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549363
第二章 东西文化之比较 （胡适）
第三章 上古文化及中古文化 （房龙）
第四章 现代科学及其将来 （罗素）
第五章 现代商业及其将来 （克来因）
第六章 劳工问题 （卫布）
第七章 法律与政治 （马克培因）
第八章 战争与和平 （路易）
第九章 卫生问题 （文兹罗）
第十章 家庭问题 （厄尔力斯）
第十一章 种族与文化 （多尔西）
第十二章 现代宗教及其将来 （洛滨孙）
第十三章 现代艺术及其将来 （曼福耳德）
第十四章 现代哲学及其将来 （杜威）
第十五章 现代娱乐及其将来 （彻斯）
第十六章 现代教育及其将来 （马丁）
第十七章 现代文学及其将来 （杜棱）
第十八章 结论 （俾耳德）
本书有确实之主张，无逃遁犹豫之词，无含混隐秘之处。本书之立场是：科学与机械是两种不可磨灭的事实，凡学者、教育家、宗教家、领袖、工业家等，都得认可此种事实。凡逃避此种事实的，必致荒虚失败。本书各作者虽承认现代之机械不无恶果，未尝不因而痛心，但大都不赞同哲斯脱敦（Chesterton）、柏拉克（Belloc）、斯盆勒（Spengler）等那种悲观的态度。各作者对于现代文化之将来，拒绝悲观，代以乐观，而同时并非经营地产者那种乐观。
本书之编辑，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经过各地友人之商助，而后敦请各专家，以清晰遒劲之文词，讨论现代文化之各方面。除篇幅之外，各作者不受任何限制，各人可自由发表意见。各个作者对于其他作者的意见，也不受任何牵制。编者没有更改原稿，使各篇一致，也并不拥护各作者所有的意见。即或本书不采取这种自由的原则，而各作者都是有地位的，也不会容许受人的限制。
编者得力于隆曼斯书局之喜尔先生襄助不少，仅此致谢。
俾耳德，一九二八年八月，于新弥尔福德（New Milford）。
译者序
数年前中国学术界讨论东西文化之优劣，很是热闹；但近年来因政治革命之激潮，而对于文化之讨论，渐趋于沉寂。然而文化究竟是根本问题，凡一国之兴衰，种族之存亡，无不基于其文化之性质。
现代世界各学者对于近代西方文明之态度，约可分悲观、乐观两派：欧洲方面因大战之创伤，大都趋于悲观，德国斯盆勒（Spengler）所著之《西方之衰微》（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即代表悲观派之最著者；美国近代气象兴盛，机械发达，以故大都趋于乐观，俾耳德之编辑此书，请各著名学者从各方讨论现代之文化，大半表示乐观，即为反驳斯盆勒之悲观态度而发，亦可代表乐观派之言论。至于我们中国究竟要取何态度，走何途径，很可以此书为借镜。
关于此书之编辑及内容，俾耳德之序言、绪论及结论，均已详细说明，在此恕不赘。
书内胡适之先生一文，会请胡先生亲自校对一过，谨在此致谢。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一日，于熙俭于上海。
新版序
人类的前程和中国的未来
公元1914年是中国的虎年，也是中华民国三年。就在这一年，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大战争”（the Great War）爆发。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于二十多年后再次打响时，这场 “大战争”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这场美国人在1917年自己参战后称其为“终结所有战争的一场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的炮声在1918年11月11号11时终于沉寂时，约200万美国人先后效力疆场，5万余人捐躯，20万人受伤。美国只是卷入战火的36个国家之一。一战中全世界至少有6500万军人参加作战。每三个年龄在13到30 岁之间的法国男人就有一个死于战火，死亡率占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法国男人的13.3％。英国军人死逾72万，伤160万，死亡率占年龄在15—49岁男人的6.3％以上。德国死200万，伤420万。仅一战战俘到1917年底就达350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总人数高达900万以上，这说明每8个士兵中至少有一人阵亡。或者说在4年多的战争中士兵每天平均死亡6046人。此外，这场战争还造成德意志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帝国的烟消云散，英、法老牌大国随之衰落，美国、日本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异军突起。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民族自治和平等及国际化成为中国等不少国家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东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而且从相当大的意义上来说，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二战。因为二战不仅是一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的全球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
实际上，一场有关一战意义和影响的辩论在一战结束后即在东西方展开。德国人斯本格勒（Osward Spengler）宣称一战标志着西方的没落，是大家都熟知的。中国人梁启超则在其于1918年底到欧洲游历及考察所撰的《欧游心影录》中声称一战的结果显示东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优势。梁启超写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甚至用其饱含深情的笔调告诫中国人，“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对梁启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将人类文明消灭殆尽，而西方一直标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难辞其咎。除梁启超外，中国人梁漱溟、辜鸿铭等均属强调东方文明优越阵营的大将。当然，当时鼓吹东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以至美国人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为另一位哲学家、英国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撰《中国问题》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在大战后，中国似乎成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国之道德准绳成为蝎子之鞭，抽打自以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China tends to become an angel of light to show up the dark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virtues are made a whip of scorpions with which to lash the backs of complacent Westerners.”）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东西方文明中站队，比较优劣和短长。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国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认识一战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要乘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不要汲汲于东西方文明之争。如有一位中国人在1918年《晨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战既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而移入新时代。”“故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此则吾人所应大觉悟者也。”
