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1149542
编辑推荐
华夏五千年延续文明的根本 古蜀三星堆来龙去脉的指引
内容简介
本书从炎帝、古蜀、古玉切入，以祖源记忆为线索，经过逻辑过滤、考古印证、民间藏品信息的补充，沿文化交融线和民族迁徙线，叙述华夏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文明成型的秦汉时代的发展历程。本书对于正在进行文明重建并走出去影响世界的当下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助于深化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大主题宣传，有助于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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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是一本以新鲜的“祖源记忆”概念为导向，探索上古中国线性历史的书；是一本彰显文化自信、讲述中国故事的书。
提出“祖源记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续文明的根本”命题，既是一个十分创新的命题，又是一个迫切需要阐释的命题。只有具备学术逻辑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解读，叙述出连贯的中国五千年以上的线性文明史，才能让“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说法，挺直腰杆走向五洲，才能让全世界心悦诚服、难以挑剔。
本书不是编年史，是对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些亮点、节点和疑点作出创新解读，促进考古学文化中的那些“点性历史”，生发出“线性历史”。在这样的可能之中，去联通“五千年文明”的轨迹，去完整“中华民族”概念，去源流“龙的传人”的说法。
以上文字是本书杀青后，笔者为勾引出版社写的广告词。其实——
这是一本歪打正着的书
在下决非历史学家，甚至连大学的门槛也未跨过。平生与“历史”的渊源仅有一次， 1958年秋在重庆市第七中学念高中一年级时，在班主任的动员下，出任谁也不愿干的历史课课代表。大概是一年任期吧，是第二年不开历史课了？还是我干不下去了？已经记不清了。
2002年，笔者出版了本收藏文化类书籍《鼻烟壶藏品赏析》。一开篇就写出60岁之后，自己人生的“主旋律”应该是什么：
当我还未完全弄懂，为什么“失落感”总像影子那样，弄得我的一些师长在退休之时，老是“剪不断，理还乱”？殊不知，退休的岁月也在窗外向我悄悄招手了！何以消解“失落感”？我选择“收藏”。“收藏”可能是满足人性中“占有欲”的一种手段。有“失落”，有“收藏”，或许可作一定的心态平衡。再说，退休了，大可“玩物”了，即使一不小心就此“丧志”也无关紧要，更何况还可以“玩物养志”嘛。
退休后，玩古董的热情可谓“一发不可收拾”。一辈子舞文弄墨的习惯似乎也无法刹车。以自己的收藏品为观察对象，探索真相，形成对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见解。着眼于创新的、独自的和欢迎争鸣的阐释。先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再辑集成册交出版社出版发行。2007年，笔者一年内急就成4本书稿。 2008年便在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进入大陆和香港市场。出版社对拙作表现出颇大的兴趣。但就在 2008年，笔者停止了业已走顺了路的那种热炒热卖的收藏文化类书籍生产。一家出版社寄来的由我自填的出版合同，至今还压在我的书箱底下。
因为那一年，65岁的我“受孕”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秋冬时节，在成都的受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的古玩市场地摊上，不时出现一些旧气十足的玉（石）雕作品。卖家和买家都称之为“齐家玉器”。笔者藏玉玩玉，还写了一套《赏玉丛书》，直观告诉我，市场上所谓齐家玉器中，那些主题表达鲜明清晰的作品，绝非一个“齐家玉器”便可笼而统之的。那类玉（石）作品上，有红山文化玉（石）器的符号，以及拥有这样符号的多个情景构图。比如，有红山文化的三星他拉玉龙（ C字龙），玉鸮（鸟纹）和玉祖（猪）龙；有它们与披发的氐羌人组成的生产、生活场景；有玉祖（猪）龙与蝉，与人，与钺等组合的雕件；有被市场称为红山“太阳神”的那种面部表情不一、头部装饰不一、体量大小不一、但却都是规范化的跽坐体姿造像。这样高矮在5-15厘米之间的玉（石）雕，又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市场中出现的多个所谓三星堆玉器泾渭分明截然不同。那些玉器，无论造型怎么千姿百态，但万变不离其宗，逃不脱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影子。而且体量硕大，多是数十厘米甚至一米左右的大块头。
