（如蹲在污秽的土地上）分娩方式。2000年，当我与一位媒体记者讨论制作一个短片，旨在动员农村妇女住院分娩，从而降低西部农村地区比较高发的分娩死亡时，年轻的女记者，一个显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诧异地问道：“现在生孩子还有不到医院的？”。
从何香凝于1924年发起创办广州贫民生产院，专门收容无钱到医院分娩的贫苦产妇，76年之后的21世纪，中国城市和贫困农村的妇幼卫生服务依然存在着巨大鸿沟，贫困地区农村妇女难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真实现状让人黯然神伤、心绪难平。可喜的是，经过10年努力之后的2010年，延续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旧式家庭分娩在中国贫困农村迅速被住院分娩取代，其势如破竹之势令人震撼和鼓舞。如今，如果你走到边远的贫困村庄，想找一个近期在家庭分娩的案例、想拜访一位旧式接生婆聊聊往事、想发现一个接生员用过的产包已不是易事。人们常常对你的要求反问道：“现在谁还在家里生孩子？”
今天，民族文化和民俗习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生育文化的研究报告和书籍。随着人们认识的改变和开放，有关“性”，甚至同性恋的话题越来越多地摆脱了它们身上的层层封条，以其原本就不是那么丑陋不堪的本来面目，素面面对大众。但是，分娩——这个对女人、对家庭、对民族、对社会，乃至对国家来说如此重要的话题，这个对临产的母亲可能是生死弹指间、对家庭可能是大喜大庆，也可能是横殃飞祸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或无意地漠视，或遮挡在产房的布帘后，或掩藏在家庭私密的空间里，少有提及。
虽然妇女分娩的过程只经历几个时辰或短短几天的时间，但它充满了变数，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中国，一个如今生产出13亿人口的大国，女人们过去在民族繁衍中采取什么方式、遭受了怎样的苦痛、经历了哪些主要变化？记录妇女所经历的分娩习俗和文化，以及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歧视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民间生老病死和喜庆婚丧中，不可缺少的关于“生”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世代繁衍的方式，与其他习俗和传统相辅相成。
相对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近一百年的历史非常短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女人分娩所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一些事情变化得太快，还来不及细细考量和纪录，就像过眼烟云一样瞬间而过。旧式家庭分娩在延续了几千年后完全被住院分娩所取代的过程和缘由十分有意义，是一段不应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历史。比如，曾经大力倡导，不断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中达到鼎盛，有65万之众的中国农村接生员队伍，为什么和怎样在21世纪后逐渐从历史舞台退出？
本书试图将与分娩有关的过去、传统与新时代突飞猛进的变化和现状剪贴在一起，既是对“产事”如此纷呈和丰富的接纳和包容，也是对历史在大变动时代的记载。书中内容多是采访不同的当事者——如老百姓、村干部、老接生员、老产科医生，以及查阅文献资料获得。显然，中国民间家庭分娩的习俗和文化和近百年来中国在促进母亲分娩安全方面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远远不是这本书所能承载。从几个村、几个人、几个民族收集的信息，也绝非代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初始的贡献。希望有更多的人对遥远的过去、并不遥远的往事和正在进步的现在，多一点了解和兴趣，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对这一内容的研究和讨论。
刘冰
2014年5月于北京
序二
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作者之一的我在欣慰之余，往事历历在目——与本书第一作者刘冰女士的交往点滴，搜集资料的艰难，诸位好友的支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由得驱使我提笔作记。
