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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904953丛书名: 中华图像文化史
本书的编著体现了可贵的创见性,在图像的生产场域、自身的构成场域和其社会传播场域所建构的语境中阐释图像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不足,不仅凸显了图像的文化史学价值,更为今后图像学研究开辟了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学术路径。
第六章 插图文化的开端 487
序
十余年前,我曾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现在许多朋友都在谈中国梦,我数十年来也一直有个梦,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梦。有梦,代表人还有理想;努力实践理想,人类就会进步。而过去这些年,国人日趋功利,久矣无梦了,这绝非一件好事。现在开始,为理想而努力,应该正是时候。
中华文化传统浩瀚深邃。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向有左图右史的说法,诚如《中华图像文化史》的主编韩丛耀先生所言,人类记录历史和表征世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语文(言语、文字等)为主要载体的线性、历时、逻辑的记述方式;另一种是以图像(图画、图符、影像等)为主要载体的面性、共时、感性的描绘方式。看来,我们的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图史互诠,即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重要性。我倒更觉得往往当文字记载衍生许多训诂歧义时,一幅图像可能会使整个诠释更加客观和直接。图文结合,比较科学,应可定论。语文记述方式在近五千年来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记述的主流方式,而有着百万年历史并保有大量文化资讯的图像表征形态,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科学解读,图像形态与语文形态的逻辑因果关系一直未得到有效的研究。然而,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书画同源的视觉“书写”文明历史。这种视觉的、图像化的历史传承和文明形态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表音文化体系迥然不同,它是超越言语化的视觉认知模式与逻辑,构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文明形态与智慧,并且从未中断过。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图像传播的国度之一,由于左图右史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重视图像较之文字毫不逊色。而研究中华图像文化史,就可以还原中华民族上万年的精神历程、思维观念、生活形态,揭示中华文化深厚的人文思想、情感与精神。我过去一直强调,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一定要包括图画,所以我把自己研究中国绘画史的那部论文集《画》,列入了我的中国精神史探究系列之内。
韩丛耀先生是一位研究视觉文化与文化传播的学者,也是一位执着的中华图像史学研究的先锋。他长期从事东西方图像历史研究,并曾留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专攻图像学理论,还两次成为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他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图像史学对中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痛感学界因对图像史学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思想价值的认识不足,而可能造成的史料旁置、散落、湮灭的危机,因此呼吁必须重视中华民族图像文化的专门“抢救性”研究。他的这份努力和贡献,其重要性、意义和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韩丛耀先生历时十余载,邀集全国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多位图像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图像学视野下撰写的40余卷本《中华图像文化史》,是百卷本《中华图像文化史》的第一期研究成果。《中华图像文化史》分为断代史与类型史两大类,分时段、分类型、分专题地深入研究中华民族自远古至1949年之前大中华地区的图像及中华图像文化的形成机制、文明形态与文化意义,清晰地勾画与阐释了中华民族图像表征的文明主线。其中,断代史论述了中华民族从远古至清代各个朝代的经典图像及图像文明的社会形态;类型史通过对各类图像形态的深入研究,剖析图像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中华图像文明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图像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这部丛书是中国学者首次全面、大规模地梳理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各种图像,通过对“中华图像”视觉印象的认知,穿透性地理解各个时代的复杂文化领域。他们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深入解剖图像的多元价值及其所产生的历史、社会、政治背景,分析图像在传播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探索建立中华民族视觉文明体系和中华图像文化学的理论方法。《中华图像文化史》可谓是第一部具有全新理念与系统脉络并自成体系的中华民族的视觉文明通史。我为此盛举深感高兴和鼓舞。世人必将因这个系列巨著而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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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图像文化史》规模宏大、方法新颖,研究精深,对于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抢救性”研究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其意义是关键性的。该成果从人类视觉文明的角度来思考图像文化的重要价值,而不仅是以往美术史、艺术史所侧重的技术史、风格史以及美学史问题。该丛书展现了图像主体下的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中至少包括两点,一是图像形态的主体性;二是广义的文化范畴,这些都是传统图像研究缺少的,谨此,其学术理论价值、文化价值已经彰显。