战后在亚洲，对西方文明批评最厉害也最有影响的是印度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此公在1913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人第一个获此殊荣者，声誉当然远扬，所发言论也较引人注意。泰戈尔在1921年写道，生活在东方之外的人现在必须承认欧洲已经彻底失去其过去在亚洲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则的奉行者，它充其量只是个西方种族优越论者和对非西方人的剥削者。（“Those who liveaway from the East, have now got to recognize that Europe has completely lost her former moral prestige in Asia. Sh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 champ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fair dealing and the exponent of high principle, but rather as an upholder of Western race supremacy, and the exploiter of those outside her own borders.”）他在战后给法国作家、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写道，亚洲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对欧洲不再喜爱（“hardly a corner in the vast continent of Asia where men have come to feel any love for Europe”）。对泰戈尔而言，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所投下的毒药在战后必将祸及自身，所谓的欧洲文明之火炬也许不再是灯塔，而是用来杀人放火的东西（“the poison that civilized Europe had pushed down the gullet of such a great country like China has severely impaired its own forever” and whether “the torch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not meant for showing light, but to set ?re”）。
一战是日本的所谓“天赐良机”。日本通过一战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但就是在大发一战外交和经济横财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战后有许多疑惑之处和很强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过一战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但西方集体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嗤之以鼻，在种族问题上日本还是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仍无法同白人国家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毕竟日本是靠德国军事化模式发迹的，德国在一战中被打败及一战后流行全球的反军国主义思想让不少日本人怀疑日本是否在根本上就选错了立国模式，怀疑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的所谓“脱亚入欧”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也是通过一战跻身世界强国的美国同样对一战的影响和后果充满疑虑。美国人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号下加入一战战团后，却发现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自己所愿。确实，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为神明和救世主，为全世界带来希望。连法国老虎宰相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给了人类十诫，但此公却给了我们“十四点”世界新秩序蓝图。甚至连泰戈尔也要写书题赠给他。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雄心万丈，立誓要建立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并建立国际联盟，为万世开太平。但美国人抛弃了威尔逊及其国际愿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甚至不准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
可以说，一战后全球的仁人志士、学者与政客都在疑惑和思考一战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并讨论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学之破产，抑或为人类带来新的契机。本书就是20年代东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对此问题的回答。这本英文原著的英文名为“Whither Mankind”，英文版出版于1928年。本书的编者是美国著名的进步主义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以一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e of the United States）闻名于世。他长期任教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政治科学与史学之间任意游走，曾分别担任美国历史学会（1933）及美国政治学学会（1926）会长。由此可见他在两大学科的杰出影响和受人尊敬的地位。比尔德的个人学术经历同一战有直接关联。