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721075
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比较文学学术丛书，该书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学术丛书”（**辑）由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写，共5册。该套丛书涉及了比较诗学理论、外国文学、中外比较文学等研究领域，是作者长期的学术积淀，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属**研究成果。
关羽人物形象在中国、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世界具有深刻、广泛及全方位的影响。是全世界华人心中“完美”一词的**释义。
内容简介
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学术丛书”（*辑）由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写，共5册。丛书的题目分别为：《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异域描写》、《日本近代文学史》、《日本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和《重读经典：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该套丛书涉及了比较诗学理论、外国文学、中外比较文学等研究领域，是作者长期的学术积淀，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属*研究成果。《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一书为该丛书系第3册，旨在探讨史传、戏曲、小说以及民间传说中关羽形象的传播与接受。同时解读传播群体在塑造关羽形象时的若干传播理念，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若干特点，在此基础上解读文学传播的规律。
目 录
导论
一、传播学关键概念阐释
二、传播语境与楷模选择
三、古代文化与传播系统
四、关羽形象传播的轨迹
第一章关羽形象与历史传播系统
第一节关羽形象的传播历程
一、关羽叙述的传播频率
二、历史文本的内涵特征
三、历史选择与伦理楷模
第二节叙述群体的选择态度
一、关羽形象与初始口传群体
二、历史文本与初始传播主体
三、历代正史传记与传播主体
第三节受众群体的解读倾向
一、接受渠道与受众结构
二、魏晋唐宋的接受倾向
三、元明清受众的接受倾向
第二章关羽形象与文学传播系统
第一节关羽形象的传播历程
一、戏剧形态关羽形象传播
二、讲唱形态关羽形象传播
三、小说形态关羽形象传播
第二节传播群体与把关理念
一、文学传播群体的特征
二、关羽形象传播群体概说
三、传播群体的把关倾向
第三节接受群体与传播效果
一、接受群体的期待
二、接受群体的效果
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目录
第三章关羽形象与民间传说系统
第一节关羽传说的传播历程
一、风物形态关羽传播
二、鬼神形态关羽形象
三、道德佑神关羽形象
四、全能帝神关羽形象
第二节传播群体与选择倾向
一、文人群体选择倾向
二、宗教群体选择倾向
三、僧侣道士选择倾向
第三节接受群体与解读倾向
一、接受群体的地域特征
二、接受群体的阶层结构
三、接受群体的解读倾向
第四章关羽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系统
第一节关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历程
一、文学形态的关羽形象传播
二、信仰形态的关羽形象传播
第二节海外传播群体选择倾向
一、华裔传播群体的解读
二、海外传播群体的分类
三、跨文化传播的语境
第三节接受群体与解读倾向
一、追述失落的民族神话
二、探寻东方的符号密码
第五章关羽形象与传统文化传承
第一节关羽与《左氏春秋》的传承
一、小说文本的表现特征
二、关羽与《左氏春秋》的民间渊源
三、关羽与《左氏春秋》的历史渊源
四、解释团体的解读倾向
第二节关羽形象与义士文化传承
一、关羽形象的义士特征
二、关羽义士形象的渊源
三、义士特征与三国语境
四、春秋战国义士的传统
第六章关羽形象与江湖文化选择
第一节关羽形象与游侠文化
一、刺客游侠概念的阐释
二、关羽形象的游侠色彩
三、游侠特征的渊源考察
四、关羽与三国游侠语境
第二节关羽形象与帮会文化
一、超越血缘的桃园结义
二、关羽形象与江湖帮会
三、绿林帮会受众的接受
第七章关羽形象与传播回避理念
第一节关羽斩貂蝉与回避理念
一、《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与貂蝉
二、文人民间两种文本倾向的比较
三、文人士子解读关羽斩貂蝉的态度
第二节历史渊源与文人解读
一、史传文本的真伪考察
二、接受群体的至善解读
第八章关羽性格缺陷与传播修复理念
第一节关羽形象缺陷的表现与修复
一、关羽性格缺陷的历史渊源
二、关羽形象的性格缺陷特点
三、文人士子的接受与修复
第二节关羽“未尽孝”与伦理文化的宽容
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孝道
二、关羽未尽孝的初始形态
三、文人士子的解读与修复
参考文献
后记
在线试读
导论
在中国历史上，贤相林立，战将如云，神、圣不计其数，唯蜀国武将关羽享食千年，独步天下，且远播海外，令人困惑而不得其解。
如从传播视野考察，关羽形象之所以独具魅力，与无数传者、受众以及各类媒介的传播千丝万缕。可以说，是传播群体选择和重塑了关羽形象，是接受群体重新诠释和解读了关羽人格，是层出不穷媒介的传播，才使关羽形象获得难以企及的光环和显赫的地位。
确如淸关庙楹联赞叹的“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关羽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传播、中国信仰传播历程中是难以替代的，也是解释传统文化传播，古代文学传播，信仰传播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甚至可以说是传播才把关羽推向神圣。
就传播群体而言，上自宰相翰林、中间文人士子、下至贩夫走卒、乃至江湖绿林，甚至包括皇帝贵妃都是关羽形象的传播者。社会各个阶层无不厕身于关羽形象和故事的传播之中，如此广泛而强势的传播群体，亘古未有。
