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30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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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语：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作序并推荐！
这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线路及其文化遗产的图文书，内容分为丝绸之路、大运河等十条文化线路，每条线路按照“线路概况”、“历史演变”、“线路分布”、“文化遗产”、“线路价值”这几个板块加以分类。这些线路连接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商贸、建筑、艺术等。通过对中国文化线路多元价值的呈现能促进相关部门对这些遗产资源很好地加以保护和进行合理的开发，这将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相整合的成果。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蜀道、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北京中轴线、大运河、茶马古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万里茶道这十条中国文化线路，以及这些线路所承载的文化遗产。这些线路对我国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些文化线路遗产及其价值进行系统地疏理，书中很多珍贵的实景照片和绘制图为文化线路及其遗产的呈现和保护提供了依据。
目 录
序 言
前 言
蜀道：见证2000年西南历史的交融之路
丝绸之路：东西对话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穿越高山密林的中华文化传播之路
北京中轴线：城之中，国之轴
大运河：中国文化的“认同之路”
茶马古道：西南民族大走廊
川盐古道：一条横亘中国腹地的文化沉积带
武当神道：建筑与神话异体同质的问道之路
万里茶道：以茶为媒的中俄对话之路
附录：作为无形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
后 记
前 言
序言
冯天瑜
2014年春季的一个早晨，丁援君来访。谈话主要是延续了年初关于“地域建筑”和“荆风楚韵”的讨论，我们都感到文化对于城市建设的影响正越来越大。我送给丁援一套我新著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他马上告诉我：他刚刚编完《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今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需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的表现比喻为一幕幕悲喜剧，那么，诸民族、诸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剧目得以表演的舞台和背景。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持续而深刻的，但这种作用主要又不是立竿见影的。在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人文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具有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同一自然环境内创造不同的文化事实。而无定的人文因素又不能自由地纵横驰骋，必须以相对固定的自然因素为物质基础，把握自然因素提供的可能性，去创造文化的现实性。
《管子》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脉筋之通流者也……”中国古人逐水而居，“水者”就是中国文化主要的地理环境，而河流、水道则是形成中国文化线路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常说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介绍的十条文化线路中，有五条是和河流、水道密切联系的，并且全都是南北走向的。其中万里茶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和汉水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线路，大运河是隋唐以后中国南北交流的主动脉。
中国地理大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为西—东流向，故东西向水运畅通，而南北向水运受阻。而另一方面，水运较陆运价廉，当南北物资、人员沟通规模增大之际，南北向水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并且往往更能体现人类创造文化的力量。
在我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中，也特别提到了运河。运河是完全人工的产物，著名者当推灵渠与南北大运河。灵渠系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令史碌兴修。该渠南北向，沟通长江支流湘水、珠江支流漓水，联系长江、珠江两大东西向平行水系。灵渠历代屡有疏浚改建。我1995年前往观看，见该渠设斗门多座，顺次开闭，使船只越过高地，渠水可自流灌溉。灵渠至今仍发挥南北航运及灌溉作用，令人钦佩先民因势利导、锐意创制的高超智慧。大运河是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等东西向水系的大制作。这项历史性工程始于春秋末期吴国挖掘邗沟（在今江苏中部，后称里运河，连接淮河和长江）。南北运河的大规模开凿是隋炀帝杨广执政时展开的。灵渠与大运河的开凿，是人类依凭地理环境又加以改造的杰作。它们生动地宣示地理环境是必须尊重的，同时也可以因势利导地进行整治。在尊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统一中，谋求人类的福祉。这些也是“文化线路”的本质所在。
在丁援君的书中还提到了另外几条重要的陆路线路：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和北京中轴线。这些线路有的古老逾两千年，有的年轻仅数百年；有的道路十分艰险，有的是一片坦途；有的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遗产，有的还不太受到关注。然而，这些线路都同样体现了战争与和平、交流与发展的主题。
我在讨论“丝绸之路”这一联系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大通道开辟的三大动因时提出，丝绸之路是由军事外交、商业贸易和宗教传播这三种伟力的交相作用所推动。我以为，今天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线路”的产生也大多如此。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的开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甚至延伸至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正是这种军事外交的诉求，使得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都热衷于开辟新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路。
另一方面，民间和官方的贸易，在客观上推助了线路遗产的畅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的贸易交流，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成绩，也会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丝绸之路为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此外，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文化线路生成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丝路上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
