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50421丛书名: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编辑推荐
本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系列，系统地出版已故著名西夏学家、音韵学家、民族史学家（老二级研究员）王静如先生论文全集，共收论文40多篇，学术价值很高。本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系列，系统地出版已故著名西夏学家、音韵学家、民族史学家（老二级研究员）王静如先生论文全集，共收论文40多篇，学术价值很高。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了纪念已故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王静如先生诞辰110周年。王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涉猎广泛，造诣极高。他长期从事语言学、音韵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汉语音韵，秦汉史，古代与现代少数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吐蕃、达斡尔、土家、苗等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字，以及古代生产工具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效卓著。他的论著中多有独到的见解，具有开拓性的价值，特别是在西夏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 录
上册
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及西夏民族语言与夏国史料
跋高本汉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
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
论阻卜与鞑靼
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
释定海方氏所藏四体字“至元通宝”钱文
《西夏文专号》一书之“引论”
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文书目译释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主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
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
就《元秘史》译文所见之中国文人称代名词
契丹国字再释
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
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
论开合口
释弔
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
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在中法汉学研究所的讲演
新莽革政与失败
Arsi and Yen-Ch’i焉耆，Tokhri and Yüeh-Shih月氏
重论rs＇i，*rgi与焉夷、焉耆
论古汉语之腭介音
下册
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
西汉的奴隶和佣假
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
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
奢香
王静如文集郑和下西洋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
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
西夏语音系导言
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题记考释
孙中山先生论民族问题
后记
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及西夏民族语言与夏国史料
跋高本汉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
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
论阻卜与鞑靼
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
释定海方氏所藏四体字“至元通宝”钱文
《西夏文专号》一书之“引论”
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文书目译释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主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
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
就《元秘史》译文所见之中国文人称代名词
契丹国字再释
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
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
论开合口
释弔
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
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在中法汉学研究所的讲演
新莽革政与失败
Arsi and Yen-Ch’i焉耆，Tokhri and Yüeh-Shih月氏
重论rs＇i，*rgi与焉夷、焉耆
论古汉语之腭介音
下册
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
西汉的奴隶和佣假
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
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
奢香
王静如文集郑和下西洋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
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
西夏语音系导言
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题记考释
孙中山先生论民族问题
后记
前 言
序
王静如教授（1903～1990）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是中国西夏学的奠基者，一生著述丰厚，建树颇多，为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
