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钥匙漂流记——古代中西交通猜想(丝瓷之路博览)

卢向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国古代经济史方向的研究。卢向前教授近期致力于唐后期地方与中央关系问题的研究，曾出版《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卢向前教授同时担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目  录 

第一章

葡萄美酒自西来

葡萄是西方传过来的 /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 8

吐鲁番种了多少葡萄呢 / 16

烟熏的吐鲁番葡萄干 / 20

源远流长的吐鲁番葡萄酒 / 28

家有千斛、十年不败 / 43

吐鲁番葡萄酒税 / 48

高昌冻酒——世界上最早的葡萄冰酒 / 55

庄园葡萄酒蒸馏的猜想 / 65

第二章

金银铜币汇高昌

四百年惨烈 / 78

毯居然可以当货币 / 86

东来的大绢西向的锦，龟兹的样式高昌造 / 93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叠 / 100

铜银钱粉墨登场，但是且慢…… / 105

银钱流行犹如水银泻地 / 112

绢帛铜钱都来凑热闹 / 119

银钱气息奄奄，铜钱生气勃勃 / 129

铜钱如钱江潮，澎湃汹涌； 绢帛像拍岸涛，水起风生 / 134

高昌的布叠卷土重来，杀了个回马枪 / 137

起起伏伏三时期，跌跌宕宕七阶段 / 141

第三章

胡化婚姻竟如何

唐人大有胡气 / 146

母仪天下与“辰嬴之累” / 153

武敏之与裴行俭的故事 / 164

敦煌三家巷 / 175

突厥的世系为什么搞不清 / 182

另类和亲夷狄女 / 191

第四章

金钥匙漂流记

金钥匙出现的背景 / 202

金钥匙出现了 / 212

历史的穿越 / 215

金钥匙制度在西方神话故事中的演变 / 221

西方世俗世界中的“金钥匙” / 225

中国古代有金钥匙吗 / 231

两把钥匙不同的原因 / 238

金钥匙出现的法理基础 / 243

金钥匙是怎样交汇的 / 247

后记： 十万天兵斩阎罗，四十不惑谱新章 / 250

引  子

两年前，余太山、李锦绣二位先生向我约稿，说准备编一套《丝瓷之路博览》知识丛书，原则上只要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就行。具体的要求则有四项：第一，准确生动地将要写的问题写清楚，给读者稳定可靠的知识；第二，掌握翔实的数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使用规范优美的语言、简洁流畅的句子，围绕主题，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地叙述；第三，不要套搬经典作家的话，不要堆砌原始史料，不要烦琐的考证，不要注释；第四，力求观点和材料浑然一体，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尽可能增加趣味性。

我虽习历史，但到底只是中外关系史的门外汉；虽协助黄时鉴先生编过一本《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但心中还是清楚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虽曾写过一些论文，编过一二文集，但毕竟意趣是有所不同的。接到稿约，因一念之差而最终推辞不得，胆子也真够大的，于是列出了书名、篇目及设想，递呈二先生：

题目 ：金钥匙漂流记——古代中西文化交通猜想

篇目 ：

金钥匙漂流记——有关城门钥匙，即城市控制问题，中西文化在制度层面上的对话碰撞。

葡萄美酒自西来——有关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等自中亚到吐鲁番再流传至中原的故事。

金银铜币汇高昌——有关波斯罗马金银币与中原铜币在吐鲁番行用的历史考察。

胡化婚姻在敦煌——胡化婚姻，即带有相当原始性状态的婚姻形式在敦煌的表现（它又和昭武九姓相关联。当然是一种有趣猜想）。

另类和亲与突厥——上文的姐妹篇（和亲多为中原公主下嫁少数民族，反向的流动则可称为另类和亲，考察它的产生、 发展及其与民族性的关系实在是有趣的话题）

两造官司见某某（交流）——物质交流、商业关系在中西关系上的突出反映。这里的官司可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其官司的标的物为丝绸、瓷器，原告为汉族商人，被告则为其他族种人。这里甚至可以加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过所”（当时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因检查经过人员身份问题，遂附有一份奴隶买卖的契约。契约中，卖者为昭武九姓人氏，奴隶之身份则为突厥少女，买主为当时福建观察使（相当于正省级）的小妾与侄子。此官员的姓名甚至能在现存文献材料中找到，这实在是太让人吃惊了！契约中还有担保人，他们亦为昭武九姓人，或为当地居民，或为经商者。