丁援君是我以前的学生，在学术上他勤思而少作，但让我欣慰的是，他的“文化线路研究”与我的“文化生成史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生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正如“文化线路”有一个从交通孔道发展形成“线路文化”的过程。在文化的无尽征程中，线路既是载体，也是结果。“中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大题目，“文化线路”可以成为深入研究这个宏观题目的一个中观的视角。
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了解无穷的中外古今，是力不能企的。当我们不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不妨顺着这一条条的“文化线路”做思想的旅行。
“出乎史，入乎道”，可成矣。
是以为序。
前言
文/丁援
“文化线路”的概念早是由欧洲学者于1994年正式提出，2008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全球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评选的咨询机构）魁北克大会通过《ICOMOS文化线路宪章》把“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写入国际文件。正如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先生所说：“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早些时候还是集中在物质性的遗存，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通过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有的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进而又注意到那些口口相传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遗产与保护，这种非物质类型的遗存，在保护和研究上和物质性的东西就大不相同，在保护的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这是人类在认识上又一次的深入和提高。继而在遗产保护事业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它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各国学者就提出了大量的遗产路线，并引起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因为它确实存在，并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活动和发展，有的至今还继续存在。”
从2004年开始，国内学者成系统地翻译相关外文资料和介绍《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完成了一批博士、博士后研究，专题研究，基金课题，以及一批线路遗产申遗文件，并且把“文化线路”作为方法论，研究文化转型中遗产（包括历史建筑与街区）内在的“无形线路”。应该说，随着学术界对“文化线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特别是2014年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人们对文化线路的理解会越来越透彻，文化线路的运用也会越来越广阔。
中国文化线路有几个特点：
1.中国文化线路具有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特点。诸如大运河、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在祖国大地上呈现出气势磅礴的布局。流淌千载不息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丰碑。大运河的部分段落始建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至隋代全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终在元代取直后形成目前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丝绸之路是迄今世界上规模的线性文化遗产，它始建于汉代，大体完成于隋代，唐代仍延续着传统格局，宋代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丝绸之路成为了展现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网络几乎覆盖大半个地球，成为世界上长的经济商贸之路、文化交融之路、科技交流之路，促进了亚欧非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往来，成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
2.中国文化线路具有资源丰富、种类多样的特点。其所涵盖的类型众多，所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既有各自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积淀，构成多种文明荟萃、不同文化融合、各种宗教并存的一座座历史文化长廊。究其内容可分为交通要道（蜀道）、水利工程（大运河）、贸易通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川盐古道、万里茶道）、宗教文化（武当神道）等不同主题。
3.中国文化线路具有功能持久、生命力强的特点。例如大运河是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千百年来，大运河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水上运输通道，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以及防洪灌溉干流，其功能也在经历着变迁。这条古老的运河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是一条河，更是一个涉及交通、运输、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可以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再如，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是长期以来在国内交通路线上形成的，由于外国商旅贡使经常沿着这一路线往来，逐渐成为带有国际性的旅行路线。当时，通过丝绸古道传播的并不仅仅只有作为文化载体的商品，还有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书法绘画、医药医学等。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把古代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遗产委员会的支持。我们主要选取了中国已有的世界遗产和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主要线路遗产，如武当神道、大运河、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万里茶道、北京中轴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的线路遗产，如川盐古道，以及关注较少但意义重大的西南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遗产。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开拓者之一的王景慧老师生前一再强调，文化遗产的当代主题是“保护与发展”，这也是我们编撰此书的本意，即希望通过介绍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为我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多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素材。
