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2513
“传统中国”的概念，似乎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理解：就时间即“纵”而言，始自上古三代，历经汉唐宋元，降及是有清诸朝，均在其规范之内；就专业领域即“横”而言，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等，全都包罗其中。甚至，鉴于社会制度、意置于“传统中国”的范畴内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必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为传统中国研究的特色，也是它的观点。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原型或真相因各种原因被掩盖、被扭曲的情况下阅读、理解传统和传世文献的，面对这些传统、传世文献的某种程度误解就构成了真实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不定期学术集刊，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近期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论文，见解深刻，颇有新意。
目录
专稿
“乡绅论”视野下的王守仁——从“乡绅论”的视角看王守仁在故乡的社会活动及理念
李庆
经子研究
清华简《筮法》“劳”卦即“坎”卦说解 王志平
《孟子》词语考释六则 杨逢彬、 孙鹏程
《经义考》孟子条校考——兼论《经义考》之整理 张宗友
史学研究
新出简牍与晋文公重耳出亡史事综合研究 王少林
从刘展之乱论肃宗朝江南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嬗变 秦中亮、颜克成
北宋皇后别庙空间布局演变研究 贾鸿源
华亭地区宋元时期的儒学发展 陈磊
略论明代王守仁对“盗贼”的治理思想 王瑞山
明代上海地区水利治理体系的兴衰 叶舟
乔莱年谱初稿 胡春丽
袁枚与考据 阎超凡
清代镇江地区开沙诸洲的坍涨变迁与地方社会应对庞煊麒 王健
关帝庙的要素与谱系研究——以太谷县布袋庄关帝庙壁画题记为例 闫爱萍、孟伟
文献考证
《墨子》唐尧臣刻本源流考述 陈恒新
王褒《僮约》校补 萧旭
《文选》两个唐代注本之比较 卞仁海
李慈铭致陈豪手札九通考释 张桂丽 邓富华
章太炎佚序七篇辑考 陈开林
《文始》笺 章太炎撰 骆鸿凯笺 赵乾男、王文晖整理
序跋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序 陈祖武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序 周少川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序
陈祖武
作者简介：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原所长。
李立民博士早先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问历史文献学，得陈援庵先生治学之法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继之入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专攻晚清历史文献。鉴于刘锦藻所辑《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学术价值，而以往文献学界又少有专题论究，乃由刘考辑录之群书序跋入手，搜寻其史源，评骘其得失，进而据以知人论世，深入探索，遂成此《〈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大著。
清代学术宏深，以总结整理吾国数千年学术为特征。200多年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作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贡献。晚近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以一“大”字言清初，以一“精”字言乾嘉，而于晚清70年之学术，则归结为一“新”字。在迄今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谈到清初学术之博大，乾嘉学术之专精，恐怕论者已然大体形成共识，当无太多异议。然而如何理解静安先生论道咸以降学术所用之“新”字，则似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20世纪90年代中，我应已故友人鲍国顺教授之约，前往台湾高雄中山大学问学。其间，有幸参加清代学术研讨会，曾以《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为题撰文，向与会四方专家请教。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将旧日拙见大要奉上。