先生初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1903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南营村。其父葆真先生是近代中国的著名革命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先生10岁考入保定直隶省第二师范附小高一年级，三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直隶省第六中学。先生少年爱好音乐、绘画、文学、历史和英语，为后来的语言学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1923年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入民国大学语文系学习，选修著名学者邱椿、闻一多、黄侃和黎锦熙等先生讲授的课程，开始接触汉语音韵和印欧语言学方面的书籍，翻译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研究汉语音韵的文章，并得到了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知名教授的指导与鼓励，逐渐认识到语言学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自此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教授，攻读语言学专业，同时向陈寅恪和李济两位教授学习历史与考古。先生在青年时期得到多位国学大师的言传身教，受益良多，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生于1929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攻西夏文，三四年间突飞猛进，创获良多，著述丰厚。1933年受研究所委派以海外研究员的名义赴法、英、德等国进行语言学、中亚历史语言、印欧语比较语言学以及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与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1936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法大学教授，其间兼任辅仁大学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研究院导师、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与文学院研究部导师、中法大学文史系主任。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与室主任，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和室主任。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局历史文物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等职，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90年7月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涉猎广泛，造诣很高。他长期从事语言学、音韵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汉语音韵、秦汉史、古代与现代少数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吐蕃、达斡尔、土家、苗等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字，以及古代生产工具史等学科的研究方面成效卓著。他的论著中多有独到的见解，具有开拓性的价值。特别是在西夏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世纪一些新的人文学科悄然兴起。在新兴学科中除人们已经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外，还有过去鲜为人知又渐受关注的西夏学。西夏学的形成和发展借重于大批新资料的发现。当时西夏文献有两次重大发现，一是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后的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这次发现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二是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也发现了百余卷西夏文佛经，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现大部分藏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王静如先生投入西夏研究之时，正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开始介绍和初步研究之时，也是北京图书馆刚刚开始接受灵武所出大批西夏文佛经之时。先生具有研究语言、文字的专业能力，勤奋努力，善于钻研，又恰逢有接触、利用新见西夏文资料的条件，为其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提供了历史机遇。
先生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二年（1930年），在研究古汉语音韵的同时，发表了《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一文，用古代汉语西北方言和藏文译音解释西夏文字的音韵，并对西夏语音系统及其特点作了阐述，在当时西夏研究的早期，此文无疑具有开创性，至今仍为学界重视。1933年他还发表了《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一文，用西夏文、梵文和藏文互相解释，从中可看出此西夏文佛经不是译自汉文佛经，而是译自藏文佛经，对深入进行夏、梵、藏文三种文字文献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西夏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里程碑，就是1932年1月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当时中、苏、日三国的西夏研究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中国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罗振玉等关心西夏新资料，并撰写著述。国内外西夏学专家搜集资料，解读文字，初释文献，形成了一次西夏研究热潮。当时北京图书馆适时出版西夏文专号，由中、俄、日三国专家撰稿，有黑水城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西夏文文献编目，不仅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王静如、罗福成、罗福苌、聂历山、石滨纯太郎等人，还有周叔迦、向达等学者加盟，编辑西夏文佛经目录，译介西方著述，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在北平图书馆搭建的这个学术平台中，王静如先生是重要台柱之一。此刊开端的长篇“引论”及《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文书目译释》皆由先生撰写，书前还特别刊布了即将出版的先生撰著的《西夏研究》辑中、英文目录。此专号反映出当时西夏研究的水平，为后世治西夏学者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少后学通过此西夏文专号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夏学的相关资料和研究历史，从而步入西夏研究的殿堂。
二
先生在1932～1933年撰著出版的《西夏研究》三辑是他有成就的代表作品。1936年该书荣获法国法兰西研究院铭文学院授予的东方学“儒莲(S.Julicn)奖”，这是中国学者个人获得该项奖的人，随后他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