一战时哥伦比亚大学的铁腕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因一些教授反对美国参战而将他们开除。比尔德愤怒抗议并辞职，在1917年离开了他教书多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并很快成为位于纽约的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98年后改名为New School University）的主要创办人。如同比尔德一样，本书的不少作者与一战有浓烈的感同身受的关联。如鲁宾孙（James Harvey Robinson）， 同为哥大教授，后步比尔德之后尘从哥大辞职并加入New School。哲学家杜威也是本书作者之一。他曾对一战后之世界寄予极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杜威表示，我们在为民主而战，因为这场大战争，“世界死了，世界万岁！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和文明。杜威虽然声称他目前并不知道战后新世界究竟怎样，但他显然对战后新世界和国际秩序充满憧憬，当然也有不安。结果，杜威对战后世界新秩序极其失望。连杜威先生也疑惑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先生也加入了科学和西方文明怀疑论者之列呢？
本书的作者均为一时俊杰，各行翘楚，有哲学家、医学专家、心理学者、作家、经济学者、历史学家等，除胡适先生外，清一色的西方人，且大多为美国人。这些人的观点如何呢？本序不想在此预告，以免夺走读者慢慢品味此书观点时可能获得的惊喜和新鲜感。但这里还是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章精彩纷呈，且绝非人云亦云，如同一曲令人振奋的交响乐，高潮迭起，各种观点如同不同乐器相互辉映。本书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科学破产的说法。比尔德在本书的序言中写到，“本书之立场是：科学与机械是两种不可磨灭的事实，凡学者、教育家、宗教家、领袖、工业家等，都得认可此种事实。”比尔德还强调，“各作者对于现代文化之将来，拒绝悲观，代以乐观，而同时并非经营地产者那种乐观。”
有趣的是，本书部分作者或有很深的中国情结或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第二章的作者是我们很熟悉的胡适先生，当然就不用介绍了。另外两位作者杜威和罗素与中国的近代命运很有关联。杜威在五四运动期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两年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过时间最长的国家。杜威被认为是中国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的个人化身。由于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被蔡元培等人称为常见为“西方孔子”。罗素也在战后来到中国，讲了好几个月学，影响也可谓不小。像杜威一样，罗素也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字，如前面提到的《中国问题》一书。本书的编者比尔德不仅因其学术研究在中国受到尊重，几乎无人所知的是，他同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黄兴也颇有交往。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档案馆就找到一封比尔德写给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的私人信件。古德诺长期担任哥大政治学教授，1913年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推荐下担任袁世凯总统的宪法顾问，并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一事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此信写于1914年11月7日。比尔德写道，黄兴将军系袁世凯政敌，现在美国，很想在纽约同古德诺一晤。比尔德还询问古德诺是否能来纽约并同黄兴会面。古德诺很快回信告诉比尔德，他作为袁世凯的顾问，不能同被当时中国政府视为“叛徒”并潜逃到美国的黄兴先生正式会面。古德诺还在这封要求比尔德保密的私人信件中写道，甚至黄兴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战友现在对其也不抱多大好感。古德诺请比尔德不要把这些实情告诉黄兴，但要婉转说他因太忙而无法同其会面。之所以提起这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旨在提醒我们的读者，本书的观点不仅对我们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仅对中国有切身体会，甚至对中国有深刻的了解。
一战爆发迄今已经100年，但当年围绕这场大战争进行的全球讨论，这场有关世界秩序、东西方文明的兴衰、科学及机器的论战，到今天仍在继续，也仍无答案。在21世纪，人们仍在继续在讨论，继续疑惑，观点仍旧莫衷一是。事实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考验，西方文明照旧处于优势，跟一战时期比，今天，科学和机器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为全世界所推崇和追求。中国自一战以来无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积贫积弱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今天的中国不仅国力大增，国际地位也与日俱增，与一战后任人宰割的局面有天壤之别。但五四时期我们的先辈所讨论、所纠结的问题今天仍旧存在。例如当时广为讨论的“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中华文明的国际地位如何，中国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国家认同等问题，到今天仍旧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计划同五四先辈们所追求的理想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我们中国人同全人类一起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的今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具慧眼，再版这本书，让我们今天的读者有机会重温这部出版于80多年前的文集，可谓意义重大，用心良苦。因为本书对今天的我们仍有重要启迪意义。诚如本书译者于熙俭在80多年前所言，“至于我们中国究竟要取何态度，走何途径，很可以此书为借镜。”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仔细读读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哲人思想、辩论及心路历程，静心想想人类的前程，并思考什么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为了后代，也为中国和世界。
徐国琦
2013 年 9 月初稿于英国伦敦
2014 年夏定稿于美国波士顿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