更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山文化的原生地辽河流域，与2008年所见玉（石）器出现之地四川成都，一北一南相距千万里。那些玉（石）器为何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看着玉（石）器上那些红山文化元素的传承与融合，这一路上又有怎样的悲欢离合？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还有让人心痛的。那几个来自岷江上游的羌民，用编织袋装着刻有字形的泥版，每星期两次往返于茂县老家和成都市场。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谁也不落眼在那些大大小小、黑黑黄黄的文字泥版上。可怜这来回地折腾，那些泥书文字大的残破了，小的粉末了！
我该赌一把了。
游说夫人卖光我们赖以养老的一间民企印刷厂的控股。没有了企业的利润分成，我们仍有国家发放的退休工人基本养老金。无非就是外出旅游不用住宿星级酒店了，请客宴友再不敢上茅台。但若这些有着极大研究价值的历史遗物，损失了或者流失到境外，后人一定会对我的见死不救指指点点的。
终于我感动了家中的上帝。
变卖企业股份的现金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从成渝两地及周边地、市的古玩市场之中“淘”来的，从收藏朋友家中“交换”来的，我命名为“古蜀玉器”和“巴蜀陶书”的藏品，也小具规模。
那些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玉（石）雕人儿，千里迢迢来到远古的巴蜀大地，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我开始思考，人生中有意思的探索“受孕”了。
毕竟笔者不是科班出身。因其是雕塑，我先请教画家朋友。那位有头衔、有名气并具备世界眼光的画家看着那些雕像，惊叹不已，说：管它是老是新，是真是假，就看这些形形色色的雕塑语言，当今即便是大名头雕塑家，恐怕也难以构思出这许多的造型。
我再请教主管相关学会的领导。他为慎重起见，邀请名牌大学的著名考古学教授同行。观来看去，有说他曾在故宫实习过数月，但从未看见过这样的古物。有说古代中国是祭祀以“方”，不会有祖先崇拜的偶像，哪能存在这许的人物雕像？
接下来，笔者明显感到文博圈的朋友拉开了距离。当年，我是个在境外媒体上报道三星堆消息的记者，拙作在三星堆博物馆曾经陈设多年。所以笔者与住地的文博圈有来有往，相互尊重。再后来，有人向我透露，当地的学术团体针对拙作作过议论，发言中有人说笔者写这样的书，是为了让书中提到的藏品，今后能卖个好价钱。
这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范畴了，这是赤裸裸的人格污辱。我得反击。他有话语权，但没有话语，所以人身攻击。我没有话语权，但我可以集合起成编队的话语，去抵御他的话语权，还我收藏的本意，正我探索的使然。
笔者向“现今”道了声“拜拜”，一头扎进四五千年前的历史纵深。以炎帝为视角、以古蜀为焦点、以古玉为证据、以祖源记忆为切入点、以祖先文化元素为指路标、以古籍中的“节点”“热点”和“疑点”为抓手；经过兼收并蓄、经过逻辑过滤、经过独立思考、经过醒悟创新、经过考古学文化的印证、经过民间藏品信息的补充，笔者沿着文化交融线和民族迁徙线，畅想华夏文明从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甲骨文以前的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文明业已成形的秦汉时代，是如何在延续不间断地发展。
驱笔八年，修正五稿，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写出此书。笔者以“话语”去抗衡“话语权”，在解读民间收藏品信息时，在阐释自己创新的观点中，努力引证数起，杜绝“孤例不证”。由此浪费读者诸公时间，望理解、望海涵。鞠躬！
这是一本“无”中生有的书
关于“炎黄子孙”，应该说黄帝体系的叙述是比较清晰的，有历史的记述，有考古的佐证，有学术的编辑，有大众的认同。炎帝呢？似乎至今仍未说清楚。炎帝体系在古籍中是缺环的，是错位的。考古学没有对炎帝族群的源与流做出符合逻辑的指认。学术研究处在一种瞎子摸象的态势之中。“炎帝”在大众认知中仅仅是一个符号。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若干年来，对中华龙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可是，中华龙的“象征本义”到底是什么？不见符合常理的阐释，说中华龙是鳄鱼，是载角的蜥蜴，是蛇是马，是树是云，是闪电是彩虹，是雷电龙的“三位一体”，是牛鬼蛇神的“四者结合”，等等。莫非，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就是那些莫明其妙的后代？！