晚清7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之前列，为中国社会之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王国维先生以一“新”字来赅括晚清学术，得其大体，洵称不刊。晚清70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久，亦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70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的思想狂飙。晚清的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原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的关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立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因此，王国维先生所说之“新”，既指晚清方兴未艾的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300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70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
欣逢立民博士大著出版，谨以上述文字奉附骥尾，敬请方家大雅指教。
明代上海地区水利治理体系的兴衰
叶舟
摘要：由于江南是赋税重地，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水灾所造成的损失，历朝对上海地区的水利治理工作便极为重视，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的水利治理体系，不过这一水利治理体系并不会一直稳定延续。以明代为例，当时上海水利治理体系的兴衰变化便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如水环境等自然因素在起作用，同时也与政府控制力的强弱、乡村共同体关系的变迁、徭役制度的更动、农业的集约化开发等政治、经济诸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明代；上海；水利治理；江南史
作者简介：叶舟，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水乡泽国的上海地区来说，这里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水的控制和利用。“松郡滨海带江，渔盐灌溉，民命寄于水利。”顾清《松江府志》言，“府境诸水，亦自杭天目及苏之太湖而来，渟浸萦回，由松江、黄浦而会归于海，土之沃以是，而害亦以是。”《明实录》曰：“苏松地方延袤千里，财赋所入为天下三分之一，由外滨大海，内阻江湖，大河环列于郡县，以吐纳江海之流；支河错综于原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获灌溉，此东南财赋之源也。迩来，淤塞日甚，支河不达于大河，大河不达于江海，旱则一望枯槁，潦则立成巨浸，田亩日荒，逃移日众。”由于江南是赋税重地，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水灾所造成的损失，历朝对上海地区的水利治理工作便极为重视，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的水利治理体系。不过由于王朝的兴替，加上地方社会的变化，这一水利治理体系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变化。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地方志和水利志等相关史料，对此课题尝试进行一次全面阐述。
一、 明代上海地区官方水利管理制度的兴衰
明代上海所在的苏松地区在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而苏松地区水系疏通与否与本地经济的发展关系甚巨，松江人吴尔成便说：“吴中之财赋甲天下，而财赋之源在农田，农田之源在水利。”因此，明代历代统治者对江南水利都十分重视。明太祖朱元璋特谕工部：“凡天下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乃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在他积极推动下，一年之后，仅江南地区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此后历朝对于苏松七府的水利都非常重视，遣专官负责，“或设郎中，或命都御史，或工部尚书，或专敕巡抚官，或督巡盐巡江御史”。。如永乐时户部尚书夏原吉、平江伯陈瑄，正统时巡抚工部侍郎周忱，天顺间巡抚都御史崔恭，成化时巡抚毕亨，弘治时工部侍郎徐贯，正德时工部尚书李充嗣、工部都水郎中林文沛，嘉靖时巡按吕光洵，隆庆时巡抚都御史海瑞，万历时巡江御史林应训等，都对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不过随着中央政府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变化，明代历朝对江南水利的重视程度也有不同，川胜守便曾将明代江南水利工程的实施过程分为6个阶段，即宣德、正统期，成化、弘治期，正德末、嘉靖初年期，嘉靖后半、隆庆初期，万历初期，万历中后期。