马德堡半球东游记——物理学上关于大气压强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与《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遭难于小西天的小铜钹莫非真有神奇的联系？这是一种真正大胆的猜想，或许并非是科学猜想，但提出讨论也许有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我当时以为，完整计划还应该再加上三个章节，便可成十全之数，十全武功，岂不妙哉！但想不出来，便也搁置在一旁了。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出来。以上设想，也只有部分得以写成。

不曾想，这种想当然的方案却得到余、李二先生的赞赏，他们甚至以为，这可以是一个系列，可以一本一本接着写。

两位先生不经意的一句话，使我立刻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底子，真以为可以“一本接着一本写”。于是在两年时间里，我便如同走进了死胡同一般，左冲右突，总是不得要领。等我醒悟过来，时间便也溜过去了——真是“逝者如斯夫”。但答应的事还得做，于是再回过头来重新做起：把稀释了的东西浓缩起来，拉长了的缩短些，没有基础的先放弃，踏踏实实地做自己感觉还有点底的东西，这就是将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东西了。

但难处还很多，自己虽有过一些似乎是中西交通的文章，但多为考证。考证的程序当然是繁杂的，甚至有时还不得不琐碎，但结论往往只是一句话。要用这样的一句话做成二位先生所期望及出版社所认可的“宏篇巨著”，还得有不少相关知识撑门面才行——于是得硬起头皮往下写。写得成功与否，则有待读者的检验了。

还有一件事须交待，我的题目中有“猜想”这样的概念。我认为，猜想，有的是虚幻的，有的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无论如何，即使是虚幻的猜想，也应该是科学创新的动力之一，提出问题总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假如提不出问题，世界便也停顿了。至于我心中的猜想是否为历史之真实，且请读者诸君评判。实际上，我已经把自己认为是虚幻的东西排除掉了。

是为缘起。

敦煌三家巷

好了，现在要说说最底层的老百姓了。有学者说要写人民的历史，我认为，用心是好的，执行是难的。 原因非他，有材料吗？没有材料，如何做出饭菜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是不朽的，即所谓的立德、立 功、立言的“三不朽”，三不朽也就是“三立”。我想了一下，这当然是从好的方面说，如果笼而统之，则还有如同《三国演义》中曹操所说的“遗臭万年”者，至于“朽”与“不朽”，又是另一回事了。于是，除了帝王将相，要从老百姓那里挖出点东西来，难之又难。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土，竟把当时当地老百姓的大量东西都留下来了，这正是老天爷的恩惠呀。

于是，这里要来看看民间的胡化婚姻形态了。我检索到的胡化婚姻形态有三家，我就把这节文字戏称为“敦煌三家巷”。

敦煌文书户籍

隋唐时期，政府控制老百姓的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户籍制度。凡是老百姓的人口年龄身份地位地产赋税徭役等等，都得登记在“户籍”中，而三年登记一次的“户籍”的基础就是每家每户老百姓自己申报的“手实”。这样的“户籍”和“手实”就在敦煌吐鲁番的文书中留下了一些。

人们便也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各种研究，我却在读这样的文书过程中，发现了“胡化婚姻”在民间的痕迹。尽管是蛛丝马迹，但通过分析还是能看出名堂来的。先看第一例。

这是一份唐大历四年（769）沙州燉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手实中的户主是索仁亮，三十八岁，他是一个折冲府的副将。根据手实记载，他曾祖父叫“守”，祖父叫“济”，父亲叫“楚”。他的户主身份的获得原因是“代兄承户”，即他的兄长索思楚已经死去，于是他便成了户主，如果活着，索思楚应该是七十五岁。当然，索仁亮还有一个寡嫂姓宋，当年已经七十岁了。这些记载都没有问题，但再看索仁亮的侄子索元晖时，却发现有点蹊跷了，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

我发现索元晖年龄为二十九岁，他的“故父”就是索思楚，而在他的档案中，曾祖父叫“守”，祖父叫“济”，父亲 叫“楚”，与他的叔叔索仁亮竟然完全一样——我这样说不是很清楚，列一个表吧。

索氏叔侄世系比较表

当然，索元晖还有一个亡故的兄长叫索元亮，活着的话应该是三十五岁了。

还可看到，索思楚比索仁亮大三十七岁，而索仁亮只比索思楚的长子索元亮大四岁。兄弟年龄差异大而叔侄年岁接近也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手实正文中，索思楚为索仁亮的兄长，而在索仁亮的档案中却变成了父亲。假若索仁亮之父“楚”与思楚并非一人，则比照索思楚儿子索元晖的世系，索思楚亦应为索仁亮之父行辈而非兄弟辈无疑。在同一手实中，竟然出现如此矛盾之记载，不得不说，这是婚姻胡化的结果，即索思楚妻其小母（继母），亦即思楚与他的父亲济（索仁亮之祖）之小妻（继妻）结合生出了索仁亮的缘故。