自己说不清自己的由来，自己又不去说清楚自己的由来，外国人便堂而皇之来此插上一只脚了。早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得知在中国河南省的仰韶村遗址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存时，改行去做中国的史前考古工作，安特生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的比较和人种学鉴定中，认为这就是现代中国汉族人的祖先，称仰韶文化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称仰韶文化为“仰韶文明”。遗憾的是，安特生终“没能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正根源，也没能对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故而提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受到西方影响而形成的。这种中华文明外来说，一百年来阴魂不散。这种由外国人来解读中国历史的“学术成果”，至今仍然被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津津乐道。且听：“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公认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在 1977年所著《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第四卷中指出的几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一、青铜器。二、宫殿遗址（或城市）。三、原始文字。这三要素是缺一不可的，这些因素也是商文化的重要架构。因此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外国人一刀就将五千年以上的华夏文明，砍成只有三千多年的商代文明，竟然还成了“已经公认”。
难道不应该在那些被外国人无端砍去的“无”中生出“有”来吗？还我华夏文明五千年以上的光彩，让整个世界也去“已经公认”。
再看局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那些三千多年前青铜器的熠熠光芒，顿时让整个世界惊叹得近乎昏旋。当今世界扭过头来看着中国，等待着我们回答，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古代巴蜀从何而来又走去何处？可是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已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对自己祖先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甚至提不出一个符合学术逻辑的假设猜想什么的，只好用一个“未解之谜”去搪塞全世界的嘴巴。
中国人不去“无”中生有，外国人就帮你“无中生有”了。提出“古蜀文化西来说”，陶伦士指出：古蜀的“羌氏为一特殊的种族——东迁的以色列人后裔”。陶伦士的两个主要论据，一是羌氏尚白，他认为白色代表宗教与道德的洁净，这与古犹太人的信仰习俗相同。二是羌氏对天神献羊子，是与古代以色列人的献祭同一源。这个外国人的理由就我这个学术界门外汉来说也不值一驳。古蜀羌人传承的是红山炎帝文化线，崇玉尚玉是该文化线的重要元素。羌人尚白，不过是崇尚白色玉石习俗的大众化普及版。向天神献羊子，那是羌人在重申自己的祖源指向羊。与以色列人的献祭，完全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的事情！
再看个案，佛教，转世轮回，因果报应。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应该说
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国家之一的古印度，在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印度文化、中亚和南亚文化也随同来到中国，影响和丰富了华夏文明。这样的文化交流本应客观看待。你来我往，互联互通，史料为凭，实事求是。可惜国内有的教授级研究家，至今眼底还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在他 21世纪出版的大著中，仍然重谈“《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屈原《天问》宇宙本源论即（印度的）《梨俱吠陀》创造赞歌之意译。”“老子也好，东方朔也好，其在不同时代改变名号为帝师的说法并非道家的发明，而是印度轮回转世思想的翻版。”如此等等还可以找得出更多的“高论”，真弄不清楚那样的中国学者对自己祖国的文化为什么那样绝情，你说庄子、屈原“抄袭”印度的学术成果，那你说说那时候的印度经典是否已经有了中国译本，或者庄子、屈原是否听得懂印度话！姑且还不用说在两千多年前，是否有印度的“访问学者”到过鲁地或者楚国，这是一个太低级太低级的逻辑问题，连当代的印度学者也不敢瞒天过海。他们也想“试图探寻老子哲学的印度根源”，但是至今也不得不承认“却未获得任何正面的结果”。
讲好中国故事刻不容缓了。
以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去观察，作为佛教核心教义的“轮回转世”观念，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轮回转世”已在巴蜀甚至全国以一种文化形式流行着，有古籍记载，有文物佐证，有民俗传承。对此，我们想得全面一点、客观一点、自信一点，原始佛教在创建之初，是否吸纳了相关的古蜀文化元素呢？