在《西夏研究》辑中有两位国学大师赵元任和陈寅恪写的序言，陈寅恪先生还撰写了《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编入是书，可见二位先贤对此书的重视。王静如先生在书中考证推敲，功力深厚，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概括其作出的贡献有：
1.对西夏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与论述，如与东汉《白狼歌》作比较研究，对西夏语音中的尾鼻音和浊辅音、鼻冠音等作出了深入探讨。
2.对西夏文佛经雕版作了系统研究和详细论述。
3.书中用大部分篇幅刊载了四部西夏文佛经，为学术界提供了原始资料，在当时西夏文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起到资料库的重要作用。书中对这些佛经作了逐字对译，通过翻译辨识了很多西夏文字，并列出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便于查找、利用。
4.书中对美国学者屋尔芬顿西夏有复辅音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并反复辨证，得出可信结论。
总之，《西夏研究》有丰富的内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序中所言，研究西夏语言“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该书从出版至今都是从事西夏研究者的参考书与教科书。俄国著名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对先生的西夏学论文和《西夏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王静如教授发表的论文，他的专辑《西夏研究》，是所有希望认识西夏文字和语言的人真正可资利用的教材。”因该书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其出版半个世纪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再版。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以其精深的历史和语言学识，投身于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他先后参加了少数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为适应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1955年发表的《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和《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为当时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在领导部门和本单位的支持下，又开始恢复西夏研究工作。民族研究所为先生配备了两名助手，1962年又招收了西夏文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名研究生。因中国西夏研究的长期停滞，需要了解国外研究情况，积累资料。先生不顾年事渐高，一方面组织助手搜集俄、日等国的西夏研究进展情况和新的资料；另一方面放眼长远，培养学生。
当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看到莫高窟中有很多西夏文题记，有待译释，与王静如先生商量拟对此专门调查、翻译、研究。同时二位先生考虑到西夏占领敦煌近两个世纪，又笃信佛教，所定西夏洞窟却寥寥无几，对此提出质疑。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重新进行系统考察，由常、王二位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作顾问。时先生年逾花甲，又患心脏病，仍不顾年高体弱，亲赴敦煌，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洞窟考察。敦煌洞窟高低错落，需攀爬台阶，先生策杖并在学生搀扶下尽量多看相关洞窟，以便比较研究。除莫高窟外，先生等还到距莫高窟170公里的榆林窟考察，当时无直路可达，要绕道安西县，路上坐大卡车颠颠簸簸行驶一整天。在那里一行七八人皆住山洞中，自己做饭，攀缘洞窟的路更为陡峭。作为先生的研究生我有幸参加了这一重要考察任务，并在先生的指导下承担搜集、抄录、翻译洞窟题记的工作，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经3个月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后认定莫高窟、榆林窟有80多个西夏洞窟，使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的时代与分期面貌大大改观，显示出西夏在河西及敦煌的地位，深化了西夏学与敦煌学关系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遭到冲击迫害，身心备受摧残，并被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干校劳动。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包括先生在内的一批老专家被保护返回北京。当时运动仍未结束，先生抱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很快自动恢复西夏研究，继续编辑《西夏文字典》，并对新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文物进行考释，撰写论文，在当时硕果仅存的社会科学学术杂志上刊布，为当时所瞩目。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虽届耄耋之年，仍壮心未已，精神矍铄，孜孜不倦地开展西夏研究，陆续发表有关西夏研究的论文，其中有对西夏文文献、文物的考证研究，有敦煌洞窟的考察探讨，有西夏语言的解析和新论。由这些论文可见先生宝刀不老，继续发挥着老专家的独特作用。先生培养的学生和助手也成为西夏研究的成员，接续先生衣钵，为西夏研究做出成绩，个中也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和贡献。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已近一个甲子。1988年民族研究所及民族历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同仁计议，拟以历史室编辑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作为庆祝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消息传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提交学术论文。纪念文集于1989年出版。卷首刊登先生照片，前言介绍先生学术成就，高度评介先生学术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出版社来民族研究所联系，拟出版老民族学家的个人论文集，希望民族所择优提出老专家名单。民族所领导经慎重研究后，开列几位老专家名单，先生自然在选。先生论文涉及多种学术领域，文中除汉文外，还包括多种外文，又有难以排印的国际音标、西夏文以及图版，排版、校对繁难，延宕了出版时间。直至先生离世8年后的1998年，《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方才问世。书中由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作序，收入先生有关民族研究论文13篇。
