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1664
•专题研究•
01《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像》 杨瑞松
02《“society”的早期翻译及其时代关联》 承红磊
03《蝌蚪避孕：20世纪50年代一种医疗观念的实践》 周永生
04《空中飞舞的微虫：“细菌”概念在晚清中国的生成》 姬凌辉
05《建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何被政治化》 许浩、章可
06《清季普通士人的知识和观念世界》 舒铁
•域外专论•
07 顾有信：《翻译：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费希特和政体》 夏静 译
08 冯凯：《进步：一个中文概念》 孙煜 译
09 高登：《什么是思想史？》 章可 译
•史料与考证•
10《所载致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勘误（上）》 张晓川
11《微疵集》 张求会
•研讨综述•
12《“报刊与近代中国的知识再生产”工作坊综述》 李稳稳
13《旅行书写工作坊综述》 王志通
14 附录、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英文） 李稳稳
本辑为《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的第7辑，主题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知识”与“观念”本非一物，但在近代西潮席卷、中国人精神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过程中，两者的更新与嬗变，都遵循相似的轨迹。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旧学”到“新知”的转变，所关乎的并不仅仅是内容的扩充和重整，而是知识在“获取、分析、传播和应用”等一系列过程中的结构性重造。 “新知”与“旧学”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前者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理解世界和生活实践的方式。因此，如果对近代中国的“知识史”研究能够成立，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应将目光仅停留在纸面的、文本的世界，而是“知识形态史”和“知识社会史”的结合，是对认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多重考量。
同样，本辑考察“观念”，也并非那种悬在空中、停留于精英思想家脑海中的“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而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在很多年前曾提醒学者，以往思想史研究的重大缺点之一，就是“对于观念有不负责任、爱好而又不专精的毛病”。学者总是“草率地用一些惯用的名词，如‘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来说明某些观念，进而用一些他们所假想的起因陈说来从事解释。”所以，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研究容易显得太过“轻易”。 对于处于剧烈变动中的近代中国而言，几乎没有一个观念是“理所应当”的，因此相关研究也绝非轻易。今日学者大多试图重回历史语境，或从词汇、概念的角度细细审视其来龙去脉，考察语义和文本的多重关联方式；或从观念（话语）的社会效应着眼，考察诸种因素的互动。
在本辑的论文中，杨瑞松的《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选取学者大多熟闻的“四万万”这一词汇，研究它如何从一个单纯计量人口的数字，化身为国族认同的关键性符号，细细钩沉近代围绕着“四万万”的各种民族、国家和道德想象，极为精彩。该文提示我们，类似“四万万”之类想象性话语，当它们进入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成为与“我族”粘连的重要符号后，实际上发挥了限定民族国家“边界”的重要作用。而无论是诸如“一盘散沙”之类的负面描述、还是民国成立前后“五族共和”这等重塑政治认同的话语，都与“四万万”话语本身划定的问题边界相关，在各种历史语境中体现出不同的紧张性。
类似地，承红磊的《“society”的早期翻译及其时代关联》研究的是近代的另一重要词汇——“society”如何进入中文语境。尽管今日国人都已接受“社会／society”的意义对等关联，但这种现象并非“从来如此”。以往学界讨论较多的是清末时“群”和“社会”这两个译词之间的并行和竞争，而该文将目光置于更早期，选取《万国公法》和《佐治刍言》这两个翻译文本，讨论其中“国”、“众”、“会”等译词背后的思想资源和概念理解问题，别具新格。
在近代中国的新词汇、新概念研究中，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时人运用本土传统中的资源来解释全然来自欧美的新概念，这在当时可能便于理解和传播，但却往往会因此掩盖中西两种概念之间本质性的差异，使得后来学者的不断清理变得相当必要。姬凌辉《风中飞舞的微虫》一文就关注“细菌”这个“微小”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该文首先考察传统医学中“因虫致病”说以及“虫”和“蛊”等相关概念，然后论述“bacteria”一词进入中文语境的过程以及“细菌致病说”如何开始传播，文章敏锐地发现，毒虫和疫气知识在近代成为国人接受细菌概念的重要桥梁，呈现出知识传播中独特的一面。
同样关注身体和医学，周永生《蝌蚪避孕：20世纪50年代一种医疗观念的实践》一文讲述的是共和国建国初期“吞食蝌蚪以避孕”这种特别医学观念流传的故事。这种今日看来不免怪诞的行为背后，是50年代扶植中医、发挥中医效用的大观念背景。而这一流行现象折射出来的，则是那个时代国家工业化、人口快速增长、女性节育需求、民众猎奇心理、中西医知识普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该文通过细致梳理，展现了在建国初期中共推行“科学化”的宏大话语下，民间医疗实践的复杂进程，引人深思。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也在50年代开始流行，但这个来自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词汇自上而下地、迅速被大规模运用于政治运动当中，在那一代人记忆中烙下深刻的痕迹，乃至于后来它成为20世纪少见的中共官方刊文改正译法的概念。许浩和章可的《建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何被政治化》一文从《哥达纲领批判》的早期译文入手，细细追溯“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法何时出现，与哪些知识背景相关，并选取何思敬这一关键人物，讨论译名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态度变化。文章揭示出“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法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张春桥名文问世以前，它就已经具有了很强的阶级批判性。
重构一个人的知识和观念世界，并不比重构一个时代要容易。舒铁的论文聚焦于清末民初湖北的一名普通士人金永森，从他的代表作《西被考略》入手开始这项“重构”工作。金氏对中国传统典籍相当熟稔，即基于此，他对“西学中源”的解释也多有奇崛之处；而他运用《山海经》的记载来附会西方诸地域，则显现出清末“万国竞争”的大格局下，许多普通士人仍然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世界格局想象坚守抱持。“知识史”的复杂和丰富性，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除了六篇主题论文，本辑还刊载三篇译文。海德堡大学顾有信教授的论文研究梁启超对德国思想家费希特的翻译，以及梁氏对人之“天职”观念的创造性诠释；而汉堡大学冯凯教授论文研究中文“进步”概念的生成，以及它和“进化”概念之间的纠葛，他审慎地区分了“进步／进化”和“progress／evolution”的语境差别。两文史料详尽、精义迭出，颇能代表欧洲（德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水平。此外，编者还选取了哈佛大学高登教授的《什么是思想史研究》一文译出，该文从方法论着眼，阐述了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与观念史、哲学、政治理论、文化史、社会史之类的差异和联系，对我们思考中文语境中“思想史”的定位，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其他栏目，本辑还有两篇精彩的史料考证文字。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多次专题学术工作坊，其中许多与近代中国研究相关，本辑选录其中两次工作坊的综述，以便读者了解相关信息。最后依照惯例，附上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英文文献目录。
集刊此辑最终编成，离不开作者们的支持，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在此谨向所有作者、译者和帮助本辑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编者
2018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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