就传播区域而言，涵盖九州之域，都市城镇、穷乡僻壤、边陲山寨、佛寺道观、勾栏瓦舍，甚或皇宫殿堂，无不在其范围，古代文学形象无出其右。
就接受群体而言，囊括全体社会成员，百官名臣、文人骚客、士农工商、佛僧道士、妇孺稚童，无不在其受众之列。接受群体无不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兴趣解读关羽形象，融入自己阶层的理解，进而达到崇拜和愉悦。
同时，受众的解读使关羽形象内涵不断增值，尤其是“解释团体”解释团体：一般情况下是指有系统知识和鉴赏能力的阅读群体，他们的解读不仅具有一般散众不具备的解读修养，而且也具备一般阅读群体所没有的权威公信度和约束力。也可以认为：在一个时期，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现象或文本的说明和解读，甚至具有独创性的阐释，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中往往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左右接受群体，且形成主流意见或舆论。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文人往往充当这种角色。这与传播学二级传播理论中的意见领袖相似，即人群中有影响力且消息灵通的人士，他们的话语对周围群体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解读，往往成为关羽形象重塑的导向。关羽之所以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楷模和顶礼膜拜的偶像，与此密切相关。
就传播媒介和渠道而言，关羽传播所涉及的媒介和渠道也是历代战将不可比拟：口语传播、书籍传播、书画传播、陶瓷传播、戏曲说唱传播、讲经传说传播、稗官小说等多种传播媒介，而《三国志演义》则是最为经典的传播载体。
就传播系统而言，涉及官方传播系统、文人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以及边缘化的绿林传播系统等，涵盖系统之多，在古代文化传播系统中也是凤毛麟角。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多系统形成统一的立体传播，并构成合力推动关羽形象的传播。
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导论
就其传播功能而言，关羽形象和故事的传播起到了移情娱乐、伦理教化、协调人际以及传承数千年文化的作用，成为稳定传统社会和凝聚海外游子的文化符号。当我们看到千百年来举国上下，全民狂热崇拜的景象，看到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民族被理想的化身激荡着的时候，我们确信这是事实，这实在是世界传播史上一大奇迹，也是传播的经典。
一、传播学关键概念阐释
关羽形象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涉及若干关键概念，简述如下：
传播，从传者将内容经媒介传到受者并产生效果，构成了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其中最基本的传播要素，即文本创作者、文本、媒介、受众与效果以及反溃
在传播史上最早描述这一传播系统的是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他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5W模式，并详细分析了传播系统结构各要素的特点。他认为：“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其中的一个问题。研究‘谁’的学者，探讨的是激发和引导传播行为的诸因素，我们称这一研究分支为‘控制分析’；集中研究‘说什么’的专家则进行‘内容分析’；主要研究广播、报刊、电影及其他传播渠道，是从事‘媒介分析’；如果主要研究的是大众媒介传播的对象，我们称之为‘受众分析’；如果研究的是对受众的影响，那么就是‘效果分析，’”这是欧美最早的传播系统的理论或模式。
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复杂的传播系统简约为传者、内容、媒介、受者、效果诸要素，是长期以来传播学“各种知识线索的整合者”，它对于研究传播系统和传播过程提供了最早的理论权威框架。
拉斯韦尔模式虽为传播系统结构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但该模式由于存在直线性和孤立性的缺陷，忽略了信息的反溃未能准确地反映传播过程的实际状况，使传播研究呈现出静态和一维的特点，这对于探索具有历史传承性的关羽形象而言，其缺陷尤为显著。所以为了准确反映传播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5W模式基础上，又参考了以德福勒模式和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为代表的双向反馈等数种模式。欧美传播理论模式有上百种之多，但完全适合中国的并不多，而完全适合古代中国又少之又少。
关羽形象在漫长传播历程中，每次获得新的内涵都是循环螺旋上升的表现，不断循环往复，不断螺旋上升，不断设置为历朝历代社会传播的重大议程，这是关羽形象传播的显著特点。
关羽形象传播并不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部进行，也不仅仅依赖传者、内容、渠道、受者、效果诸结构要素所决定。而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既受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每个朝代在传播和接受关羽形象过程中，都有大量的解释团体注入时代的内涵，产生新的解读。
除上述大环境之外，关羽形象传播也受到区域文化语境的影响，如关羽长期镇守湖北荆州，而荆州之地祀淫，故有延关羽为伽蓝神之滥觞；关羽出生于山西河东解州，故有解州池盐关羽大战蚩尤之举，从而成就了关羽的“崇宁真君”封号，关羽形象的传播是从上述核心地域向周边辐射而遍及全国的。地缘文化对关羽数千年传播历程影响深远，所以仅有传播的循环理论难以解读关羽形象传播的历史形态。因此在本文框架设计中参考了多种社会系统模式。这样可使原来处于封闭的传播系统获得了社会宏观语境的支撑，同时关羽传播也就运行在一个循环不已，又融入全社会体系之中，这样就更能确切地阐释关羽形象的传播状况。
