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平实精微:汉唐春秋穀梁学论稿(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

本书为“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之一，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穀梁学史*重要的一段时间进行剖析。本书挑选八篇文章来做穀梁学研究史的“常识”普及。以时间也就是《穀梁》的兴衰及学术史大势为主线，以经师的解经方法为重要考察对象，深入研究《穀梁》的特征及学史，探讨经师解经思维及给后世的影响。这些文章通过细研文本来论述汉唐以来穀梁学研究大家刘向、范宁、杨士勋各人的解经思维与解经方法等，指出《穀梁》的解经水平也达到了解经思维的上层“平实精微”，且义理在三传中*为平正。

张沛林，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汉唐经学文献及经学史。

引论：孔子“作《春秋》”与《春秋》“三传”的解经模式

《春秋穀梁传》“发问”刍议

“鲁学”的建立与秦汉儒家对齐鲁“初政”的认知

刘向春秋学初探

郑玄穀梁学考述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解经方法的疏失

《春秋穀梁传疏》所称“旧解”考

杨士勋为刘炫受业弟子考———以“先师”词义的历史转变为线索

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重发传”说研究

引论：孔子“作《春秋》”与《春秋》“三传”的解经模式

有学者认为：“在《春秋》‘三传’中《穀梁传》最少价值”。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应该不在少数，笔者就曾在七八年前，听一位先生讲：“应该学习《公羊传》，《穀梁传》并没什么。”于是受着类似于这种评价的影响，在群经中，我最晚接触的恰是《穀梁传》。那是2012年夏天，本科毕业的暑假，突然想试着读读《穀梁注疏》，一读便有了全新的认识。

硕士一年级，同门王天然师姐博士毕业，她的研究方向也正是《穀梁传》。得知我正在学习《穀梁传》，她问我《穀梁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一时回答不出，反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说：“清通简要。”这四个字，我记忆十分深刻。在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继续阅读《穀梁注疏》，从每天用两个小时看三四页，到看半卷，再到可以看完一卷，二十卷书前前后后看了许多遍，写了十余万字的札记。因为确实愚钝，又有“拖延症”，勉勉强强凑出了博士论文。看的遍数不少，所获有限，但如果有人再问《穀梁传》的特点，这次我可以交卷了。同样用四个字：平实精纯。

三“传”各有优劣：《公羊传》发明幽旨，但似“村朴秀才”，如“君子大居正”，说法稍显迂阔，不如《穀梁传》平实。《左传》辞气雍容，记事明晰，是“文章祖庭”，史家楷式。但多含权诈，义理乖违，如“惜也，越境乃免”这样的“混账话”，真可说是伪造圣言，厚诬夫子，不如《穀梁传》精纯。当然，《穀梁传》也常语焉不详，有无关宏旨，甚至扞格不通处。研究“三传”，似当具备“理解之同情”，导扬其各自的优点，善用阙如，而不回护错误。

解经要“疏通知远，平实精微，斯为上善”。“平实精微”，大概如《程氏易传》《四书章句集注》这样的著作是配得上的。《穀梁传》解《春秋》经，似乎还未到入微的程度，但历代儒先疏证《穀梁传》及笔者自己的理想，未尝不是追寻“平实精微”。这本小书是关于《穀梁传》及其在汉唐时期学史的研讨，是从笔者博士论文中选取几个片段，修改或重新创作后形成的八篇文章。它将编入到一套学术丛书中，而笔者将其视为一个梳理“常识”的读物。因为自古至今，《穀梁传》是一部很少被人重视而又取得经典地位的书，一些基础的概念与知识是亟待重新认识的。八篇文章彼此间并没有过多联系，且有些篇章论述过程琐碎，但目的就是努力使“常识”更清晰一些。本着上面谈到“理解之同情，导扬其各自的优点，善用阙如，而不回护错误”的态度，冀能取得一点儿成绩。

在开始本书正式内容之前，首先对“孔子作《春秋》”与“三传解经模式”两个无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作一个粗浅的说明，是为研究的基础：

先看第一个问题：孔子作《春秋》。

新文化运动到当下的百年间，古人心中的“圣作《六经》”在先后几个历史阶段内得到了并不全面的批判。但从较主流的研究方法上来说，新式的学者并未超越前清耆宿名儒很多，只在对“新材料”的运用上积极而恰当。胡适之、傅斯年等改换风气的“预流”学者在著作中严谨的考据，无非是对清儒的继承。举例来说，傅的《性命古训辩证》就是延续清代学者的话题与方法。这样的力作出色且可以引领时流，在于将清人片言只语的注释、札记、序跋等变换为论证更为严密，材料支撑更为丰富，且格式更为规范的“现代化”论文。