这样，从父系推算，索仁亮与索思楚为子父关系；从母系看，由于索仁亮之生母为其祖之小妻（继妻），则两人又为兄弟行了。只有作如是观，索仁亮户之昭穆矛盾才能迎刃而解。即此户为报母婚这样的胡化婚姻形态。

三家巷中的第二家是唐天宝六载（747）燉煌郡燉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的杜怀奉户。这里可发现户主杜怀奉与他的侄子杜崇真的档案记载也是矛盾着的，列表即是：

杜氏叔侄世系比较表

杜怀奉与他的侄子杜崇真之世系排列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观表可知，杜怀奉之世系为奴、苟、开，而杜崇真之世系却是头、奴、开。两相对照，杜崇真的世系竟然脱去了“苟”这一序列而“开”的辈分却降了一等，其中的奥秘何在呢？这种情况显然与索仁亮户不一样。我进行了多种设想，终于发现解开此一谜案的关键在于杜怀奉的父亲、杜崇真的祖父“奴” 是谁所生，也就是“奴”为“开 的儿子，抑或是“苟”的儿子的问题。杜怀奉的父亲“奴”与杜崇真的祖父“奴”无论为同一人抑或为二人，都脱不开“苟”这一环节。但假若有“苟”的父亲“开”以他的儿媳为妻子而生出了“奴”，情况又怎样呢？倘使站在“奴”的立场，若从母系看，“奴”为“苟”的儿子，若从父系看，则“奴”又直接上承于“开”而绕过了“苟”的序列。如此，杜怀奉和杜崇真的世系排列有这样的矛盾和结果便也毫不足怪，因为它本身就是胡化婚姻形态中翁媳婚下的产物。

第三户的户主叫曹思礼，与杜怀奉同乡同里，户籍也是 天宝六载的。列表如下：

曹氏叔侄世系比较表

这里的矛盾在叔曹思礼与侄曹琼璋的曾祖父、祖父竟完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假定曹思礼父珎婚其小母（户籍上无其名，这里的“婚”，不论是娶为妻也好，或目之为乱也好）而生产了德建，情况如何呢？如此，则德建若从母系看，为廓之子；若从父系看，思礼又为其弟，琼璋也就自然而然地避过珎而祧廓为其祖了。这样，曹琼璋和曹思礼之昭穆混乱也就可以澄清了。也就是说，曹氏一家又出现了胡化的报母婚形态。

李氏皇族“闺门失礼”，乃是因其源出夷狄之故。敦煌索、曹、杜三姓，其族属源流又如何呢？

杜、索皆为中原汉族之显姓，尤其是索氏，更为敦煌之大族。敦煌出土之数种氏族志残卷及文献都以索姓为敦煌之首望，颇类似于中原的四姓王谢袁萧之类。

而曹氏亦为中原之显姓、敦煌之大族。时隔一百六十年，沙州归义军曹氏便自称是谯国曹姓之后而称王河西数郡。但这种自托殊为可疑，犹同碎叶李白自称皇族支流一般，也说不定。敦煌聚居之粟特人后裔当为不少。曹思礼户或为粟特九姓胡。

而在开元中期（723—727）去天竺巡礼的新罗僧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大食以东，有安国、曹国、史国、 石骡国、米国、康国等胡国。这些个胡国“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

但敦煌毕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虽有“焉耆的龙姓，龟兹的白姓，鄯善的鄯姓，吐火罗的罗姓，昭武诸国 的康、米、安、石等姓”都在敦煌文书中出现，仍然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因此，敦煌出现的这种胡化婚姻状态，只能归结于文化习俗的交流和冲击。

敦煌南接吐蕃、吐谷浑、羌，北抵突厥、回纥，西为西域各国，南、中、北三道又“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样的地理形势，使得“如匈奴、鲜卑、乌桓、夫余、羌、吐谷浑、突厥等皆如此”的“父死而妻后母，兄死而妻嫂，固为北方民族颇为普遍之风习”影响了汉族，遂出现了胡化的婚姻形态。

人们论及唐朝胡化之婚姻形态，往往纵向考察较多，这固然不错，殊不知在唐朝开放之政策下，汉胡的婚姻形态在横向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和联系，敦煌索、曹、杜三户之婚姻状况可说为平民百姓之代表。而世称大族中人之裴行俭也有胡化婚姻的迹象，这就使人们大为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