受众与效果理论是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核心。接受群体不仅关系着作品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历史位置，而且关系着文化传统的走向。接受美学中读者决定作品意义的理论，与传播学中受众与效果分析学说如出一辙。所以接受美学中作品和读者关系，同样也是传播理论长期关注的问题。显然，传播目的就在于接受，所以效果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心。
荷兰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奎尔．丹尼斯在谈到作品意义与受众时强调：“受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媒体文本进行‘解读’,并从中建构意义获取愉悦”。但受众的解读并不是随意的理解，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解释团体”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解释团体一般情况下是指有系统知识和鉴赏能力的阅读群体，他们的解读不仅具有一般散众不具备的解读修养，而且也具备一般阅读群体所没有的权威公信度和约束力。而“不同媒介内容的受众通常由不同的‘解释团体’构成，‘解释团体’中的成员大体分享相同的话语形式和理解媒介意义的框架”。［这种制约导致了对于事物解读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漫长的延续性。
这种稳定性逐渐聚焦为传播的核心观点，随着时代的积累又形成传承的链条，一代代延续下去，形成一道文化风景。德国美学家耀斯解释道：“其中明显的历史蕴涵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地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关羽形象传播从三国到清末因为解释团体的解读，具有了稳定的倾向，且构成完整的关羽形象的链条。关羽形象中的忠义勇倾向，从魏晋开始一直延续到罗贯中重塑的关羽形象，并延续到今天，无疑在昭示着这样的链条是多么的稳定和绵延不绝。
依据传播理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解释团体，如关羽的忠臣是由士大夫文人解释团体解读倾向所给予，而桃园结义多由江湖绿林帮会解释团体的解读倾向所致。但是各个解释团体之间又有共同的解释，即协商互动，赋予文本以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文本和形象的“谈判版”形态。指不同解释团体之间，虽然有只属于自己的意见，但同时必须经过谈判，相互融合而成的共同的解释，即协商互动，赋予文本以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文本和形象的“谈判版”。
可以说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就是民间解释团体和文人解释团体经过互动协商后，导致的一种谈判版本，同样，关羽形象也是具有谈判版的性质。所以“由这一解读过程赋予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同社会化所建构的读者互相‘协商’的结果”。这种协商过程往往产生出一个新的版本，就是传播学中的“谈判版”。不仅关羽，实际上古代大量的获得全社会认可或崇拜的人物形象，都是经过谈判协商的结果。
二、传播语境与楷模选择
关羽形象之所以独具魅力，与传播语境息息相关。这种语境是随着汉代以降“独尊儒家”开始其历程的。董仲舒的《对策》是奠定古代文化传播语境的重要文献，其中《第三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从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后，武帝在选贤良、设五经博士以及“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日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控理念，至两宋理学达到巅峰。而儒家文化也成熟，为严格意义上的主流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且取得话语霸权地位，以此构成文化传播的宏观语境。
由于主流社会语境的强势特点，对民间甚至江湖社会也影响至深，康熙在《朱子大全序》中透露出强势的态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尽管是从统治者期待的视角强调儒学的教化与普及意义，但也反映了民间受到的影响和制约状况。
当一种理念成为主流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时候，为达到最大的舆论功效，势必伴随着舆论形象化的过程。值此之际，偶像的选择也就成为最佳的传播期待。因此，从汉到宋近千年儒学日渐定型的时期，也是主流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选择各自伦理楷模的历史时期。
纵观中国文化传播历程，多数传播群体在选择形象楷模时，一般都在传播初期到高峰期之间，这是选择形象化楷模的最佳时期，也是文学形象引人关注的时期。因此，伦理楷模只能从主控理念产生到顶峰出现之前这一段历史进程中选择，这是传播的基本规律。关羽形象成为全社会崇拜的对象就与此密切相关。
显然，汉前历史人物不论文武，均染有诸子色彩，与汉之后儒家思想主控的文化色彩迥然有别。因此在后世选择楷模时，难以成为儒家的理想形象，也难以成为全社会的伦理楷模。这样汉前的历史人物很难设置为后世主流传播系统的议程对象，选择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形象楷模。关羽最终取代姜尚成为国家战神，显然就是这种传播把关理念的体现。
关羽取代姜尚成为国家战神，与姜尚染有浓重的道家色彩而不为儒家文化语境所容密切相关。宋之后，历史人物由于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已经完全成熟和规范，因而也就失去了形象楷模的最佳选择机遇。所以宋以后的历史人物同样难以设置为儒家伦理文化的形象楷模，其中岳飞是最后的选择，所以历史传播系统中多次将关羽和岳飞相提并论，而元、明、清历史人物难再成为偶像，均与此息息相关。
从汉到宋是主流传播系统依据儒家把关理念在不断的选择偶像，又不断淘汰偶像，最后逐渐定型偶像的时期，其中唐宋两代是遴选的关键时段。不仅主流社会，实际上，各色宗教派别和民间江湖都在各自的传播系统中传播着自己的文化，形成自己的传播把关理念，构筑自己的理想，选择自己的形象楷模，寄托自己的信仰。
