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821459
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激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较量，为争夺几平方公里满目苍夷的城市废墟，数十万军民丧生于此。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回顾历史时，这场战役都吸引了千百万人的注意力。这场象征苏德战争残酷的战役，实际上也代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书参考了过去从未见过或被忽略的资料，如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大量使用了一手文件，包括红军总参谋部、德国第6集团军和苏联第62集团军的官方记录，细述了一连串鲜为人知的激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新观点，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取代了过去关于此战的一切历史记述。
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挥师东进。1941年6月—1942年11月，国境线交战、斯摩棱斯克战役、基辅战役、维亚济马战役、莫斯科战役、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蓝色”行动……斯大林格勒战役、“火星”行动，他们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本书以苏军为主视角，同时兼顾德军视角，从战前苏军战备情况、内政外交到战时全局决策、各方动态，均有详细而严谨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了苏德战争的全景。以战争爆发为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共10章，正文近40万字，是每一名苏德战争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
上篇 紧张备战：1941年春季的军事与政治发展
章 苏联军事机关：改革与修复（1940年—1941年）
第二章 “不要惊慌，‘老板’一清二楚”
下篇 阻击“闪电战”：1941年6月22日—1942年11月19日
第三章 星期天的突袭：1941年6月22日
第四章 边境上的灾难：1941年6月—7月
第五章 滑向毁灭的边缘
第六章 后方、大后方和德军战线背后
第七章 莫斯科反攻：1941年11月—12月
第八章 斯大林的首次战略攻势：1942年1月—2月12日
第九章 盛夏与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十章 斯大林格勒的逆转：“天王星”行动计划（1942年10月—11月）
附录 资料及出处
战术是赢得战斗的方法，战略则是赢得战争的方法。战之术可以直接构成战之略的实施手段。一般而言，战争规模越有限，战争结局越由战斗决定，战略与战术的边界便越模糊。甚至可以出现“一战定乾坤”的戏剧性结局。这又进一步引发出战局和会战两个概念。
所谓战局，就是英语中的Campaign，俄语的кампания，德语的Feldzug。Campaign的词源是campus，也就是营地。因为在罗马时代，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军队每年会有一个固定的季节性休战期，是为宿营时期。这样就可以很清晰地划分出以年度为单位的“战局”。相对不同的是德语 Feldzug的词根有拖、拉、移动的意思，对弈中指移动棋子。已隐约可见机动战的独特传统。但三方对战局的理解、使用并无本质不同。
而会战（英语中的Battle，俄语的Битва，德语的Schlacht）则是战斗的放大。换言之，在早期西方军事学说体系中，战略对应战局，战术对应战斗，而“会战”则是战略与战术的交汇地带，战局与战斗的中间产物。在早期冷兵器战争时代，会战较为简单，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放大的战术行动和缩小的战略行动。但是，随着技术的变革，社会结构、动员体系、战争规模的巨变，会战组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战略和战术之外的层级。拿破仑的战争艺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会战的艺术。
但是，拿破仑并未发展出一套会战学说，也没有形成与之相表里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教育体系，反而过于依赖自己的个人天赋，从而终走向不归路。得风气之先的是普鲁士军队的改革派三杰（沙恩霍斯特、格奈瑟瑙、克劳塞维茨），收功者则是促成德意志统一的老毛奇。普德军事体系的发展壮大，正是研究透彻了拿破仑又超越了拿破仑，在战略和战术之间增加了一个新层级——Operation，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指挥和军事学术研究范式。所谓“Operation”，本有操作、经营、（外科）手术等多层含义，其实就是战略实施中的落实性操作。是因为战术已经无法直接构成战略的实施手段而增加的新环节。换言之，在德军军事体系中，Operation是一个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行动层级。
与之相表里，普德军事系统又形成了现代参谋制度，重新定义了参谋，并形成了以参谋军官为核心的现代军官团，和以参谋教育为核心的现代军校体系。参谋总部其实是一个集研究、教育、指挥为一体的复合结构。参谋总长管理陆军大学，而陆军大学的核心课程即为战争史研究，同时负责将相关研究兵棋化、实战化、条令化。这种新式参谋主要解决的就是Operation Level的问题，这与高级统帅思考战略问题，基层军官、士官思考战术问题正相等同。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式参谋总部制度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举凡英法俄美意日等列强俱乐部成员国，无不效法。但是，这个制度的深层驱动力——Operation Level的形成和相应学说创新，则长期为德军秘而不宣，即便是其亲传弟子，如保加利亚、如土耳其、如日本，均未得其门径窍奥，其敌手如法、如英、如俄、如美，亦均茫然不知其所以然。