此部丛书集基础性、原创性、创新性、前瞻性于一体,学术架构严谨,主题鲜明,行文通俗易懂,在资料整理、撰稿、论证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图像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描述和记载,它需要用“原样”加以呈现,用
“原图”加以分析。从此书近万幅珍贵图像的案例展示与分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丛书撰写工程的浩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书中选录的图像不仅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同时触及了在过去的图像研究中备受忽视的广泛的“非艺术”领域,不仅展现了中华图像文化的广泛性和博大精深,更凸显了其文化史学价值。
《中华图像文化史》的一系列成果体现了可贵的创见性。它在图像的生产场域、自身的构成场域和图像的社会传播场域所建构的语境中阐释了图像的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韩丛耀先生创建的三大场域与三种形态的图像学研究方法,为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不足,也为今后图像学研究提供了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学术路径。这些可以说是韩先生对中华图像文化研究做出的特别贡献。而韩先生组织、统筹大型项目的魄力、能力,更是教人敬佩,个人认为,此书将来或可与李约瑟先生策划的《中国科技史》等观。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乐意向各位读者推荐此书。
第六章
插图文化的开端
图画和文字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载体。在此之前,人们主要靠记忆储存信息并通过言语传播信息。这种依靠彼此相告、代代相传的传播方式,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格萨尔相传是天神白梵王之子,因人间多有不平,便投生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头人家里,长大成人后,他的骑术超人,武艺高强,在赛马会上得胜而被拥戴为岭国君王。
从此他率领人民降妖驱怪,东征西讨,扶弱济贫,维护本民族利益,深得人们的爱戴。格萨尔王的故事,早在七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流传,约在9世纪时,内容趋于完整,有近百部、约一百七十多万行的篇幅。它没有文本,全靠“说唱”人代代相传,流传至今。此外,还有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虽然,远古时代人们只能靠这种方式接受信息,但靠语言传播信息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它不能将信息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只能将“一鳞半爪”的信息流传给后人,同时,会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失真”、“失忆”,造成信息的丢失,就像我们小时候玩过的一种古老的“传话”游戏,用一句话开始往下传,等游戏结束时,经过多人的口口相传,最初的那句话已变得面目全非。靠结绳、契刻,虽然可以帮助人们记事,但它们毕竟太原始,是一种非常简陋、粗略的记事方法,记事范围极小,准确性也很差。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法。譬如图画,在当时是一种最先进的帮助记事和表达思想的方法。这大概发生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多是动物和人。人们通过这些图画可以相互交流和保存信息,还能将信息以“保真”的形式传递给比周围更远的人与相隔时间更久远的后代。
所以,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一节 图画·图形·文字
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人员,在山西朔县峙峪的一处距今有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许多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一片刻有似为羚羊、飞鸟和猎人等图案的兽骨片,寄寓着当时猎人捕获野兽的愿望。这件美术作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美术作品。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先人们在山崖的岩壁和独立的岩石上用凿刻或绘制的彩画、线刻和浮雕等图画,人们将这种图画称之为“岩画”。在《韩非子》、《史记》等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岩画的记载,其中尤以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最丰富,记载有黄河和长江等地沿岸的许多岩画。在其他一些历史著作和地方志中,也有对岩画的零星记载。如在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和明代张穆的《异闻录》记载有广西左江流域的崖壁画材料。
在我国已在十多个省四十多个县发现岩画,其中以内蒙古阴山岩画最著名。1928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曾在内蒙古阴山西部的狼山地区发现过一处岩画。1976年,我国考古人员依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中,“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1为线索,重新发现这一地区的岩画,经过多年的调查,仅阴山狼山地区就有岩画近万幅,时间上起距今一万多年前,下迄清代。