应该说佛、道二教传播理念的成熟和规范，稍晚于儒家文化的进程，因此，佛、道二教在选择偶像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儒化主导的制约。佛教邀关羽为伽蓝，道教奉关羽为真君，即源于此。江湖拜关羽为祖师更晚，这与民间江湖社会尤其是帮会组织成熟于明清，因而选择也集中于明、清时期密切相关。
同时各个传播系统之间相互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关羽身上融合了儒、道、释诸家理念，实际上也融合了民间江湖的理念。形象楷模一旦设置成为主流传播系统的文化符号，就会在其身上累加倾向、理想和信仰，进入不断神化的传播积累进程。
这是传播议程中大众化的基本规律，也是关羽成为全民崇拜的主要传播依据。古代的楷模和近现代的楷模不同之处在于，古代历经千余年历史，甚至数千年历史的淘汰和传承，并对一个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具有经典性和稳定性。
《三国志演义》重塑关羽形象，完全传承了主流社会传播系统伦理楷模的选择倾向。所以尽管关羽形象已经选择成为佛、道及民间信仰系统的伦理楷模，但小说中关羽形象主要特征仍然是儒家的理念。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的评价倾向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思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
从毛氏的倾向可以明显看出累加的特征，就连罗贯中重塑关羽形象也同样如此，这显然与唐、宋以来选择伦理楷模的语境密切相关。《三国志演义》的意义就在于传承和强化了伦理楷模倾向，把作为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全神和大帝的关羽形象回归人间，回归历史。把作为江湖绿林草莽祖师的关羽回归战将，把战将回归到士大夫文人期待的儒将，将伦理楷模重塑为具有亲近感的艺术形象。
如果从关羽形象的传播历程看：唐、宋伦理楷模的选择倾向为罗贯中提供了关羽形象的历史范式，罗贯中将历史关羽成功转化为艺术形象经典，进而促进全社会关羽形象的传播，又强化民间偶像关羽信仰的接受。正因为《三国志演义》这种特殊的感染力量，才使历史关羽、信仰关羽、文学关羽浑然一体，达到不知何为陈寿，何为罗贯中的境地。
三、古代文化与传播系统
关羽形象的传播离不开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系统的推动。
就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系统而言，可分为总系统和分系统两个层面。从总的文化传播系统而言，主要由官方控制的主流文化传播系统和受其影响的民间文化传播系统构成。但在主流传播和民间传播系统之间，存在着官方和民间“谈判版”式的文化传播话语系统。
这里的谈判版，实际上是一种官方和民间的混合话语，多数文化精英——历代文人就处于混合文化话语层面，如战国的义士和后世的士人、文人，他们的话语既不同于官方，也有异于民间，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在总系统中还存在着非民间主流的边缘化传播话语系统，帮会绿林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传播往往就是边缘化的话语，如江湖规则习俗以及黑话、秘语等，这些内容处于封闭的传播状态，系统内外如同隔着一堵墙。而且这些边缘化的话语永远不会为主流传播系统接纳，也不可能成为谈判版的素材，这就构成了古代社会总的传播系统（图1）：
图1文化传播总系统图
如进一步划分，主流传播系统体现为政府直接管辖的官方传播系统和受官方理念监视的传播系统两部分:管辖者主要包括行政传播系统、军事传播系统，监视文化传播系统，如二十四部正史的传播等。
官方系统处于整个社会传播系统的主干位置，属于传播系统的霸权层面。在主流传播系统一元控制下，还有不属于官方行政管辖和控制，但受官方理念影响的传播话语系统，这就是官方和民间的“谈判版”。如前所述，它相对于官方直接控制的传播系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是古代文化传播系统最具理论权威，最具道德评判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话语，它的涵盖面最为广泛，最为久远，也最为深刻。
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往往就是通过这一传播话语系统获得社会生命力，如果没有文人、士人对于官方理念的解读，就会失去民间接受群体、失去效力。同样民间文化如果没有文人和士人的解读，也无法由此得以升华且为统治者所吸纳。
所以“谈判版”话语是既受官方观念之濡染，又受到民间价值取向影响的一种话语方式或传播系统。其传播的主要群体就是历代文化精英，他们的传播理念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意义系统，实际上官方对于民间文化理念的改造版都是通过这一传播系统获得了成功。
虽然这些话语的传播界限比较模糊，但却最具活力，充满自由和创造。在这里，雅文学无不汲取民间的营养，而通俗文学中无不渗透着雅文化的因素。《三国志演义》就是典型的“谈判版”类型，它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间，既有官方的文化理念，也有民间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关羽成圣、成佛、称帝也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官方和民间的谈判，官方借鉴民间的价值取向，民间也吸收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逐步形成。民间传播系统虽然受到来自于主流传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但仍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把关理念。本文研究涉及这一传播系统的子系统——民间传说和信仰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既有寄居山林独善其身的下层士人，也有生活于都会的下层文人以及艺人，但多数是民间的百姓，或曰士农工商。
其传播方式不仅有人际传播和口语传播方式，而且有民间书坊出版等多种传播途径。而其价值取向多以民间为主体，使民间传播系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在民间传播系统内部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
