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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6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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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不朽的功业 悲剧的性格
明朝名臣张居正出身寒门，历经科考，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迁任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兼帝王之师。十年宰相任上，张居正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进行一系列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负盛名的
三大改革家。
然而这样一位深谙为官从政精髓、颇具治国安邦奇才的政治家、改革家，生前尊荣备至，死后却惨遭辱没；其临危制变、力挽狂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付诸东流。这固然与一代改革家诞生在无法改革的时代有关，也与他复杂矛盾的性格有必然联系。一方面，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勇于任事；另一方面，他独断专行，贪财好谗，酷烈严苛。兼具豪杰与泼皮的个性，集伟大与渺小于一身的性格，使他用人不当，遗患无穷，导致改革新政统遭废止，家族也惨遭戮没。备受推崇又饱受争议，这就是一代改革家张居正留给后人的无限思索。
明朝名臣张居正出身寒门，历经科考，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迁任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兼帝王之师。十年宰相任上，张居正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进行一系列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负盛名的
三大改革家。
然而这样一位深谙为官从政精髓、颇具治国安邦奇才的政治家、改革家，生前尊荣备至，死后却惨遭辱没；其临危制变、力挽狂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付诸东流。这固然与一代改革家诞生在无法改革的时代有关，也与他复杂矛盾的性格有必然联系。一方面，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勇于任事；另一方面，他独断专行，贪财好谗，酷烈严苛。兼具豪杰与泼皮的个性，集伟大与渺小于一身的性格，使他用人不当，遗患无穷，导致改革新政统遭废止，家族也惨遭戮没。备受推崇又饱受争议，这就是一代改革家张居正留给后人的无限思索。
目 录
序 言 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1
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 001
张居正出生时，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熏陶下生长。曾祖父的豪爽、祖父的放纵、父亲的执著，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不是军人，却是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
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 005
顾东桥大为震惊，立即召来张居正，当场出一偶句测试，曰：“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张居正脱口而出，对曰：“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顾东桥一听，大喜过望，连呼：“小友，小友!”当场解下腰带相送，这是至交才能有的赠予，他竟然赠给初次见面的小孩子! 又说：“你是首辅之才，将来要佩戴玉带，我这犀带配不上你，不过聊表我们相识之情吧。”
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 013
汉高祖刘邦本想废去太子刘盈，吕后迎来绮皓等四个老人，即著名的“四皓”辅佐太子，刘邦因为看到太子已经羽翼丰满，才不得不放弃废太子的打算。张居正也许受到这一故事的启示，窥测时机，应运而进，适时而退，不勉为其难。就这样，在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 公元1554 年)，他急流勇退了。
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 031
在官场中一旦形成派系斗争，谁都会用放大镜挑剔对方的过错，谁有过错都逃不过对手的跟踪追击，当皇帝的往往通过操纵两派的长短，从平衡中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官官相护与官官相斗，很容易失去理性的审视，造成官场中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黑暗斗争。
权力空当………………………………………….. 032
内阁内讧………………………………………….. 036
朝政的更新与失落…………………………………… 041
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 047
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决心和斡旋，才使得戚继光得以在北方再展雄风。张居正力排众议，大破常规地任用谭纶与戚继光，从此改变了以文制武的传统军制。
从伸张将权启动军事改革………………………………. 049
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转移……………………………… 051
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 052
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 057
然而，张居正的想法过于乐观了。官僚系统的改革要触动一大
批既得利益者，被整治的官员岂能就此罢休! 他所存身的内阁就是潜
滋暗长的火药库。
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069
事态的发展说明，一朝得势、飞扬跋扈的，未必是后的胜利者，而冷眼旁观、审时度势的，终显出沉默是金的分量。
权力较量中后的角逐………………………………… 070
以“铁三角”胜出…………………………………… 075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 085
经济改革不是用简单的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牵涉到由什么人来组成班底，用什么规则来执行，仅此一项就与政治运作难分难解。张居正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首先从整顿政府入手，进行政治改革，用五年的时间建成高效、严明的执法班子，使改革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有足够的力量以迅雷之势向全国推开，这才使得后五年能顺利地转向经济领域。
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 089
强化监督，整肃官府…………………………………. 100
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 113