这本书中，笔者对多个古代中国历史中的热点、亮点和疑点，做出了“奇思妙想”“无中生有”的创新解读。“无”中生有是笔者追求的目的，有中觅“无”是笔者求解的手段。笔者努力去兼收并蓄集思广益。读上十万字八万言，能拿来三五句话，一二个观点，都已是心满意足的了。
这是一本昨天故事今天再听的书
中国是由无穷无尽的故事，堆砌出一个又一个历史高度的国家。中国人用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喂养大自己的民族，五彩着自己的历史。中国故事也是一道世界的风景线，一篇世界的警世言。
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梦工厂，工厂的产品便是今天中国人讲出的新故事。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卡尔•波普尔指出：“不可能有一部
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没有一种解释是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解释。”鉴于此，笔者写下了这本“昨天故事今天再听的书”。
5000年前发生在河北省桑干河畔的“炎黄大战”，是一段昨天的故事，一段至今还未被“历史”收编的神话故事。虽然它被公认为华夏跨进文明的门坎，近百年的考古物证逼着历史学家开口，然而至今，学术界还是那么扭扭捏捏，欲抱琵琶，只说是：“对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的蔚县西合营古文化用‘三岔口’这一概念形象地概括它的特征因素——双唇小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在这里延续到它的后期阶段中止了，其平面分布的东北向范围也到此为止；源于辽西（老哈河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因素：鳞纹图案彩陶和彩绘斝、鬲类陶器等，从东北向西南，经过冀西北部，延伸到太行山脚下的拒马河、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一带）。源于河套一带的蛋形瓮、三足蛋形瓮等，自西向东分布延伸，也大致到此为止。”上述用了两个“到此为止”以考古实物证明一南一北的两种文化在桑干河、滹沱河流域交汇了，碰撞了。可是学术界就是不敢去“历史”一点，指出那个“到此为止”就是“炎黄大战”。让这个关系着“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历史节点，一直作为疑案悬案挂在那里。这个昨天的故事，笔者在今天听后，提出了自己的假设：“炎帝欲侵陵诸侯”的历史的核心是，北、南祖源认知的碰撞终爆发“炎黄大战”。
“大禹治水”古往今来已是家喻户晓了，但人们一直将其当成故事在听。大禹是伟大的，三千年前的《左传》就说，倘没有大禹治水，我们大家都变成了水中的鱼儿。但是，如果将大禹定位于一个自然人，在四千多年前，有着生命大限的自然人，能在那么大的时空范围内，创造出那么大的丰功伟业吗？有说根本就没有“大禹治水”这回事的，有说大禹是神或者是虫，根本就不是人！中国的“大禹治水”这个光彩的历史亮点，倘若再不给它加持，做出符合学术逻辑的阐释，就真有可能会被拉闸断电，熄灭光芒的。
笔者在本书中将大禹指向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个人格化的历史进程符号。大禹治水，是古代中国由部落联盟制社会向酋邦制社会的进步，大禹治水的成功，“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从国家起源的视角来看，应该是古代中国从前国家形态进入到“早期国家”形态。从文明进程的视角来看，应该是在具体解读版本《文明史》中的所指：“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开始，中原地区出现了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地方的众多文化因素……实际成了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的大熔炉。”今天听了昨天的故事后，笔者在本书中写出了《我读大禹》的新故事。
再一个昨天的故事，说的是距今3100年前，周武王“统战”夷狄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地）之力，进攻殷商王朝的首都。殷王的“国军”虽远在东夷，但这个拥有600年历史的王朝，仍然很快组织起70万大军，来抵御周武王的数万名联军。出乎意外的是周武王的联军仅用了三十余天就瓦解了殷商王朝的七十万大军，克了“殷”，灭了“商”。史籍如何解读这个历史奇迹呢？几乎都是说在一阵“前歌后舞”载歌载舞之后，就“克殷”了，就“灭商”了。今天你再听这样的“前歌后舞”故事，你仍然信吗？笔者仍然信，但对那些“歌”和“舞”，注入了全新的阐释，让其有了逻辑。在历史中站稳脚跟，岿然不动地去承前启后。
