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又是公认的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肯定之言，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是个“完人”。否定之言，说他不顾“民族大义”，是 “吾祖民贼”，“民族罪人”。本稿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作者力求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展示。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湘淮派系及相关人物为所涉主要方面之一）。出版《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论晚清名士李慈铭》、《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等百余篇论文。

引言　并非蛇足的“务虚”
章　终于登龙门
　一、“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三、家门琐事亦堪品
第二章　京官岁月
　一、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二、检身入圣的追求
　三、在升迁的顺境中
　四、贵而“不富”，亦乐亦苦
第三章　“赤地新立”创湘军
　一、“全孝”与“抒忠”之间
　二、“曾屠户”的凶残与尴尬
　三、“移花接木”的魔术
　四、“魔术”机妙有续篇
　五、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
第四章　颠连楚、赣间
　一、出师未捷身“险”死
　二、武昌胜局喜与忧
　三、湖口惨败几绝命
　四、孤穷困厄到极峰
第五章　“涅槃”复出后
　一、机权之变
　二、弟死三河多惊疑
　三、“爱民”与“饬军”的俚俗宣教
　四、羽檄交驰不废学
　五、纳幕李鸿章
　六、援川未果改图皖
　七、助“老亮”脱难之局
第六章　日趋中天督两江
　一、局势转捩下的受命
　二、险棋一着困祁门
　三、面对“勤王”的召唤
　四、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
　五、惊闻“哀诏”与痛失挚友
　六、“东援”成就李鸿章
　七、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八、“英英群彦满樽前”
第七章　拼得血火没天京
　一、为破“逆都”苦运筹
　二、闻捷巡阅百感集
　三、显荣与隐忧
　四、“流水高山心自知”
　五、侯门能持“勤俭”风
第八章　挂帅“剿”捻威不再
　一、勉强膺任下的筹策
　二、帅符“法力”何失灵
　三、“圣地”之行
　四、曾李瓜代之局
第九章　移督畿辅的日子里
　一、阔别重赴京都日
　二、举政力难再从心
　三、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
　四、津门教案陷难局
　五、交接之际授“锦囊”
　六、桑榆家门事
第十章　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
　一、复审奏定“刺马案”
　二、洋务梦里已有年
　三、百事未毕残烛灭
尾声　身后不寂寞
主要征引书(文)目
后　记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竞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入仕的高级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竞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问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人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日“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
　　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亲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 “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 “喜甚”，日：“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 (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
　　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 “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②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问，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人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日“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查、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人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一位老师。
　　但曾国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第二年就告离。至于原因，可能和在这里遭到有的同学嫉妒有关。这从他后来与诸弟商议学事，“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但称誉汪觉庵为“明师 ”)的言语中，可隐约体察出来。但这段外乡的学习生活，想必也会有助于他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特别是这里离本即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所不远，I 临境感事，对曾国藩推崇王氏之学不会没有一些影响。在此学习期间，曾国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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