在民间传播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边缘化传播话语系统，它不仅不受主流传播系统的影响，而且也不受民间传播系统的控制，是属于相对封闭的独立的传播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主流传播系统的完全对立，往往似有水火之状，当然与民间传播系统也有一定的距离。
正是由于完全对立的特点，决定了这一传播话语在古代社会传播系统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当然这种边缘文化传播的封闭性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由于现实的需求，也常常与民间传播系统沟通，如非主流宗教和江湖绿林传播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传播模式和传播理念的东方性质。在诸传播理念中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三层：一是一元传播体制，二是至善传播取向，三是解读的无限性。
宗法社会严格的等级结构，决定了传播模式的一元特性，也深刻影响着传播的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体制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结构，所谓“传播方式与频道决定社会控制的方法和政府的体制。”祝这就是具有东方文化传播特点的一元传播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皇帝和政府官员的理念就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整个传播群体必须不折不扣履行其体制所规范的传播职责，而且所有各子传播系统都严格控制在中央控制系统管辖的范围之内。正如秦志希所言：
在一元传播体制下，由于宗法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对传播活动的渗透、影响，导致传统社会信息流动的不均衡。一方面，就社会纵向传播而言，自上而下的信息包括皇帝的旨意，各级官府衙门的政令，尊长贤者的观念，往往能便利地通达四方，畅行无阻。而由下至上的信息，包括士农工商的言论，臣僚属下的意见，则往往隐省变形，难于通达。其原因是社会信息等级化
在中国历史上，贤相林立，战将如云，神、圣不计其数，唯蜀国武将关羽享食千年，独步天下，且远播海外，令人困惑而不得其解。
如从传播视野考察，关羽形象之所以独具魅力，与无数传者、受众以及各类媒介的传播千丝万缕。可以说，是传播群体选择和重塑了关羽形象，是接受群体重新诠释和解读了关羽人格，是层出不穷媒介的传播，才使关羽形象获得难以企及的光环和显赫的地位。
确如淸关庙楹联赞叹的“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关羽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传播、中国信仰传播历程中是难以替代的，也是解释传统文化传播，古代文学传播，信仰传播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甚至可以说是传播才把关羽推向神圣。
就传播群体而言，上自宰相翰林、中间文人士子、下至贩夫走卒、乃至江湖绿林，甚至包括皇帝贵妃都是关羽形象的传播者。社会各个阶层无不厕身于关羽形象和故事的传播之中，如此广泛而强势的传播群体，亘古未有。
就传播区域而言，涵盖九州之域，都市城镇、穷乡僻壤、边陲山寨、佛寺道观、勾栏瓦舍，甚或皇宫殿堂，无不在其范围，古代文学形象无出其右。
就接受群体而言，囊括全体社会成员，百官名臣、文人骚客、士农工商、佛僧道士、妇孺稚童，无不在其受众之列。接受群体无不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兴趣解读关羽形象，融入自己阶层的理解，进而达到崇拜和愉悦。
同时，受众的解读使关羽形象内涵不断增值，尤其是“解释团体”解释团体：一般情况下是指有系统知识和鉴赏能力的阅读群体，他们的解读不仅具有一般散众不具备的解读修养，而且也具备一般阅读群体所没有的权威公信度和约束力。也可以认为：在一个时期，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现象或文本的说明和解读，甚至具有独创性的阐释，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中往往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左右接受群体，且形成主流意见或舆论。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文人往往充当这种角色。这与传播学二级传播理论中的意见领袖相似，即人群中有影响力且消息灵通的人士，他们的话语对周围群体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解读，往往成为关羽形象重塑的导向。关羽之所以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楷模和顶礼膜拜的偶像，与此密切相关。
就传播媒介和渠道而言，关羽传播所涉及的媒介和渠道也是历代战将不可比拟：口语传播、书籍传播、书画传播、陶瓷传播、戏曲说唱传播、讲经传说传播、稗官小说等多种传播媒介，而《三国志演义》则是最为经典的传播载体。
就传播系统而言，涉及官方传播系统、文人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以及边缘化的绿林传播系统等，涵盖系统之多，在古代文化传播系统中也是凤毛麟角。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多系统形成统一的立体传播，并构成合力推动关羽形象的传播。
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导论
就其传播功能而言，关羽形象和故事的传播起到了移情娱乐、伦理教化、协调人际以及传承数千年文化的作用，成为稳定传统社会和凝聚海外游子的文化符号。当我们看到千百年来举国上下，全民狂热崇拜的景象，看到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民族被理想的化身激荡着的时候，我们确信这是事实，这实在是世界传播史上一大奇迹，也是传播的经典。
一、传播学关键概念阐释