自明成祖派户部尚书夏原吉治理江南水利之后，朝廷便有成例，国家定期派重臣负责江南水利，特别是正德十六年（1521）后，专门派遣工部尚书一员巡抚应天等府地方，兴修苏松七府水利。此外有监察御史巡按苏松，水利工程也是其职责范围之内。同时朝廷在江南还设有专官负责水利。据明《三吴水利全书》记载，情况大致如下：弘治八年（1495），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带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设主事或郎中一员专管，三年更代。正德九年，设郎中一员，专管苏松等府水利。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员，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十六年，遣工部尚书一员，巡抚应天等府地方，兴修苏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佥事听其节制，寻设郎中二员于白茆港、吴淞江分理开浚。十三年，令各处按察司屯田官兼管水利。四十五年，题准东南水利不必专设御史，令两浙巡盐御史兼管。此后如隆庆六年，曾降敕书，以东南水利专责成巡抚；万历三年（1575），又令巡江御史督理江南水利。
另外，苏松常镇还有所谓的水利道一职。根据何朝晖的研究，明初诸省布按二司机构设置较为精简，后设置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负责专门管理某一项事务，初只是临时的个别设置，此后越来越普遍化、经常化，演变成所谓的专务道，即专门负责管理省内某项事务的道，水利道便是其中之一。
成化八年，明廷设置了“钦差督理苏松等处水利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一职，专管江南水利。这是江南地区有监司负责水利之始。弘治八年，时任按察佥事吴性便称：“本道钦奉敕书，往来于嘉湖杭苏松常镇七府所属地方，提督治农并管屯官。”此后又一度令苏松兵备道兼管苏松常镇四府水利，据《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正德七年，敕苏松常镇兵备副使带管水利。嘉靖三年（1524），罢苏松等府管水利郎中，仍行浙江管水利佥事带管。所谓带管，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从宪题称，“水利佥事亦以统属不便，专辖浙江”。嘉靖六年，令巡抚官督同水利佥事，用心整理苏松水利，毋得虚应故事。嘉靖二十八年，敕差苏松常镇粮储参政一员，带河南布政使司衔，兼理水利，但三十五年便奉旨裁革。到隆庆六年（1572），又敕差苏松常镇粮储参政一员，带山东布政使司衔，兼理水利。万历元年六月，改铸苏松兵备、浙江水利二道关防，俱兼管河道。五年二月，工部称：“水利职掌，隶浙江者责之浙江佥事，隶直隶者责之苏松兵备，如浙直之交，工兴之费，各处司道俱听按臣督率举劾。”但至万历五年又再度裁革。万历十五年五月，户部复南京户科给事中吴之鹏奏，称:“国家设督粮、水利道以总理于上，设同知、通判、判官、县丞、主簿等官以分理于下，而修筑疏浚之，以备旱涝。”万历十六年，敕差副使许应逵带湖广按察司衔，督理苏松常镇水利，驻扎松江，十八年再次革去。万历二十年又复设苏松常镇粮储道一员，带湖广布按二司衔，兼理水利。二十四年，又题准，改粮储道为常镇兵备道，苏松常镇兵备道为苏松兵备道，析四府水利，各就辖境兼理。至崇祯四年（1631），又奉旨复设苏松常镇粮储道一员，带湖广布按司衔，但这次主要是巡视漕河，具体的水利农务仍由苏松兵备道兼理。
就地方府县而言，府一级有通判一员，县一级有主簿一员负责水利，这就是所谓的“治农官”之设。所谓“苏松嘉湖等处为东南泽国，向设有水利治农官”。水利治农官早始于永乐间，况钟曾言：夏原吉治水后“续差通政赵居任，府县添设通判、县丞，专一治农。永乐十九年为恤民事，沙汰革去。后奉行在吏部勘合，该大理寺卿胡概奏：‘苏、松、嘉、湖、杭、常六府地方广阔，田圩低洼，钱粮浩大，府县正佐官各有政事，恐农务荒废，要添官治农催粮，府县自行委官部运，不许别项差占。’奉钦依：‘添与他，着专一整点农务，催办税粮，迟误时日不饶。’钦此。钦遵添设府、县通判、县丞各一员，督领粮长，专一治农，催征秋粮。”根据《吴中水利全书》记载，宣德二年（1427），应巡抚周忱之请，命吏部添设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水利通判及属县水利县丞各一员。但正统八年，巡按苏松御史何永芳题请裁革七府水利通判及属县水利县丞。当时地方“共称不便”，次年便敕周忱仍恢复七府水利通判及属县水利县丞，但须“事毕裁省”。成化九年（1473），重新添设七府劝农水利通判及属县水利县丞。嘉靖三十年前后，苏州、松江、湖州等府治农通判又遭裁革。万历五年，因裁汰冗员，革各县水利县丞，由巡盐主簿兼职水利。到崇祯二年，奉旨裁汰冗员，革各县水利判官、主簿各一员，属吏目典史职专水利。虽然有明一代，府县水利官员对地方水利贡献颇著，但从朝廷到地方对这一级官员历来颇有微词。由于“吏部循照资格，泛为授任”，所以这些人根本不是水利专家，大多缺乏水利知识。姚文灏便曾言：“查得苏松等处府县水利官，虽以治农为职，率皆庸懦无知，询以修治，茫然不省”。这些官员也并非以水利为专职，经常“竞营别差，地方亦以为故常，而职业旷废”。更重要的是，正如嘉定知县韩浚所言，这些水利官员并不关心地方利益，所谓“簿（按，即水利主簿）之于民，既未必疾痛相关，而民之于簿，亦未必指臂相使。徇名兴役，空文报成，即镂冰画脂无殊矣”。因此相当部分水利官员都是因循苟且，疏于职守。更何况地方水利官员屡设屡裁，水利管理机制混乱不堪，难怪何良俊气愤地说：“祖宗时，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员，谓之治农官，嘉靖中以为冗员，已经裁省。夫朝廷粮饷取给东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于农，农之耕种，全赖水利。则治农官其可以为冗员而裁革之耶？”徐献忠更是大声疾呼：“今世冗官理应裁省者甚众，惟苏、松、湖三府劝农官独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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