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起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本书以鲜卑起源、发展为研究课题，以早期鲜卑墓葬为研究的基础材料。根据目前发现的墓葬分布情况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将研究的墓葬划分为四个区，逐一对各区的墓葬性质包括葬俗、主要随葬品、年代、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以此了解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后结合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对鲜卑早期的历史发展、迁徙流变以及人群构成等方面作*后探讨。其中主要涉及拓跋鲜卑的起源、迁徙问题，源自东胡的鲜卑与拓跋鲜卑之间的关系，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的发展以及与其他邻近部落之间的联系。

      吴松岩，2000—2010年就读于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考古。2010年至今任职于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鲜卑考古，已刊发《嘎仙洞考古发现意义的再思考》、《七郎山墓地再认识》、《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民族学视野下的拓跋鲜卑早期遗存》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序

章　 绪论  

　 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第二节　 发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相关说明

第二章　 墓葬形制的类型学分析  

第三章　 墓葬分区研究  

　 节　 呼伦贝尔地区

　 第二节　 西辽河上游地区

　 第三节　 内蒙古中部地区

　 第四节　 大凌河流域地区

第四章　 各区域间的联系及差别

　 节　 各区墓葬比较

　 第二节　 Ⅰ区与Ⅱ区早段遗存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Ⅰ区与Ⅲ区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Ⅱ区晚段与Ⅳ区之间的关系

　 第五节　 Ⅲ区与Ⅳ区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　 早期鲜卑源流探寻

　 节　 拓跋鲜卑的起源、迁徙及发展

　 第二节　 出自东胡之鲜卑的发展

　 第三节　 鲜卑诸部落不同的发展轨迹

第六章　 结语

附录一　 早期鲜卑遗存考古发掘情况一览表

附录二　 嘎仙洞祝文石刻

参考文献

后记

   此作源自作者的博士论文《早期鲜卑墓葬研究》。作者吴松岩原是吉林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后念我的硕士，２００７ 年经考试录取又继续攻读博士。整个学习期间，她一直很努力。在校全职学习，按规定博士是三年毕业，但是我开始曾想她三年或四年都可以。结果三年后，吴松岩写出了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感到满意，我当然也很高兴。我原来之所以有四年的想法，还是与论文的选题有关系。吴松岩来自内蒙古包头，对北方草原民族，尤其是鲜卑很感兴趣，选作此论文题目，是她主动提出的。而我对鲜卑了解不多，只是讲“魏晋—隋唐考古”基础课时给学生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和发现。吴松岩提出该选题后，我表示同意，同时又指出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文章的结构、重要的结论，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而具体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主要靠她自己。后论文的顺利完成，说明作者具备了对较大型课题的考察视野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和原论文相比，本书的整体结构没有变动。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墓葬，根据墓葬的分布，本书将其分为四个大区。在分区之前，首先对墓葬类型进行了统一划分，然后依次对各区墓葬的葬俗、器物、年代及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考察，后对区与区之间进行相互比较、综合分析，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变化，并进一步探讨鲜卑早期不同部族的起源、迁徙和流向。在各项分析与探讨中，注意到同文献记载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相结合。全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文字简洁通顺。论文写完之后，由于各地考古工作在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论著也有发表，所以这次出版，增加了新发现的材料，以及对相关新旧材料所产生的一些新认识，因而原论文中的具体分析和看法，有的则进行了补正和充实。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对于汉唐之间的北半部中国乃至全国时局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鲜卑族一直是该时期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马长寿先生和宿白先生的研究。鲜卑族在几百年之中从弱变强，逐渐发展壮大，是由多个民族聚集融合而成的，在不同时期其内部又分成不同的部族。马长寿先生将其统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现已在学术界约定俗成，为多数学者所沿用。就考古而言，由于鲜卑族分布地区过大，所以分区考察是必要的。在划定分区范围和分区之后，对于涉及的同时期的若干遗迹，哪些是鲜卑的，哪些不是鲜卑的，是首先要鉴别确定的；鉴别确定为鲜卑的遗迹后，还要进一步区分是东部鲜卑的还是拓跋鲜卑的。这两个过程都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所以至今仍有不少遗迹存在着不同看法和争议。遗迹所属确定之后，又要集中考虑不同部族发展过程中活动地区的变化和迁徙过程，其中特别是拓跋部的迁徙过程和路线，一直是广大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在上述各个研究时段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鲜卑族与周邻民族以及鲜卑族内部之不同文化因素和人口的交流融合，此又关系到探讨鲜卑族内不同部族来源的重要问题。

    本书在对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中，总结、吸取以往成果，有的问题进一步扩展深化，有的则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比如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是否同源的问题，本书重申非同源的观点，认为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草原形成时期，与周边地区即存在着文化交流和人群移动，其中西边的外贝加尔地区与本地区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为学术界探讨拓跋鲜卑的起源同匈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探讨拓跋鲜卑的迁徙问题中，作者原认为拓跋鲜卑从呼伦贝尔迁至蒙古高原，然后再南下“匈奴故地”，之后注意到西辽河上游苏泗汰墓地和南宝力皋吐墓地新的发现，对南杨家营子墓地重新解读，于是对另一条从呼伦贝尔地区经西辽河上游到“匈奴故地”的路线留有余地，这还是可取的。因为解决该问题的考古材料还存在缺环和空白，有不少情况并不清楚，所以思考问题多留一些空间，没有坏处。还有把西辽河上游地区前段推定为退居鲜卑山的东部鲜卑的遗存，将晚段和大凌河流域的发现，对照文献记载，推定为慕容部建立政权前在此区域内来回游动时所留下的遗迹，则很有新意。

     这些年来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鲜卑族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一些突破，比如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自宿白先生的论著发表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论著，本书的出版无疑是为此类研究增添了新的重要成果。这几部论著，研究的材料基本相同，而对材料的分析和看法，有的是一致的，有的则不一致，这都是正常的，只有不一致和争议，才能推动研究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在此也希望吴松岩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关注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动态，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收获。

 

魏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