笔者以为，面对殷商王朝这七十万匆匆由历次“伐羌”中虏获的巴地蜀地的夷戎人和他们的后代组建的大军，周武王用3000名来自巴蜀的“虎贲之士”，在巫师“尚父”的指挥下，高唱祭祀先祖的歌，跳起祭祀祖陵的“舞”，唤醒了那七十万大军的“祖源记忆”，让他们意识到自家人是不能打自家人的。在同一“祖源记忆”的召唤下，那七十万主要由巴、蜀籍士兵组成的殷商大军阵前反戈。那样的歌那样的舞，那样的文化那样的软实力，才能发挥出那样的作用，让历史得以进步。
煌煌《史记》为我们留下一个小小的谜，两千年过去了，中国的脑袋，或许说整个世界的脑袋也未将这个谜底猜破。
这是一本以新鲜的“祖源记忆”概念为导向，探索上古中国线性历史的书；是一本彰显文化自信、讲述中国故事的书。
提出“祖源记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续文明的根本”命题，既是一个十分创新的命题，又是一个迫切需要阐释的命题。只有具备学术逻辑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解读，叙述出连贯的中国五千年以上的线性文明史，才能让“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说法，挺直腰杆走向五洲，才能让全世界心悦诚服、难以挑剔。
本书不是编年史，是对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些亮点、节点和疑点作出创新解读，促进考古学文化中的那些“点性历史”，生发出“线性历史”。在这样的可能之中，去联通“五千年文明”的轨迹，去完整“中华民族”概念，去源流“龙的传人”的说法。
以上文字是本书杀青后，笔者为勾引出版社写的广告词。其实——
这是一本歪打正着的书
在下决非历史学家，甚至连大学的门槛也未跨过。平生与“历史”的渊源仅有一次， 1958年秋在重庆市第七中学念高中一年级时，在班主任的动员下，出任谁也不愿干的历史课课代表。大概是一年任期吧，是第二年不开历史课了？还是我干不下去了？已经记不清了。
2002年，笔者出版了本收藏文化类书籍《鼻烟壶藏品赏析》。一开篇就写出60岁之后，自己人生的“主旋律”应该是什么：
当我还未完全弄懂，为什么“失落感”总像影子那样，弄得我的一些师长在退休之时，老是“剪不断，理还乱”？殊不知，退休的岁月也在窗外向我悄悄招手了！何以消解“失落感”？我选择“收藏”。“收藏”可能是满足人性中“占有欲”的一种手段。有“失落”，有“收藏”，或许可作一定的心态平衡。再说，退休了，大可“玩物”了，即使一不小心就此“丧志”也无关紧要，更何况还可以“玩物养志”嘛。
退休后，玩古董的热情可谓“一发不可收拾”。一辈子舞文弄墨的习惯似乎也无法刹车。以自己的收藏品为观察对象，探索真相，形成对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见解。着眼于创新的、独自的和欢迎争鸣的阐释。先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再辑集成册交出版社出版发行。2007年，笔者一年内急就成4本书稿。 2008年便在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进入大陆和香港市场。出版社对拙作表现出颇大的兴趣。但就在 2008年，笔者停止了业已走顺了路的那种热炒热卖的收藏文化类书籍生产。一家出版社寄来的由我自填的出版合同，至今还压在我的书箱底下。
因为那一年，65岁的我“受孕”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秋冬时节，在成都的受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的古玩市场地摊上，不时出现一些旧气十足的玉（石）雕作品。卖家和买家都称之为“齐家玉器”。笔者藏玉玩玉，还写了一套《赏玉丛书》，直观告诉我，市场上所谓齐家玉器中，那些主题表达鲜明清晰的作品，绝非一个“齐家玉器”便可笼而统之的。那类玉（石）作品上，有红山文化玉（石）器的符号，以及拥有这样符号的多个情景构图。比如，有红山文化的三星他拉玉龙（ C字龙），玉鸮（鸟纹）和玉祖（猪）龙；有它们与披发的氐羌人组成的生产、生活场景；有玉祖（猪）龙与蝉，与人，与钺等组合的雕件；有被市场称为红山“太阳神”的那种面部表情不一、头部装饰不一、体量大小不一、但却都是规范化的跽坐体姿造像。这样高矮在5-15厘米之间的玉（石）雕，又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市场中出现的多个所谓三星堆玉器泾渭分明截然不同。那些玉器，无论造型怎么千姿百态，但万变不离其宗，逃不脱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影子。而且体量硕大，多是数十厘米甚至一米左右的大块头。
更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山文化的原生地辽河流域，与2008年所见玉（石）器出现之地四川成都，一北一南相距千万里。那些玉（石）器为何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看着玉（石）器上那些红山文化元素的传承与融合，这一路上又有怎样的悲欢离合？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还有让人心痛的。那几个来自岷江上游的羌民，用编织袋装着刻有字形的泥版，每星期两次往返于茂县老家和成都市场。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谁也不落眼在那些大大小小、黑黑黄黄的文字泥版上。可怜这来回地折腾，那些泥书文字大的残破了，小的粉末了！