关羽形象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涉及若干关键概念，简述如下：
传播，从传者将内容经媒介传到受者并产生效果，构成了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其中最基本的传播要素，即文本创作者、文本、媒介、受众与效果以及反溃
在传播史上最早描述这一传播系统的是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他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5W模式，并详细分析了传播系统结构各要素的特点。他认为：“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其中的一个问题。研究‘谁’的学者，探讨的是激发和引导传播行为的诸因素，我们称这一研究分支为‘控制分析’；集中研究‘说什么’的专家则进行‘内容分析’；主要研究广播、报刊、电影及其他传播渠道，是从事‘媒介分析’；如果主要研究的是大众媒介传播的对象，我们称之为‘受众分析’；如果研究的是对受众的影响，那么就是‘效果分析，’”这是欧美最早的传播系统的理论或模式。
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复杂的传播系统简约为传者、内容、媒介、受者、效果诸要素，是长期以来传播学“各种知识线索的整合者”，它对于研究传播系统和传播过程提供了最早的理论权威框架。
拉斯韦尔模式虽为传播系统结构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但该模式由于存在直线性和孤立性的缺陷，忽略了信息的反溃未能准确地反映传播过程的实际状况，使传播研究呈现出静态和一维的特点，这对于探索具有历史传承性的关羽形象而言，其缺陷尤为显著。所以为了准确反映传播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5W模式基础上，又参考了以德福勒模式和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为代表的双向反馈等数种模式。欧美传播理论模式有上百种之多，但完全适合中国的并不多，而完全适合古代中国又少之又少。
关羽形象在漫长传播历程中，每次获得新的内涵都是循环螺旋上升的表现，不断循环往复，不断螺旋上升，不断设置为历朝历代社会传播的重大议程，这是关羽形象传播的显著特点。
关羽形象传播并不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部进行，也不仅仅依赖传者、内容、渠道、受者、效果诸结构要素所决定。而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既受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每个朝代在传播和接受关羽形象过程中，都有大量的解释团体注入时代的内涵，产生新的解读。
除上述大环境之外，关羽形象传播也受到区域文化语境的影响，如关羽长期镇守湖北荆州，而荆州之地祀淫，故有延关羽为伽蓝神之滥觞；关羽出生于山西河东解州，故有解州池盐关羽大战蚩尤之举，从而成就了关羽的“崇宁真君”封号，关羽形象的传播是从上述核心地域向周边辐射而遍及全国的。地缘文化对关羽数千年传播历程影响深远，所以仅有传播的循环理论难以解读关羽形象传播的历史形态。因此在本文框架设计中参考了多种社会系统模式。这样可使原来处于封闭的传播系统获得了社会宏观语境的支撑，同时关羽传播也就运行在一个循环不已，又融入全社会体系之中，这样就更能确切地阐释关羽形象的传播状况。
受众与效果理论是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核心。接受群体不仅关系着作品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历史位置，而且关系着文化传统的走向。接受美学中读者决定作品意义的理论，与传播学中受众与效果分析学说如出一辙。所以接受美学中作品和读者关系，同样也是传播理论长期关注的问题。显然，传播目的就在于接受，所以效果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心。
荷兰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奎尔．丹尼斯在谈到作品意义与受众时强调：“受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媒体文本进行‘解读’,并从中建构意义获取愉悦”。但受众的解读并不是随意的理解，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解释团体”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解释团体一般情况下是指有系统知识和鉴赏能力的阅读群体，他们的解读不仅具有一般散众不具备的解读修养，而且也具备一般阅读群体所没有的权威公信度和约束力。而“不同媒介内容的受众通常由不同的‘解释团体’构成，‘解释团体’中的成员大体分享相同的话语形式和理解媒介意义的框架”。［这种制约导致了对于事物解读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漫长的延续性。
这种稳定性逐渐聚焦为传播的核心观点，随着时代的积累又形成传承的链条，一代代延续下去，形成一道文化风景。德国美学家耀斯解释道：“其中明显的历史蕴涵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地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关羽形象传播从三国到清末因为解释团体的解读，具有了稳定的倾向，且构成完整的关羽形象的链条。关羽形象中的忠义勇倾向，从魏晋开始一直延续到罗贯中重塑的关羽形象，并延续到今天，无疑在昭示着这样的链条是多么的稳定和绵延不绝。
依据传播理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解释团体，如关羽的忠臣是由士大夫文人解释团体解读倾向所给予，而桃园结义多由江湖绿林帮会解释团体的解读倾向所致。但是各个解释团体之间又有共同的解释，即协商互动，赋予文本以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文本和形象的“谈判版”形态。指不同解释团体之间，虽然有只属于自己的意见，但同时必须经过谈判，相互融合而成的共同的解释，即协商互动，赋予文本以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文本和形象的“谈判版”。