而近当代的学者群体，相较于旧时学者，最大的变化在于他们持有受西方及现代化影响的视角，并深信这些新理念的正确性。似乎打破前人“尊经崇圣”的观念，便可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以《诗经》为例，在当下多数著作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有些严谨的学者会将这句中的《诗经》替换为“《诗》”或“《诗三百》”。对比前后两类称法，前面一种或有意或无意地取缔了在汉儒“《诗经》”概念中实实在在的经学属性，即取消了经学作为一门实有学科的地位。但《诗经》的名称，本来就是汉儒确立并普遍使用的，将其转换成文学史概念似乎不妥。近代学者并未说明而“自然”且“公认”的使用，体现出经学与文学已不再是同一范畴中的概念了。同样，攻讦、反对《毛传》也存在问题。如《国风》中诗篇的来源确实为民歌，但保留在《诗经》中的文字一定经过了官方的润色。即便没有润色文字，也必然润色了义理，这样才能在庙堂之上呈现。近代的学者否定了这一庙堂之上的实情，直接将《毛诗》文本作为民间的研究材料。

可以说，中国近代所谓“科学的”是一种“宗教”，具备较强的排他性，严重禁锢了学者的思想，使理解变为单向度。

“《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作为“五经”之一，至圣先师孔子的唯一制作，其“经学”的研究方式在近代“科学的”方法冲击下，面临同样问题。《春秋》文本简略，非依附传记不能解读。唐宋时期虽有“三传束高阁”及重作传的风气，但绝大部分的疏解、研究是依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胡氏传》等经典著作展开的。近代则绝少有为《春秋》重作《传》者，对《春秋》的相关研究论述，便出现在学史、概论中，且话题多相同。

如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是近代文化变革之初学术层面的重要思潮。由他讲授，刘起釪先生记录的讲义小书《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中第二章《春秋经论》，谈到《春秋》的体裁、作者、命名、用历”四个问题。“作者”一节论述最详，认为笔削“鲁史”作《春秋》者并非孔子。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可以说是近七十年中最重要的《春秋》学著作。《前言》讨论“《春秋》名义”“《春秋》与孔子”“《春秋》评价”等几个话题。书中直书圣讳，体现时代印记。考据尚有理据，但下结论也常不留余地。如他认为《春秋》和孔子的关系，仅仅因为孔子用《鲁春秋》教授过弟子。赵伯雄先生的《春秋学史》是新世纪影响最大的《春秋》学史著作。在第一章中，“《春秋》的性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春秋学的形成”三节专门讨论《春秋》。赵先生论证较严谨，如比较上引杨伯峻先生关于孔子与《春秋》的观点，赵先生说：“不管孔子是否作过或者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虽然两位学者皆谈孔子曾用《春秋》作为教材，但辞气有差别，杨先生多少有贬损义，而赵先生则缓和而近实。

以上略述三位学者所研讨关于《春秋》的话题，虽不能涵盖百年来所有“科学的”关于《春秋》的研究，但可以反映出学者们一些集中关注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因其意味着《春秋》的“性质”与“作用”。是“经”是“史”？有“大义”还是“直书”？《春秋》是否为孔子作，完全将文本研究带向两个不同方向。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是春秋学作为经学的第一基础。如果《春秋》的作者不是孔子，那么无论如何在《春秋》研究中也没有谈论经学的必要，以往两千年的研究，大概都可取消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宋前文献恐怕无一同于作者创作时的模样。又先秦典籍，不论是否脱漏、散乱，皆有逐渐增减、添补的嫌疑。鲁史《春秋》旧本不能还原，今日所见，只是前文提到一些学者所说“与孔子有关系的《春秋》”。也就是说，不同立场的学者，或以为“孔子作”或以为非，都是根据有限且相近的无法还原原貌的史料进行分析。近代“科学的”结论与古代学者言论，多少都有臆测的成分，这一点应该是首先明确的。

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该问题，尤其是一些历代学者反复征引、阐释过的孔子作《春秋》说。目的在于观察学说演进、存在的误解，以及一些思维、方法上的局限。

《孟子·离娄》：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滕文公》：（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诸说之中，《孟子》成书距孔子时代最近，故上引两段是讨论“孔子作《春秋》”的历代学者必引述的。但两段似乎存有明显的矛盾：《离娄》中以孔子据“鲁史《春秋》”而述“义”，而《滕文公》则直以为“孔子作《春秋》”。俞樾《群经平议》以为“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取”训为“为”。俞曲园目的明显，是为沟通两段字句，调和上述矛盾。但以“作《春秋》”释作“为《春秋》之义”，终嫌增字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