阴山岩画,题材广泛,有行猎图、放牧图、车辆图、征战图、舞蹈图、生殖图等等,生动地记录了古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许多动物图像极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们或引颈长嘶,或回首短呜,或慢步缓行,或四蹄腾跃;有的彼此含怒欲斗,有的相互舔吻亲昵。其中一幅《五虎图》成为阴山岩画的代表作(图6-1-1)。《五虎图》位于山沟里的一块大石头上。石
头坐北朝南,光滑平整,高一百四十七厘米,长五百三十三厘米。石头上有五只老虎,有的静卧,睡眼蒙眬;有两个老虎黏在一起,正在交媾,喻示着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也向人们揭示了自然界中生命的图腾和绵延不绝。五只老虎旁边还有幼虎崽,依偎在成年虎的旁边,整个画面精美绝伦。
在我国甘肃嘉峪关市西北约二十千米处,有一个叫黑山峪的峡谷,因这里的山石漆黑光亮而得名。黑山峪峡谷长达二十余千米。人们在一块块奇形怪状、光滑如镜的岩石上,也发现由先民雕刻的许许多多的岩画,足足有一百五十余幅,绵延约二千米,犹如一座天然画廊。岩画最大高达一米,最小只有几厘米。岩画的内容包括畜牧、狩猎、舞蹈、繁衍以及牛、马、骆驼、虎、龟、犬、蛇、鹿、鸟、鹰等动物,反映先民在这里的狩猎和放牧生活。
有一幅《猛虎捕食图》,构图十分逼真,中间是一只张牙舞爪、凶猛异常的老虎,它的周围是几只担惊受怕的牛羊,老虎正向其中的一只羊猛扑过去(图6-1-2),一场自然界中的动物生存竞争活灵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另一幅《狩猎图》,更是先民狩猎生活的鲜活表现:三头野牛和四只长角的鹿被许多先民团团围住,远处的几名骑手手拿弓箭,对准猎物,防止猎物外逃;还有一些猎人在一旁助威,齐声呐喊(图6-1-3)。
这些岩画发现在黑山,所以被称为“黑山岩画”。岩画是原始社会绘画的遗存,起始于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岩壁上刻下他们的信仰和种种生活的印迹:狩猎、游牧、战争、反映生殖崇拜的男女交媾、怪异的人头像、手印、蹄迹等。这些古老的信息通过绘画传递给我们,使我们了解原始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状况。我国在许多地方都发现有这种岩画,最早的有几万年历史。
图画的出现远在文字之前,文字起源于图画。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人们通过图画来相互传达和保存信息。图画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表达,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后来,图画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发展成绘画艺术,另一方面发展成文字。最初,先民用画得非常生动而逼真的图画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或者记载某一件事,让别人一看就明白,他要告诉别人什么。久而久之,大家看惯了这样的图画,也明白了它的意思,就不用将图画画得很复杂、很细致了,只用简单的几根线条勾画一个大概的轮廓,逐渐将它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看到它,不用说就知道它的意思。例如,上面画一个圆圈,下面画一个小山,表示太阳升起。通常把这种图画称之为“图形文字”或“图画文字”。但是,图画真正要转变成文字,发挥文字的作用,只有在有了约定俗成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有人画了一只鸟,大家见了它,都叫它“niao(鸟)”;画了一棵树,大家见了它,都叫它“shu(树)”。这样就能用图画完整地“书写”语言,有效地记录下语言来。这种能表达语言的图形才真正从图画中分离出来,变成了文字符号。这种图形式的文字符号,没有原来的图画那样逼真,画得也越来越简单,就发展成一种“象形文”。原始的象形文也可以说是一种图形文字(图6-1-4)。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就是靠从图画演变成的文字流传下来的。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当地农民在挖地的时候,捡到许多动物的胛骨。因为当时的农民缺少文化,只知道它叫“龙骨”,可以作药材,不知道还有文化价值。于是,他们把挖出来的胛骨卖给药店,作中药材。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叫王懿荣(1845—1900)的人,他是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是翰林院的编修,在一次生病时,叫人到达仁堂去抓药。在抓回来的药材中,他发现甲骨上带有刻痕。王懿荣是位金石学者,精通青铜铭文和古文字。他认为甲骨上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古文字(图6-1-5)。于是,他大力收购甲骨,这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几年后,另一位甲骨收藏者刘鹗,从其收藏中挑选了一千多块甲骨,出版了一本《铁云藏龟》。刘鹗(1857—1909),清末小说家,字铁云,
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铁云藏龟》是第一次将收藏的甲骨公布于世。后来,人们对这些甲骨进行了研究,发现甲骨上的刻痕,的确是一种古文字,人们将它称之为“甲骨文”。现在,对甲骨文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文的发现也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除甲骨外,先人还在陶泥、金石等上面刻字绘图,用于记事和传递信息。
有了文字,书籍也就诞生了。“图书是以文字或图画记录下来的知识。”2 中国书籍的早期形态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书籍形态,那时的书籍多是档案性质的文字记录,没有固定的外部形态。在甲骨、陶泥、金石上,除了刻写文字外,也有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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