可以说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就是民间解释团体和文人解释团体经过互动协商后，导致的一种谈判版本，同样，关羽形象也是具有谈判版的性质。所以“由这一解读过程赋予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同社会化所建构的读者互相‘协商’的结果”。这种协商过程往往产生出一个新的版本，就是传播学中的“谈判版”。不仅关羽，实际上古代大量的获得全社会认可或崇拜的人物形象，都是经过谈判协商的结果。
二、传播语境与楷模选择
关羽形象之所以独具魅力，与传播语境息息相关。这种语境是随着汉代以降“独尊儒家”开始其历程的。董仲舒的《对策》是奠定古代文化传播语境的重要文献，其中《第三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从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后，武帝在选贤良、设五经博士以及“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日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控理念，至两宋理学达到巅峰。而儒家文化也成熟，为严格意义上的主流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且取得话语霸权地位，以此构成文化传播的宏观语境。
由于主流社会语境的强势特点，对民间甚至江湖社会也影响至深，康熙在《朱子大全序》中透露出强势的态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尽管是从统治者期待的视角强调儒学的教化与普及意义，但也反映了民间受到的影响和制约状况。
当一种理念成为主流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时候，为达到最大的舆论功效，势必伴随着舆论形象化的过程。值此之际，偶像的选择也就成为最佳的传播期待。因此，从汉到宋近千年儒学日渐定型的时期，也是主流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选择各自伦理楷模的历史时期。
纵观中国文化传播历程，多数传播群体在选择形象楷模时，一般都在传播初期到高峰期之间，这是选择形象化楷模的最佳时期，也是文学形象引人关注的时期。因此，伦理楷模只能从主控理念产生到顶峰出现之前这一段历史进程中选择，这是传播的基本规律。关羽形象成为全社会崇拜的对象就与此密切相关。
显然，汉前历史人物不论文武，均染有诸子色彩，与汉之后儒家思想主控的文化色彩迥然有别。因此在后世选择楷模时，难以成为儒家的理想形象，也难以成为全社会的伦理楷模。这样汉前的历史人物很难设置为后世主流传播系统的议程对象，选择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形象楷模。关羽最终取代姜尚成为国家战神，显然就是这种传播把关理念的体现。
关羽取代姜尚成为国家战神，与姜尚染有浓重的道家色彩而不为儒家文化语境所容密切相关。宋之后，历史人物由于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已经完全成熟和规范，因而也就失去了形象楷模的最佳选择机遇。所以宋以后的历史人物同样难以设置为儒家伦理文化的形象楷模，其中岳飞是最后的选择，所以历史传播系统中多次将关羽和岳飞相提并论，而元、明、清历史人物难再成为偶像，均与此息息相关。
从汉到宋是主流传播系统依据儒家把关理念在不断的选择偶像，又不断淘汰偶像，最后逐渐定型偶像的时期，其中唐宋两代是遴选的关键时段。不仅主流社会，实际上，各色宗教派别和民间江湖都在各自的传播系统中传播着自己的文化，形成自己的传播把关理念，构筑自己的理想，选择自己的形象楷模，寄托自己的信仰。
应该说佛、道二教传播理念的成熟和规范，稍晚于儒家文化的进程，因此，佛、道二教在选择偶像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儒化主导的制约。佛教邀关羽为伽蓝，道教奉关羽为真君，即源于此。江湖拜关羽为祖师更晚，这与民间江湖社会尤其是帮会组织成熟于明清，因而选择也集中于明、清时期密切相关。
同时各个传播系统之间相互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关羽身上融合了儒、道、释诸家理念，实际上也融合了民间江湖的理念。形象楷模一旦设置成为主流传播系统的文化符号，就会在其身上累加倾向、理想和信仰，进入不断神化的传播积累进程。
这是传播议程中大众化的基本规律，也是关羽成为全民崇拜的主要传播依据。古代的楷模和近现代的楷模不同之处在于，古代历经千余年历史，甚至数千年历史的淘汰和传承，并对一个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具有经典性和稳定性。
《三国志演义》重塑关羽形象，完全传承了主流社会传播系统伦理楷模的选择倾向。所以尽管关羽形象已经选择成为佛、道及民间信仰系统的伦理楷模，但小说中关羽形象主要特征仍然是儒家的理念。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的评价倾向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思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
从毛氏的倾向可以明显看出累加的特征，就连罗贯中重塑关羽形象也同样如此，这显然与唐、宋以来选择伦理楷模的语境密切相关。《三国志演义》的意义就在于传承和强化了伦理楷模倾向，把作为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全神和大帝的关羽形象回归人间，回归历史。把作为江湖绿林草莽祖师的关羽回归战将，把战将回归到士大夫文人期待的儒将，将伦理楷模重塑为具有亲近感的艺术形象。
如果从关羽形象的传播历程看：唐、宋伦理楷模的选择倾向为罗贯中提供了关羽形象的历史范式，罗贯中将历史关羽成功转化为艺术形象经典，进而促进全社会关羽形象的传播，又强化民间偶像关羽信仰的接受。正因为《三国志演义》这种特殊的感染力量，才使历史关羽、信仰关羽、文学关羽浑然一体，达到不知何为陈寿，何为罗贯中的境地。
三、古代文化与传播系统
关羽形象的传播离不开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系统的推动。
就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系统而言，可分为总系统和分系统两个层面。从总的文化传播系统而言，主要由官方控制的主流文化传播系统和受其影响的民间文化传播系统构成。但在主流传播和民间传播系统之间，存在着官方和民间“谈判版”式的文化传播话语系统。