文化线路遗产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话题。作为编著者，我们希望这个话题能对那些心怀理想、目光远大的读者有所启示，使更多有识之士能参与到“发现、调研、保护中国的文化线路遗产”工作中来！
（本文为《中国文化线路遗产》前言，有删节）
冯天瑜
2014年春季的一个早晨，丁援君来访。谈话主要是延续了年初关于“地域建筑”和“荆风楚韵”的讨论，我们都感到文化对于城市建设的影响正越来越大。我送给丁援一套我新著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他马上告诉我：他刚刚编完《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今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需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的表现比喻为一幕幕悲喜剧，那么，诸民族、诸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剧目得以表演的舞台和背景。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持续而深刻的，但这种作用主要又不是立竿见影的。在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人文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具有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同一自然环境内创造不同的文化事实。而无定的人文因素又不能自由地纵横驰骋，必须以相对固定的自然因素为物质基础，把握自然因素提供的可能性，去创造文化的现实性。
《管子》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脉筋之通流者也……”中国古人逐水而居，“水者”就是中国文化主要的地理环境，而河流、水道则是形成中国文化线路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常说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介绍的十条文化线路中，有五条是和河流、水道密切联系的，并且全都是南北走向的。其中万里茶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和汉水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线路，大运河是隋唐以后中国南北交流的主动脉。
中国地理大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为西—东流向，故东西向水运畅通，而南北向水运受阻。而另一方面，水运较陆运价廉，当南北物资、人员沟通规模增大之际，南北向水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并且往往更能体现人类创造文化的力量。
在我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中，也特别提到了运河。运河是完全人工的产物，著名者当推灵渠与南北大运河。灵渠系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令史碌兴修。该渠南北向，沟通长江支流湘水、珠江支流漓水，联系长江、珠江两大东西向平行水系。灵渠历代屡有疏浚改建。我1995年前往观看，见该渠设斗门多座，顺次开闭，使船只越过高地，渠水可自流灌溉。灵渠至今仍发挥南北航运及灌溉作用，令人钦佩先民因势利导、锐意创制的高超智慧。大运河是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等东西向水系的大制作。这项历史性工程始于春秋末期吴国挖掘邗沟（在今江苏中部，后称里运河，连接淮河和长江）。南北运河的大规模开凿是隋炀帝杨广执政时展开的。灵渠与大运河的开凿，是人类依凭地理环境又加以改造的杰作。它们生动地宣示地理环境是必须尊重的，同时也可以因势利导地进行整治。在尊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统一中，谋求人类的福祉。这些也是“文化线路”的本质所在。
在丁援君的书中还提到了另外几条重要的陆路线路：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和北京中轴线。这些线路有的古老逾两千年，有的年轻仅数百年；有的道路十分艰险，有的是一片坦途；有的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遗产，有的还不太受到关注。然而，这些线路都同样体现了战争与和平、交流与发展的主题。
我在讨论“丝绸之路”这一联系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大通道开辟的三大动因时提出，丝绸之路是由军事外交、商业贸易和宗教传播这三种伟力的交相作用所推动。我以为，今天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线路”的产生也大多如此。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的开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甚至延伸至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正是这种军事外交的诉求，使得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都热衷于开辟新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路。
另一方面，民间和官方的贸易，在客观上推助了线路遗产的畅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的贸易交流，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成绩，也会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丝绸之路为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此外，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文化线路生成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丝路上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
丁援君是我以前的学生，在学术上他勤思而少作，但让我欣慰的是，他的“文化线路研究”与我的“文化生成史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生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正如“文化线路”有一个从交通孔道发展形成“线路文化”的过程。在文化的无尽征程中，线路既是载体，也是结果。“中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大题目，“文化线路”可以成为深入研究这个宏观题目的一个中观的视角。
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了解无穷的中外古今，是力不能企的。当我们不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不妨顺着这一条条的“文化线路”做思想的旅行。
“出乎史，入乎道”，可成矣。
是以为序。
前言
文/丁援