早领悟到德军作战层级独创性和重要性的军队，正是一战后涅槃重生的苏联红军。
苏军对德语的Operation进行了音译，是为Операция，也就是日后中苏合作时期经苏联顾问之手传给我军的“战役”概念。换言之，所谓战役学，其实就是苏军版的Operation学说。而美军要到冷战期间才明白这一点，并正式修改其军事学说，在Strategy和Tactic之间增设Operation这个新层级。
与此同时，英美体系虽然在战役学层次反应迟钝，却看到了德、苏没有看到的另一个层次的变化——战争的巨变不仅发生在传统的战略、战术之间，更发生在战略之上。
随着战争本身的专业性日趋强化，军人集团在战争中的发言权无形中也被强化，而文官和文人战略家对战争的介入和管控力逐渐弱化。但正如克劳塞维茨强调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而，战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无论军事技术如何变化，这一个根本点不会变化。但现代战争的发展却导致了手段高于目的的客观现实，终于在一战中造成了莫大的灾难。战争的胜利不等于政治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迫使战争的胜利者开始反思固有战争理论的局限性，逐渐形成了“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观念，这就在英美体系中形成了大战略（又称国家战略、总体战略、高级战略）、分类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文化战略等等）、战术的三级划分。大战略不再像传统战略那样执着于打赢战争，而是追求战争背后的终极目标——政治目的。因为此种战略在国家决策层面运作，所以美国学界又将大战略称为国家战略。用美国国防部的定义来说明，即：“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冷战初期，美国以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民营战略智库（如兰德公司）、常青藤联盟高校人才库相呼应的制度创新，其实就是建立在大战略学说领先基础上的国家安全体系创新。而德军和苏军受传统“战略–战局”概念的束缚，均未看清这一层变化，故而在宏观战略指导上屡屡失误，只能仰赖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战略怪才，以杰出个体的天赋弥补学说和制度的不足，等于又回到了拿破仑困境之中。
1942年4月1日，判断苏联战场兵力和预测重点作战方向，成为东线德军关注的事。此时，莱因哈特·盖伦中校从金策尔手中接过德军总参谋部的东线情报部门—东线外军处。德军高层知道这位油嘴滑舌、温声细语的中校精通情报手段，善于欺骗和渗透。盖伦不是个新手，德军筹备“巴巴罗萨”行动时，他就发挥过重要作用。盖伦当时在苏联内部发掘了许多“接触点”，他的特工遍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然而这还只是个前奏，苏德两国真正开战后，盖伦才在利用苏联战俘时展现出他令人惊讶的才能，他极其熟练地招募那些愿意与德军合作的俘虏，把他们派遣到苏联战线后方，其中甚至有不少人潜伏进苏联的重要岗位。（翻开盖伦的文件袋，你可以看到厚厚一摞关于苏联的情报：“V人”〔即盖伦手下的间谍的报告〕，苏联工业统计数据，详细编制的苏联作战序列，对缴获邮件仔细而有价值的分析，“无线电游戏”曲折复杂的踪迹，假电台和伪电报员为捕捉苏联间谍而玩的“无线电游戏”，每个档案袋都装满了关于苏联实力、增援计划、调遣和战役准备的资料卷宗。）
盖伦很快在诸多方面取得成功。1942年春，通过那些专门为叛变的苏联战俘而设置的特别“集中营”和审讯中心，盖伦发现德军在1941年10月那些高歌猛进的日子里俘虏了不少政委、高级政委和高级党务官员（都是莫斯科政权组织体系中的人）。在盖伦的诱哄之下，这些变节的政委们站到德国这一边，受领间谍任务后就被谨慎地派遣到苏联战线后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都带上了德军的“情报”，还备有从德军手里“勇敢逃脱”的故事。“故事”当然是假的，“情报”也是盖伦为他们伪造的，但这两样东西却成功帮助其中不少人重新得到自己人的信任，甚至回到莫斯科中央任职。（该行动代号为“火烈鸟”。）正是通过这些潜伏在苏联统帅部的“线人”，盖伦很快收到了关于1942年夏季苏联绝密会议的“高层”报告。同时，盖伦的这些手段也使得许多俘虏回到部队、参谋部、党组织和驻场军代表站，在前线后方建立分布广泛的线人和间谍网。
收集敌军意图和实力的情报时，盖伦也没有忽视那些传统手段。1942年3月—4月间，他极富耐心地对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碎片进行卡片索引分析，获取了极具价值的情报。利用对苏联国内情报（报纸、公开的会谈和对广播的解读）和国外情报（例如德国驻安卡拉武官和日本驻古比雪夫武官提供的线索）的分析，各方面的线索都指向南方——苏联将在这里发动大规模进攻。4月底，“瓦利”指挥部（Stab Walli）一个非常专业的德国情报截获与破译机构提交了一份苏共中央委员诺先科（Nossenko）与《红星报》编辑的对话，重点提到苏联意图从德军手中夺取战争主动权，将于5月1日前后转入进攻。正是在这一天，斯大林发表了乐观的“五一节指示”，暗示战争将在1942年内结束。所有这些来自间谍和监听的信息都被装进东线外军处的一个特别档案袋——“进攻哈尔科夫：致国防部”。4月10日，盖伦在自己的份苏联意图报告中指出，“全线反攻”不可能出现。然而另一方面，斯大林的“重点进攻”很可能出现在德军防线的薄弱处或重要目标附近。苏联的重心（Schwerpunkt）将位于战线南部，然而此时德军还不可能准确判断苏联将会在此固守还是发动毁灭性的反攻。莫斯科自然已是固若金汤，苏联在北线给列宁格勒解围的可能性显而易见。3周后，5月1日，盖伦提交了一份11页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这些可能性，并再次提出：苏联的主要姿态仍然是防御，但也很有可能对中央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北翼和从伊久姆桥头堡发动“削弱性”（Zermübungsangriffe）进攻，对后一处判断的依据是苏联第28集团军的调动以及第6和第38集团军的发展，换言之，苏联很可能发动一场“哈尔科夫攻势”。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苏联统帅部正在组织多次“局部进攻”，但看起来都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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