张居正坚定地以“宜民”作为衡量新法的准则，突出“政以人举”的思想，把补弊救偏的希望，放在官员的选择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环节。事实上，一个正确政策的出台，并不能包打天下，关键是在于能否有得力的人才，正确地进行贯彻，及时纠弊补偏。
清丈土地，扼制兼并…………………………………… 115
推行一条鞭法，惠农利商………………………………….. 122
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 131
在张居正变法中，有威力而又脍炙人口的思想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以“民”的需要和“势”的不同，来阐明变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改革的指导思想。
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133
功实为本、兼收并用的学风………………………………. 137
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145
改革要触犯豪强权贵的利益，冲击习以为常的陈规陋习，对不思改革者来说，要丢弃已经习惯的一切，放弃既得利益，是件翻江倒海的大事，这会频频引发社会震动。万历三年（公元1575 年）对张居正的发难，不过是小试牛刀，反对者不会就此罢休。
夺情、夺权与伦理风暴……………………………………. 146
以铁腕治国理政……………………………………….. 152
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 157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张居正的权势欲。
寡情而重义…………………………………………… 159
拒受贿，好谀扬……………………………………….. 162
豪气、骄气和流气……………………………………… 168
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 173
对张居正来说，的痛苦莫过于眼看可能失败仍作困兽犹斗的挣扎。张居正虽然有远见之明，但纵使他有再多的智慧与权谋，也敌不过皇帝的变脸。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制度造就人治的必然规则，谁也逃不过这一场劫难。
神宗的变卦…………………………………………… 175
君主观的成败…………………………………………. 180
不可化解的矛盾……………………………………….. 191
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 205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肌体上蓦然一现的回光，并不能召回已经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扑灭了。
后记……………………………………………….. 213
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 001
张居正出生时，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熏陶下生长。曾祖父的豪爽、祖父的放纵、父亲的执著，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不是军人，却是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
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 005
顾东桥大为震惊，立即召来张居正，当场出一偶句测试，曰：“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张居正脱口而出，对曰：“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顾东桥一听，大喜过望，连呼：“小友，小友!”当场解下腰带相送，这是至交才能有的赠予，他竟然赠给初次见面的小孩子! 又说：“你是首辅之才，将来要佩戴玉带，我这犀带配不上你，不过聊表我们相识之情吧。”
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 013
汉高祖刘邦本想废去太子刘盈，吕后迎来绮皓等四个老人，即著名的“四皓”辅佐太子，刘邦因为看到太子已经羽翼丰满，才不得不放弃废太子的打算。张居正也许受到这一故事的启示，窥测时机，应运而进，适时而退，不勉为其难。就这样，在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 公元1554 年)，他急流勇退了。
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 031
在官场中一旦形成派系斗争，谁都会用放大镜挑剔对方的过错，谁有过错都逃不过对手的跟踪追击，当皇帝的往往通过操纵两派的长短，从平衡中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官官相护与官官相斗，很容易失去理性的审视，造成官场中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黑暗斗争。
权力空当………………………………………….. 032
内阁内讧………………………………………….. 036
朝政的更新与失落…………………………………… 041
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 047
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决心和斡旋，才使得戚继光得以在北方再展雄风。张居正力排众议，大破常规地任用谭纶与戚继光，从此改变了以文制武的传统军制。
从伸张将权启动军事改革………………………………. 049
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转移……………………………… 051
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 052
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 057
然而，张居正的想法过于乐观了。官僚系统的改革要触动一大
批既得利益者，被整治的官员岂能就此罢休! 他所存身的内阁就是潜
滋暗长的火药库。
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069
事态的发展说明，一朝得势、飞扬跋扈的，未必是后的胜利者，而冷眼旁观、审时度势的，终显出沉默是金的分量。
权力较量中后的角逐………………………………… 070
以“铁三角”胜出…………………………………… 075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 085
经济改革不是用简单的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牵涉到由什么人来组成班底，用什么规则来执行，仅此一项就与政治运作难分难解。张居正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首先从整顿政府入手，进行政治改革，用五年的时间建成高效、严明的执法班子，使改革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有足够的力量以迅雷之势向全国推开，这才使得后五年能顺利地转向经济领域。
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 089
强化监督，整肃官府…………………………………. 100
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 113
张居正坚定地以“宜民”作为衡量新法的准则，突出“政以人举”的思想，把补弊救偏的希望，放在官员的选择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环节。事实上，一个正确政策的出台，并不能包打天下，关键是在于能否有得力的人才，正确地进行贯彻，及时纠弊补偏。
清丈土地，扼制兼并…………………………………… 115