2007年1月24日，一个研究中国妇女健康政策过程的项目需要访谈有关知情人，我首先就想到了曾经一起共事过的刘冰女士。1994年至2004年，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担任卫生与营养方面的官员，而我则作为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妇幼卫生项目的督导专家，彼此在共事的过程中加深了认识和了解。因为她曾参与设计“母亲安全项目”，所以我想请她谈谈当时的决策过程。在访谈中获知，她在平时的工作中，已经收集了很多民间分娩的故事和中国改善母亲安全方面的历史资料。她告诉我，积累这些素材是想写一本与“分娩”有关的书，尽管现在的努力是要废除在家分娩这一危险行为，但我们应该及时地记录下这段转变，以及转变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访谈结束后的一周内，她就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一些手稿发给我，想听取我的意见。在阅读手稿的过程中，我震惊于她笔下所记录的那些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真实事件，也敬佩那些为促进中国母亲安全无私奉献的前辈们。从此之后，我就成了她写这本书的支持者。不仅只有我，还有几位好友也相继加入了支持她出书的行列。大家都觉得她的写作不仅仅是她对工作的一个总结，还真实地记录了这几十年来我国在母亲安全方面的历史变迁，甚至其中还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轨迹。在这种认知下，她的写作就显得弥足珍贵。
遗憾的是，由于大家都忙于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的进程只停留在积累素材，有的人帮忙联系调查的现场和访谈的对象，有的人帮忙收集资料和提供照片。直到2013年，刘冰女士在工作之余已独自完成了本书的前三章，即“产事在民间”、“做母亲太沉重”、和“生命的太阳”。所以，在书中出现“我”均指刘冰女士本人。本人作为第一个读者，为她的书稿做了一点文字加工工作，并核实了部分资料和信息。2014年，刘冰女士由于健康原因，坚持邀请我作为作者之一，协助她共同完成最后一章。作为多年的好友，也是强烈地热爱着我们共同从事的事业，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积极投入了联系出版的工作。让我感动的是，在她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还坚持修改前面三章书稿，收集了第四章“百年历程”的素材，并设想了第四章的整体架构。因此，目前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是刘冰女士个人写作意愿的整体再现，作为第二作者的我，只是在书稿中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获得过多位好友、同事和学生的支持与帮助，一些基层妇幼卫生机构的同行和被访者也为作者无私地提供了部分照片和资料。在此我代表刘冰女士一并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本书中的部分资料来自知情人访谈，由于所涉及的事件年代久远，尽管我们已经力求核实，但当事人回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文字也不免有所疏漏。此外，书中内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也不免有片面和主观之处。如有不当，在此也敬请读者谅解。
此书献给所有参与和关心中国“母亲安全”发展的同行和同事们。
钱序
生命的呼唤
鲜明的对比，在太阳面前无地自容。
遥不可及的医院
尽管在过去的１０多年中，去过不少老少边穷地区，对通往山区乡间的路有不少体验，但到安陲乡吉曼村的路依然印象深刻。由县城到安陲乡，我们先乘吉普车，再改乘上汽通用五岭汽车公司捐献给“母亲安全”项目的小面包车。当地的人说，上山路太窄，只有这种小车才行。吉曼村坐落在元宝山的半山腰上，大山起伏延绵，山回路转。沿着贝江边崎岖的山路，车子上下颠簸，晃来晃去，开得极其困难。一会把群山搁在了脚下，一会又滑到了谷底。坐
在车里，颠得连喝水都很难把水送到嘴里。同行的人说：“如果我是产妇，我也绝不下山，我宁愿待在家里。”三盘五转，经历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目的地终于出现在我们的正前方。早上９点钟出发，到达村子时已近下午１点。
据说，到村里的路也是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才开通的。路没通的时候，从山寨到乡里，苗人要走５个小时，汉人至少要走８个小时。在艰难和不可战胜的自然条件面前，人只有选择认命。到乡里的接生是从国家的“降消”项目①开始。花费包括：私人班车车费１６元（全天只有一趟班车，下午１点多钟到山下的路口）；从山下到乡卫生院，车费５元，总共２１元。
事隔多年当我再次听录音时，回忆我到当地的那一天，有个叫珍珍（化名）的姑娘，她的笑声依然使我立即与她小巧的身材和清秀美丽的笑容联系起来。如果生在城里，她绝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珍珍告诉我，她是初中文化。我说：“那么算是蛮有文化的了。”她大笑起来：“（这）算什么文化？大学才算文化。”珍珍的笑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的笑一样，清澈透明，毫无杂质。她在融水打过工，２９岁那年回老家结婚了，如今结婚已经１年。我问她：“为什