我该赌一把了。
游说夫人卖光我们赖以养老的一间民企印刷厂的控股。没有了企业的利润分成，我们仍有国家发放的退休工人基本养老金。无非就是外出旅游不用住宿星级酒店了，请客宴友再不敢上茅台。但若这些有着极大研究价值的历史遗物，损失了或者流失到境外，后人一定会对我的见死不救指指点点的。
终于我感动了家中的上帝。
变卖企业股份的现金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从成渝两地及周边地、市的古玩市场之中“淘”来的，从收藏朋友家中“交换”来的，我命名为“古蜀玉器”和“巴蜀陶书”的藏品，也小具规模。
那些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玉（石）雕人儿，千里迢迢来到远古的巴蜀大地，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我开始思考，人生中有意思的探索“受孕”了。
毕竟笔者不是科班出身。因其是雕塑，我先请教画家朋友。那位有头衔、有名气并具备世界眼光的画家看着那些雕像，惊叹不已，说：管它是老是新，是真是假，就看这些形形色色的雕塑语言，当今即便是大名头雕塑家，恐怕也难以构思出这许多的造型。
我再请教主管相关学会的领导。他为慎重起见，邀请名牌大学的著名考古学教授同行。观来看去，有说他曾在故宫实习过数月，但从未看见过这样的古物。有说古代中国是祭祀以“方”，不会有祖先崇拜的偶像，哪能存在这许的人物雕像？
接下来，笔者明显感到文博圈的朋友拉开了距离。当年，我是个在境外媒体上报道三星堆消息的记者，拙作在三星堆博物馆曾经陈设多年。所以笔者与住地的文博圈有来有往，相互尊重。再后来，有人向我透露，当地的学术团体针对拙作作过议论，发言中有人说笔者写这样的书，是为了让书中提到的藏品，今后能卖个好价钱。
这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范畴了，这是赤裸裸的人格污辱。我得反击。他有话语权，但没有话语，所以人身攻击。我没有话语权，但我可以集合起成编队的话语，去抵御他的话语权，还我收藏的本意，正我探索的使然。
笔者向“现今”道了声“拜拜”，一头扎进四五千年前的历史纵深。以炎帝为视角、以古蜀为焦点、以古玉为证据、以祖源记忆为切入点、以祖先文化元素为指路标、以古籍中的“节点”“热点”和“疑点”为抓手；经过兼收并蓄、经过逻辑过滤、经过独立思考、经过醒悟创新、经过考古学文化的印证、经过民间藏品信息的补充，笔者沿着文化交融线和民族迁徙线，畅想华夏文明从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甲骨文以前的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文明业已成形的秦汉时代，是如何在延续不间断地发展。
驱笔八年，修正五稿，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写出此书。笔者以“话语”去抗衡“话语权”，在解读民间收藏品信息时，在阐释自己创新的观点中，努力引证数起，杜绝“孤例不证”。由此浪费读者诸公时间，望理解、望海涵。鞠躬！
这是一本“无”中生有的书
关于“炎黄子孙”，应该说黄帝体系的叙述是比较清晰的，有历史的记述，有考古的佐证，有学术的编辑，有大众的认同。炎帝呢？似乎至今仍未说清楚。炎帝体系在古籍中是缺环的，是错位的。考古学没有对炎帝族群的源与流做出符合逻辑的指认。学术研究处在一种瞎子摸象的态势之中。“炎帝”在大众认知中仅仅是一个符号。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若干年来，对中华龙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可是，中华龙的“象征本义”到底是什么？不见符合常理的阐释，说中华龙是鳄鱼，是载角的蜥蜴，是蛇是马，是树是云，是闪电是彩虹，是雷电龙的“三位一体”，是牛鬼蛇神的“四者结合”，等等。莫非，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就是那些莫明其妙的后代？！
自己说不清自己的由来，自己又不去说清楚自己的由来，外国人便堂而皇之来此插上一只脚了。早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得知在中国河南省的仰韶村遗址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存时，改行去做中国的史前考古工作，安特生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的比较和人种学鉴定中，认为这就是现代中国汉族人的祖先，称仰韶文化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称仰韶文化为“仰韶文明”。遗憾的是，安特生终“没能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正根源，也没能对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故而提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受到西方影响而形成的。