推行一条鞭法，惠农利商………………………………….. 122
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 131
在张居正变法中，有威力而又脍炙人口的思想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以“民”的需要和“势”的不同，来阐明变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改革的指导思想。
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133
功实为本、兼收并用的学风………………………………. 137
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145
改革要触犯豪强权贵的利益，冲击习以为常的陈规陋习，对不思改革者来说，要丢弃已经习惯的一切，放弃既得利益，是件翻江倒海的大事，这会频频引发社会震动。万历三年（公元1575 年）对张居正的发难，不过是小试牛刀，反对者不会就此罢休。
夺情、夺权与伦理风暴……………………………………. 146
以铁腕治国理政……………………………………….. 152
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 157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张居正的权势欲。
寡情而重义…………………………………………… 159
拒受贿，好谀扬……………………………………….. 162
豪气、骄气和流气……………………………………… 168
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 173
对张居正来说，的痛苦莫过于眼看可能失败仍作困兽犹斗的挣扎。张居正虽然有远见之明，但纵使他有再多的智慧与权谋，也敌不过皇帝的变脸。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制度造就人治的必然规则，谁也逃不过这一场劫难。
神宗的变卦…………………………………………… 175
君主观的成败…………………………………………. 180
不可化解的矛盾……………………………………….. 191
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 205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肌体上蓦然一现的回光，并不能召回已经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扑灭了。
后记……………………………………………….. 213
前 言
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作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而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他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步步进阶，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 ～ 1582) 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因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振兴颓势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政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却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
万历十年( 公元1582 年)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家产籍没，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 ”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且不顾个人的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默默地死去，反对派犹追打不息，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 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可这历史上的事，竟然发生在明晚期! 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
明代人说：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清代人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却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
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此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了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 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 公元1525 年)，终于万历十年( 公元1582 年)，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王朝，并在万历初年，以十年首辅的政绩，登上他人生的高峰。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步步进阶，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 ～ 1582) 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因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振兴颓势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政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却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
万历十年( 公元1582 年)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家产籍没，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 ”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且不顾个人的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默默地死去，反对派犹追打不息，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 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可这历史上的事，竟然发生在明晚期! 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
明代人说：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清代人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却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