么这么晚才结婚？”她说：“想出去外面玩，这里的女孩子一般二十三四岁结婚，但是我想再多看看、多玩玩。”听了珍珍的讲述，我了解到当地的农民都参加了“新农合”②，每人每年交１０元钱，算是给自己买的一个保障。珍珍只是吉曼村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她的
经历让我感到，这些山里的女孩有文化，懂事理，她们也有明天，有希望。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同胞进步的脚步。
我问她：“你觉得苗家的风俗哪一点最不合理？”她边笑边说：“最不合理（的风俗）就是在家里生孩子。”珍珍告诉我，她８个月前分娩，就是在家里生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医院？”我问。她回答：“也没有谁不让去。我的预产期在７月，天气特别热，就想在生前
一两天再去，不然不方便。但是那天肚子突然痛起来，婆婆说忍一下。去乡里的班车２点走了，我是从３点开始痛的，赶不上车了。”“为什么不想别的办法？”我继续追问。珍珍摇摇头：“去那里不方便，除了班车就是摩托车，但是我肚子那么大怎么敢坐？我们也知道可以打电话给乡卫生院，请他们上门，但家里没有电话，也没人帮忙。只有公婆一对老人在，丈夫出去打工了。”“那你是怎么生下来的？”珍珍说：“晚上８点就生下来了。我后来想，如果在医院由医生帮我多好。婆婆说不许哭，她生了那么多孩子都不哭，都要自己挺过来，哭是很丑的。”“连接生员也没有吗？”“接生员也都不在，婆婆过去也接过生，她就让我在床上生，后面垫棉被，下面用纸、用竹片……”珍珍说不下去了。
在这些老少边穷地区，新一代女性尽管有了一定的文化，也想到医院生孩子，但客观条件依然无法满足她们。她们的丈夫不是在外面打工，就是出外种田，家里只有公公婆婆，真正分娩时女人是很无助的。
虽然政府一直在动员产妇住院分娩，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一些公共汽车、班车、渡船拒绝搭载产妇，原因是司机和船老大认为搭载她们不吉利、有血光之灾。给红包，用红颜色“挂红”，以此冲掉不吉利也不行，一些地方的司机和船老大们就是不载送孕妇。对生命的尊重应当是一切尊重的基础。“这种残暴的拒绝”，卫生院长对我们说，“太不公平了，每个人都是娘生的，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产妇被阻挡在求生的路上。一个临产的女人拖着沉重的腹部，行动极为不便，在遭受着难耐的分娩之痛的同时，还要面对无法到达遥不可及医院的绝望。这是现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在她们的生命最脆弱、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她们被无情地挡在了路上，或死亡，或因贻误就医而落下疾患。夹
杂着精神的绝望和身体的剧痛，一定是难以言表的。挺过来的母亲，一定是十分坚强的。母亲的伟大也在于此。
无法承受的分娩费用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医疗水平的发展和独生子女政策，城里人对医院的要求越来越高，多数城市妇女直接选择到“三甲医院”———最高级别的医院分娩，社区医院提供分娩服务的功能已经基本萎缩。在发展较好的农村，愈来愈多的农家妇女越过乡卫生院，直接到县级医疗机构。在一些大城市中，乡级卫生机构接生的职能基本终止。
然而，在北京的外来打工人员中，那些孕妇却没有如此幸运。截至２００６年，北京大医院一个普通平产的费用为５０００元左右，而剖腹产的费用已经达到约８０００元。这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显然是无法承担的。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孕产妇死亡有一个阶段出现了反弹，其中主要原因是外来务工人口中的孕产妇死亡率较高。尽管城市先进的医疗条件在物理距离上比她们到乡卫生院要近了许多，但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住院费用而造成的“距离”，却远得难以度量。因此，她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５日，《京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外来妇女在家中生产死亡”的报道：北京市某区一外来妇女在租住的小屋里生孩子，因大出血死亡。两口子不去医院，而找村民接生，是为了省钱。死亡的产妇姓张，四川人，丈夫是河南人，还有１个１岁多的女儿。肇事的村民两口子事发后逃跑，他们此前还给其他外来人员接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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