这种中华文明外来说，一百年来阴魂不散。这种由外国人来解读中国历史的“学术成果”，至今仍然被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津津乐道。且听：“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公认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在 1977年所著《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第四卷中指出的几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一、青铜器。二、宫殿遗址（或城市）。三、原始文字。这三要素是缺一不可的，这些因素也是商文化的重要架构。因此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外国人一刀就将五千年以上的华夏文明，砍成只有三千多年的商代文明，竟然还成了“已经公认”。
难道不应该在那些被外国人无端砍去的“无”中生出“有”来吗？还我华夏文明五千年以上的光彩，让整个世界也去“已经公认”。
再看局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那些三千多年前青铜器的熠熠光芒，顿时让整个世界惊叹得近乎昏旋。当今世界扭过头来看着中国，等待着我们回答，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古代巴蜀从何而来又走去何处？可是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已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对自己祖先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甚至提不出一个符合学术逻辑的假设猜想什么的，只好用一个“未解之谜”去搪塞全世界的嘴巴。
中国人不去“无”中生有，外国人就帮你“无中生有”了。提出“古蜀文化西来说”，陶伦士指出：古蜀的“羌氏为一特殊的种族——东迁的以色列人后裔”。陶伦士的两个主要论据，一是羌氏尚白，他认为白色代表宗教与道德的洁净，这与古犹太人的信仰习俗相同。二是羌氏对天神献羊子，是与古代以色列人的献祭同一源。这个外国人的理由就我这个学术界门外汉来说也不值一驳。古蜀羌人传承的是红山炎帝文化线，崇玉尚玉是该文化线的重要元素。羌人尚白，不过是崇尚白色玉石习俗的大众化普及版。向天神献羊子，那是羌人在重申自己的祖源指向羊。与以色列人的献祭，完全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的事情！
再看个案，佛教，转世轮回，因果报应。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应该说
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国家之一的古印度，在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印度文化、中亚和南亚文化也随同来到中国，影响和丰富了华夏文明。这样的文化交流本应客观看待。你来我往，互联互通，史料为凭，实事求是。可惜国内有的教授级研究家，至今眼底还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在他 21世纪出版的大著中，仍然重谈“《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屈原《天问》宇宙本源论即（印度的）《梨俱吠陀》创造赞歌之意译。”“老子也好，东方朔也好，其在不同时代改变名号为帝师的说法并非道家的发明，而是印度轮回转世思想的翻版。”如此等等还可以找得出更多的“高论”，真弄不清楚那样的中国学者对自己祖国的文化为什么那样绝情，你说庄子、屈原“抄袭”印度的学术成果，那你说说那时候的印度经典是否已经有了中国译本，或者庄子、屈原是否听得懂印度话！姑且还不用说在两千多年前，是否有印度的“访问学者”到过鲁地或者楚国，这是一个太低级太低级的逻辑问题，连当代的印度学者也不敢瞒天过海。他们也想“试图探寻老子哲学的印度根源”，但是至今也不得不承认“却未获得任何正面的结果”。
讲好中国故事刻不容缓了。
以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去观察，作为佛教核心教义的“轮回转世”观念，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轮回转世”已在巴蜀甚至全国以一种文化形式流行着，有古籍记载，有文物佐证，有民俗传承。对此，我们想得全面一点、客观一点、自信一点，原始佛教在创建之初，是否吸纳了相关的古蜀文化元素呢？
这本书中，笔者对多个古代中国历史中的热点、亮点和疑点，做出了“奇思妙想”“无中生有”的创新解读。“无”中生有是笔者追求的目的，有中觅“无”是笔者求解的手段。笔者努力去兼收并蓄集思广益。读上十万字八万言，能拿来三五句话，一二个观点，都已是心满意足的了。
这是一本昨天故事今天再听的书
中国是由无穷无尽的故事，堆砌出一个又一个历史高度的国家。中国人用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喂养大自己的民族，五彩着自己的历史。中国故事也是一道世界的风景线，一篇世界的警世言。