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此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了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 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 公元1525 年)，终于万历十年( 公元1582 年)，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王朝，并在万历初年，以十年首辅的政绩，登上他人生的高峰。
媒体评论
权威透辟，宏观解读晚明历史
深刻警拔，慧眼评析改革巨人
深刻警拔，慧眼评析改革巨人
一部明史，尤其是晚明历史，曾引起过许多近现代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注意。因为晚明时期处在时代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关乎国家命运。
身为晚明首辅之臣的张居正，一度跻身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是否有助于融化封建主义的坚冰，是个永远有争议的话题。而他本人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力挽狂澜的改革功业，以及惨遭废止的改革政策，也引起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感慨和热议。
著名历史学家、明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刘志琴，倾注数十年心血，潜心研究晚明盘根错节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的官场人际，以宏阔的背景、独到的分析，为我们全面透视晚明社会史，还原一个史书上说不尽的张居正。
在线试读
近民便俗为本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谋求富国和强兵两件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士大夫所接受。明代是程颐、朱熹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天下读书人非程朱理学不学，非孔孟之书不读。国家明经取士，皆以理学家的传注为范本，以明初的《性理大全》为经典，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凡是要考科举的，都要熟读四书五经。这四书五经又以程颐、朱熹的传注为权威，但有不合程朱学说的，都会被群起而攻之。所以程朱理学独霸学坛，气势炙人，它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被推为儒学的正宗，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明中叶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两派争讼激烈，有以程朱非王学者，也有以王学攻程朱者，有的近于佛，有的近于道，纷纷扬扬。
其中虽不乏经世致用之士，但也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以说大话、讲空话为时髦，鄙薄民生日用的迂夫子，明代人称之为“腐儒”。在他们看来，只要高谈仁义道德，传布圣贤说教，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就能安邦定国，富国强兵是不值一提的事。因此嘲讽张居正所行的改革不是王道，是霸道，并与张居正有一次正面交锋。在张居正入值内阁时，吴旺湖曾对人说：“我辈原以为张公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察所言所行，不过是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
张居正一听，不禁哑然失笑：“这太过誉了，我哪能使国富兵强！”接着，他引用孔子、周公和虞舜的语录反唇相讥：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虞舜教诲勿违农时，周公关心军队，“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
你抬出程颐、朱熹的语录攻击我，我就搬出孔子、虞舜和周公的立论来
较量。你的祖师爷出自宋、明，我的祖师爷却远在上古的三代，以祖师爷叫板，使反对派无言以对。然而现实并不像纸上谈兵那样轻松，要富国强兵谈何容易！张居正认为自己还远远没有做到，对方的论调恰恰是抬高了自己。他所以能这样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是因为对改革有坚定的信念和系统的理论。
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但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体制性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改变行之已久的章程和法令，不仅使蹈常习故的人们不适应，更要遭遇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其反对改革的常用手法，就是“法祖”，即用祖制、祖训来抵制改革，以维持现状。“法祖”正是张居正改革初期使用的旗号，但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已远远超出祖制，因此变与不变，又要在法祖问题上较量。敬祖崇宗，恪守祖训，本是小农时代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孔子言必称三代，墨子以尧、舜、禹为楷模，老子尊崇黄帝，淮南子信仰伏羲、女娲……各家各派主张不一，但都不约而同地推崇古代圣王。强烈的崇古意识，培育了广泛而浓厚的法祖舆论，这在社会变革之际往往成为惰性力量。要使改革获得成功，不仅要有实际利益的推动，还要在思想上导引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化惰性为动力，这是发号施令所达不到的思想深处的动员。能不能建立足以动员民众的改革理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批评对手并不足以使民众服膺，改革是制度性的改造工程，从理论到实
践有破更要有立，它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有实践的成果，更要有相应的理论建树，引导改革走向成功。
张居正运用人们熟知的历史常识，重新解释商、周、秦、汉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他认为从夏、商而至周代，天下进入多事之秋，其后历经秦、汉、隋、唐、宋、元而至本朝。前朝俱由兴盛而衰亡，倘若前朝治国无方，无力挽救衰败，其势必变为新朝。他以兴亡交替不可逆转之势，说明后代必须克服前代的弊端，发展前代之优势，才得以一代胜过一代。因此说：“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这是造化的自然之理，不顺应这造化的机运，虽是贡禹、薛宣、韦贤、匡衡这样的先朝重臣、大儒也是“不达世变者”，强调的是以发展的观念报效祖先。
“造化”本是古人观察世事沧桑的用语，张居正加以创造性发挥，用以说明同样是效法祖先，却有顺应或违反造化之别。这一论点的提出，既打起祖先的旗号，又反击了保守者的攻讦，从历史兴亡的追溯中阐发变革思想，这是他的犀利和机敏。
在张居正变法中，有威力而又脍炙人口的思想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以“民”的需要和“势”的不同，来阐明变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一命题的提出，在他身为主考官所作的策问和范文《辛未会试程策》中有一段精彩的自问自答。
不妨作一点评：
问：王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轲、荀卿皆大儒也，一谓“法先王”，一谓“法后王”，何相左欤？我国家之法，鸿纤具备，于古鲜俪矣。然亦有在前代则为敝法，在熙朝则为善制者，岂行之固有道欤？虽然，至于今且敝矣，宜有更张否欤？“法”，这是变法的依据。秦国的商鞅说：“国之所以治者，法、信、权。”