这里的谈判版，实际上是一种官方和民间的混合话语，多数文化精英——历代文人就处于混合文化话语层面，如战国的义士和后世的士人、文人，他们的话语既不同于官方，也有异于民间，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在总系统中还存在着非民间主流的边缘化传播话语系统，帮会绿林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传播往往就是边缘化的话语，如江湖规则习俗以及黑话、秘语等，这些内容处于封闭的传播状态，系统内外如同隔着一堵墙。而且这些边缘化的话语永远不会为主流传播系统接纳，也不可能成为谈判版的素材，这就构成了古代社会总的传播系统（图1）：
图1文化传播总系统图
如进一步划分，主流传播系统体现为政府直接管辖的官方传播系统和受官方理念监视的传播系统两部分:管辖者主要包括行政传播系统、军事传播系统，监视文化传播系统，如二十四部正史的传播等。
官方系统处于整个社会传播系统的主干位置，属于传播系统的霸权层面。在主流传播系统一元控制下，还有不属于官方行政管辖和控制，但受官方理念影响的传播话语系统，这就是官方和民间的“谈判版”。如前所述，它相对于官方直接控制的传播系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是古代文化传播系统最具理论权威，最具道德评判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话语，它的涵盖面最为广泛，最为久远，也最为深刻。
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往往就是通过这一传播话语系统获得社会生命力，如果没有文人、士人对于官方理念的解读，就会失去民间接受群体、失去效力。同样民间文化如果没有文人和士人的解读，也无法由此得以升华且为统治者所吸纳。
所以“谈判版”话语是既受官方观念之濡染，又受到民间价值取向影响的一种话语方式或传播系统。其传播的主要群体就是历代文化精英，他们的传播理念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意义系统，实际上官方对于民间文化理念的改造版都是通过这一传播系统获得了成功。
虽然这些话语的传播界限比较模糊，但却最具活力，充满自由和创造。在这里，雅文学无不汲取民间的营养，而通俗文学中无不渗透着雅文化的因素。《三国志演义》就是典型的“谈判版”类型，它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间，既有官方的文化理念，也有民间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关羽成圣、成佛、称帝也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官方和民间的谈判，官方借鉴民间的价值取向，民间也吸收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逐步形成。民间传播系统虽然受到来自于主流传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但仍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把关理念。本文研究涉及这一传播系统的子系统——民间传说和信仰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既有寄居山林独善其身的下层士人，也有生活于都会的下层文人以及艺人，但多数是民间的百姓，或曰士农工商。
其传播方式不仅有人际传播和口语传播方式，而且有民间书坊出版等多种传播途径。而其价值取向多以民间为主体，使民间传播系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在民间传播系统内部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
在民间传播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边缘化传播话语系统，它不仅不受主流传播系统的影响，而且也不受民间传播系统的控制，是属于相对封闭的独立的传播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主流传播系统的完全对立，往往似有水火之状，当然与民间传播系统也有一定的距离。
正是由于完全对立的特点，决定了这一传播话语在古代社会传播系统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当然这种边缘文化传播的封闭性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由于现实的需求，也常常与民间传播系统沟通，如非主流宗教和江湖绿林传播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传播模式和传播理念的东方性质。在诸传播理念中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三层：一是一元传播体制，二是至善传播取向，三是解读的无限性。
宗法社会严格的等级结构，决定了传播模式的一元特性，也深刻影响着传播的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体制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结构，所谓“传播方式与频道决定社会控制的方法和政府的体制。”祝这就是具有东方文化传播特点的一元传播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皇帝和政府官员的理念就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把关理念，整个传播群体必须不折不扣履行其体制所规范的传播职责，而且所有各子传播系统都严格控制在中央控制系统管辖的范围之内。正如秦志希所言：
在一元传播体制下，由于宗法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对传播活动的渗透、影响，导致传统社会信息流动的不均衡。一方面，就社会纵向传播而言，自上而下的信息包括皇帝的旨意，各级官府衙门的政令，尊长贤者的观念，往往能便利地通达四方，畅行无阻。而由下至上的信息，包括士农工商的言论，臣僚属下的意见，则往往隐省变形，难于通达。其原因是社会信息等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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