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梦工厂，工厂的产品便是今天中国人讲出的新故事。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卡尔•波普尔指出：“不可能有一部
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没有一种解释是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解释。”鉴于此，笔者写下了这本“昨天故事今天再听的书”。
5000年前发生在河北省桑干河畔的“炎黄大战”，是一段昨天的故事，一段至今还未被“历史”收编的神话故事。虽然它被公认为华夏跨进文明的门坎，近百年的考古物证逼着历史学家开口，然而至今，学术界还是那么扭扭捏捏，欲抱琵琶，只说是：“对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的蔚县西合营古文化用‘三岔口’这一概念形象地概括它的特征因素——双唇小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在这里延续到它的后期阶段中止了，其平面分布的东北向范围也到此为止；源于辽西（老哈河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因素：鳞纹图案彩陶和彩绘斝、鬲类陶器等，从东北向西南，经过冀西北部，延伸到太行山脚下的拒马河、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一带）。源于河套一带的蛋形瓮、三足蛋形瓮等，自西向东分布延伸，也大致到此为止。”上述用了两个“到此为止”以考古实物证明一南一北的两种文化在桑干河、滹沱河流域交汇了，碰撞了。可是学术界就是不敢去“历史”一点，指出那个“到此为止”就是“炎黄大战”。让这个关系着“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历史节点，一直作为疑案悬案挂在那里。这个昨天的故事，笔者在今天听后，提出了自己的假设：“炎帝欲侵陵诸侯”的历史的核心是，北、南祖源认知的碰撞终爆发“炎黄大战”。
“大禹治水”古往今来已是家喻户晓了，但人们一直将其当成故事在听。大禹是伟大的，三千年前的《左传》就说，倘没有大禹治水，我们大家都变成了水中的鱼儿。但是，如果将大禹定位于一个自然人，在四千多年前，有着生命大限的自然人，能在那么大的时空范围内，创造出那么大的丰功伟业吗？有说根本就没有“大禹治水”这回事的，有说大禹是神或者是虫，根本就不是人！中国的“大禹治水”这个光彩的历史亮点，倘若再不给它加持，做出符合学术逻辑的阐释，就真有可能会被拉闸断电，熄灭光芒的。
笔者在本书中将大禹指向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个人格化的历史进程符号。大禹治水，是古代中国由部落联盟制社会向酋邦制社会的进步，大禹治水的成功，“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从国家起源的视角来看，应该是古代中国从前国家形态进入到“早期国家”形态。从文明进程的视角来看，应该是在具体解读版本《文明史》中的所指：“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开始，中原地区出现了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地方的众多文化因素……实际成了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的大熔炉。”今天听了昨天的故事后，笔者在本书中写出了《我读大禹》的新故事。
再一个昨天的故事，说的是距今3100年前，周武王“统战”夷狄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地）之力，进攻殷商王朝的首都。殷王的“国军”虽远在东夷，但这个拥有600年历史的王朝，仍然很快组织起70万大军，来抵御周武王的数万名联军。出乎意外的是周武王的联军仅用了三十余天就瓦解了殷商王朝的七十万大军，克了“殷”，灭了“商”。史籍如何解读这个历史奇迹呢？几乎都是说在一阵“前歌后舞”载歌载舞之后，就“克殷”了，就“灭商”了。今天你再听这样的“前歌后舞”故事，你仍然信吗？笔者仍然信，但对那些“歌”和“舞”，注入了全新的阐释，让其有了逻辑。在历史中站稳脚跟，岿然不动地去承前启后。
笔者以为，面对殷商王朝这七十万匆匆由历次“伐羌”中虏获的巴地蜀地的夷戎人和他们的后代组建的大军，周武王用3000名来自巴蜀的“虎贲之士”，在巫师“尚父”的指挥下，高唱祭祀先祖的歌，跳起祭祀祖陵的“舞”，唤醒了那七十万大军的“祖源记忆”，让他们意识到自家人是不能打自家人的。在同一“祖源记忆”的召唤下，那七十万主要由巴、蜀籍士兵组成的殷商大军阵前反戈。那样的歌那样的舞，那样的文化那样的软实力，才能发挥出那样的作用，让历史得以进步。
煌煌《史记》为我们留下一个小小的谜，两千年过去了，中国的脑袋，或许说整个世界的脑袋也未将这个谜底猜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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