汉代的大儒贾谊说：“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易经》说：“制而用之谓之法。”这三者可谓是法家、儒家和道家的代表性言论，他们都认为“法”是君主独掌的权力、统治民众的利斧。张居正一句：“王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却提出“法”是王者与民共同遵守的信条，王者有至高的权力，但也要与民众一样信守法的规章。这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胜一筹，明确指出与民同罪的不仅是王子，还有君王本人。也不限于触犯刑律犯罪，而且包括一般的规章制度，这就将“法”的权威性抬高到君王之上，“法”不为王者一人独掌，而是君民共同遵守的规则，这是少有的独创性的见解。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谋求富国和强兵两件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士大夫所接受。明代是程颐、朱熹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天下读书人非程朱理学不学，非孔孟之书不读。国家明经取士，皆以理学家的传注为范本，以明初的《性理大全》为经典，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凡是要考科举的，都要熟读四书五经。这四书五经又以程颐、朱熹的传注为权威，但有不合程朱学说的，都会被群起而攻之。所以程朱理学独霸学坛，气势炙人，它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被推为儒学的正宗，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明中叶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两派争讼激烈，有以程朱非王学者，也有以王学攻程朱者，有的近于佛，有的近于道，纷纷扬扬。
其中虽不乏经世致用之士，但也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以说大话、讲空话为时髦，鄙薄民生日用的迂夫子，明代人称之为“腐儒”。在他们看来，只要高谈仁义道德，传布圣贤说教，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就能安邦定国，富国强兵是不值一提的事。因此嘲讽张居正所行的改革不是王道，是霸道，并与张居正有一次正面交锋。在张居正入值内阁时，吴旺湖曾对人说：“我辈原以为张公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察所言所行，不过是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
张居正一听，不禁哑然失笑：“这太过誉了，我哪能使国富兵强！”接着，他引用孔子、周公和虞舜的语录反唇相讥：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虞舜教诲勿违农时，周公关心军队，“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
你抬出程颐、朱熹的语录攻击我，我就搬出孔子、虞舜和周公的立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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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但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体制性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改变行之已久的章程和法令，不仅使蹈常习故的人们不适应，更要遭遇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其反对改革的常用手法，就是“法祖”，即用祖制、祖训来抵制改革，以维持现状。“法祖”正是张居正改革初期使用的旗号，但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已远远超出祖制，因此变与不变，又要在法祖问题上较量。敬祖崇宗，恪守祖训，本是小农时代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孔子言必称三代，墨子以尧、舜、禹为楷模，老子尊崇黄帝，淮南子信仰伏羲、女娲……各家各派主张不一，但都不约而同地推崇古代圣王。强烈的崇古意识，培育了广泛而浓厚的法祖舆论，这在社会变革之际往往成为惰性力量。要使改革获得成功，不仅要有实际利益的推动，还要在思想上导引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化惰性为动力，这是发号施令所达不到的思想深处的动员。能不能建立足以动员民众的改革理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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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运用人们熟知的历史常识，重新解释商、周、秦、汉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他认为从夏、商而至周代，天下进入多事之秋，其后历经秦、汉、隋、唐、宋、元而至本朝。前朝俱由兴盛而衰亡，倘若前朝治国无方，无力挽救衰败，其势必变为新朝。他以兴亡交替不可逆转之势，说明后代必须克服前代的弊端，发展前代之优势，才得以一代胜过一代。因此说：“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这是造化的自然之理，不顺应这造化的机运，虽是贡禹、薛宣、韦贤、匡衡这样的先朝重臣、大儒也是“不达世变者”，强调的是以发展的观念报效祖先。
“造化”本是古人观察世事沧桑的用语，张居正加以创造性发挥，用以说明同样是效法祖先，却有顺应或违反造化之别。这一论点的提出，既打起祖先的旗号，又反击了保守者的攻讦，从历史兴亡的追溯中阐发变革思想，这是他的犀利和机敏。
在张居正变法中，有威力而又脍炙人口的思想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以“民”的需要和“势”的不同，来阐明变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一命题的提出，在他身为主考官所作的策问和范文《辛未会试程策》中有一段精彩的自问自答。
不妨作一点评：
问：王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轲、荀卿皆大儒也，一谓“法先王”，一谓“法后王”，何相左欤？我国家之法，鸿纤具备，于古鲜俪矣。然亦有在前代则为敝法，在熙朝则为善制者，岂行之固有道欤？虽然，至于今且敝矣，宜有更张否欤？“法”，这是变法的依据。秦国的商鞅说：“国之所以治者，法、信、权。”
汉代的大儒贾谊说：“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易经》说：“制而用之谓之法。”这三者可谓是法家、儒家和道家的代表性言论，他们都认为“法”是君主独掌的权力、统治民众的利斧。张居正一句：“王者与民信守者法耳。”却提出“法”是王者与民共同遵守的信条，王者有至高的权力，但也要与民众一样信守法的规章。这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胜一筹，明确指出与民同罪的不仅是王子，还有君王本人。也不限于触犯刑律犯罪，而且包括一般的规章制度，这就将“法”的权威性抬高到君王之上，“法”不为王者一人独掌，而是君民共同遵守的规则，这是少有的独创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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