“文化线路”的概念早是由欧洲学者于1994年正式提出，2008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全球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评选的咨询机构）魁北克大会通过《ICOMOS文化线路宪章》把“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写入国际文件。正如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先生所说：“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早些时候还是集中在物质性的遗存，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通过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有的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进而又注意到那些口口相传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遗产与保护，这种非物质类型的遗存，在保护和研究上和物质性的东西就大不相同，在保护的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这是人类在认识上又一次的深入和提高。继而在遗产保护事业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它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各国学者就提出了大量的遗产路线，并引起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因为它确实存在，并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活动和发展，有的至今还继续存在。”
从2004年开始，国内学者成系统地翻译相关外文资料和介绍《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完成了一批博士、博士后研究，专题研究，基金课题，以及一批线路遗产申遗文件，并且把“文化线路”作为方法论，研究文化转型中遗产（包括历史建筑与街区）内在的“无形线路”。应该说，随着学术界对“文化线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特别是2014年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人们对文化线路的理解会越来越透彻，文化线路的运用也会越来越广阔。
中国文化线路有几个特点：
1.中国文化线路具有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特点。诸如大运河、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在祖国大地上呈现出气势磅礴的布局。流淌千载不息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丰碑。大运河的部分段落始建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至隋代全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终在元代取直后形成目前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丝绸之路是迄今世界上规模的线性文化遗产，它始建于汉代，大体完成于隋代，唐代仍延续着传统格局，宋代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丝绸之路成为了展现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网络几乎覆盖大半个地球，成为世界上长的经济商贸之路、文化交融之路、科技交流之路，促进了亚欧非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往来，成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
2.中国文化线路具有资源丰富、种类多样的特点。其所涵盖的类型众多，所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既有各自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积淀，构成多种文明荟萃、不同文化融合、各种宗教并存的一座座历史文化长廊。究其内容可分为交通要道（蜀道）、水利工程（大运河）、贸易通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川盐古道、万里茶道）、宗教文化（武当神道）等不同主题。
3.中国文化线路具有功能持久、生命力强的特点。例如大运河是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千百年来，大运河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水上运输通道，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以及防洪灌溉干流，其功能也在经历着变迁。这条古老的运河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是一条河，更是一个涉及交通、运输、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可以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再如，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是长期以来在国内交通路线上形成的，由于外国商旅贡使经常沿着这一路线往来，逐渐成为带有国际性的旅行路线。当时，通过丝绸古道传播的并不仅仅只有作为文化载体的商品，还有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书法绘画、医药医学等。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把古代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遗产委员会的支持。我们主要选取了中国已有的世界遗产和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主要线路遗产，如武当神道、大运河、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万里茶道、北京中轴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的线路遗产，如川盐古道，以及关注较少但意义重大的西南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遗产。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开拓者之一的王景慧老师生前一再强调，文化遗产的当代主题是“保护与发展”，这也是我们编撰此书的本意，即希望通过介绍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为我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多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素材。
文化线路遗产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话题。作为编著者，我们希望这个话题能对那些心怀理想、目光远大的读者有所启示，使更多有识之士能参与到“发现、调研、保护中国的文化线路遗产”工作中来！
（本文为《中国文化线路遗产》前言，有删节）
媒体评论
《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介绍的十条文化线路中，有五条是和河流、水道密切联系的，并且全都是南北走向的。其中万里茶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和汉水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线路，大运河是隋唐以后中国南北交流的主动脉。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在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几条重要的陆路线路：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和北京中轴线。这些线路有的古老逾两千年，有的年轻仅数百年；有的道路十分艰险，有的是一片坦途；有的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遗产，有的还不太受到关注。然而，这些线路都同样体现了战争与和平、交流与发展的主题。——学者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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