先生晚年虽年高有病，身体状况尚算平稳，一直伏案研究。1990年9月心脏衰弱住院，在友谊医院竟成病危。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民族研究所领导多次到医院看望，并数次与医院领导联系，希望用好条件医疗，未料竟医治无效。先生享年88岁。
西夏学经过百年的发展，由中国王静如教授、俄国聂历山教授、日本石滨纯太郎教授等先贤披荆斩棘的开掘，以及后来更多专家们的继续努力，加之所见文献、文物越加丰富，研究成果累累，已渐成为人文科学的显学。西夏语言的构拟也渐成体系，走向成熟；西夏文献的翻译进展迅速，现不但已经能基本译释西夏文文献原文，还能译释大部分草书文献。专家们依据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文物资料结合汉文史料，深入探讨，提高了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认识，在很多方面重塑、填补了西夏历史。目前西夏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它与敦煌学相交叉，又往往涉及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西夏学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与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西夏学发轫于王静如先生等老一辈专家筚路蓝缕的奠基、开创，西夏学的繁荣和发展渗透着先生等老一辈专家的心血。
四
今年是王静如先生诞辰110周年。为弘扬先生的重要学术成就，我们邀请国内外学术同仁，召开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先生的突出学术贡献，研讨先生的学术思想，同时与先生家属合作编辑、出版《王静如文集》，以飨盛会。
《文集》包括先生论文、译文等共57种。先生学域宽阔，学识渊博，论著涉及众多学科范围。其中以西夏学论文多，此外有的专论契丹文、女真文、突厥文碑刻，有的研讨汉语古音韵，有的论述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的重要问题，有的分析少数民族语言，还有系统考察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发展的长篇论文。从这些论文不仅可以学得多领域、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可透视先生优良的治学方法和理念。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1.先生有深厚的学养基础，能熟练使用中西贯通的研究方法。先生青少年时代既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后又直接受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学界先贤的指导，学问精进。继而又留学欧洲，多访名师，学习西学，吸收近代治学方法，奠定了先生学贯中西的雄厚根基。先生的诸多论文都采取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突出地反映出先生的博学多才。如《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就〈元秘史〉译文所见之中国人称代名词》等文，皆采用中国音韵学和西方历史语言比较法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取得重要成果。
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一文中，先生总结指出：“沙畹以前可以说是‘语文考据方法’。自沙畹起便从‘语文考据方法’再加‘史学方法’。自葛兰言起更自语文、史学方法而外，加上‘社会学方法’。”先生有的重要论文如《论开合口》《释弔》等便是结合文字考据、语音分析、文献考证和社会学的诸种方法等综合而成。我甫作研究生时在先生家听课，先生找出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所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让我研读。书虽不厚，内容丰赡，读后如醍醐灌顶。内中虽主要讲印欧语言，但其分析比较方法却往往具有普遍意义，从中感到研究方法确系研究工作的钥匙，异常重要。
2.先生善于发现问题，钻研难题，解破难题。先生学问宽博，既能高屋建瓴、统揽学科大势，又能掌握关键、寻觅症结、深入探讨、解决难点，很多论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民族古文字的解读多为学术难点。先生不仅着力难度很大的西夏文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先生又对同样难度很大的契丹文、女真文、突厥文进行研究，发表数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包括《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释》《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等，推动了相应文种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当时契丹文墓志碑铭有新的发现，解读困难。先生知难而进，是涉足这一领域的少数专家之一。他运用比较方法进行考订，不仅识别出不少字词，还首次明确区分了道宗、宣懿皇后、兴宗、仁懿皇后四个哀册，成为后世释读的基础。
先生撰写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十分系统地论述古代耕犁和田亩发展。当年我做先生研究生时看到此文题目后，深为先生在熟悉的西夏学、语言文字学之外选此以科技史为主的题材感到惊奇，及至读完此文后更领略到先生的博学，也看到先生不畏辛劳、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钻研精神。此文早在1951年即已在《史学集刊》第七辑中印出样本。但直至30多年后的1983、1984年才正式在《农业考古》杂志连续刊登。在《农业考古》的“编者按”中给予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在当时把耕犁发展的各个阶段有系统，而又有理论地作一些全面考察，是非常难得的。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由于考古资料不断增加，有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著。”
先生在1956年发表的《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针对当时对吐蕃时期的社会性质的各种意见，早明确地提出吐蕃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并作系统论述，成为后世十分重视并被引用的重要文章。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参加本所《西藏简史》编写组讨论书稿时，先生此文的论点仍被课题组藏学专家们肯定和推崇。后此文选载于1985年出版的《西藏史研究论文选》，可见其价值的永续性。当时先生还从事对吐蕃社会史资料的翻译工作，从法文、英文翻译巴寇（Bacot）、杜散（Tousamt）、陶麻斯（Thomas）所译的敦煌古藏文历史写卷，为了解吐蕃社会历史面貌和解决社会性质问题积累了重要材料。
3.先生有创新精神，不宥成说，敢于提出新见。学术研究皆在前人基础上推进和提升。先生主张既要尊重前人的贡献，又要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新成果。先生的很多论文都体现出这样的求新精神，包括对当时的学术大家如国内的王国维，国外的高本汉的著述都在尊重他们的前提下，经过悉心的论证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如《论阻卜与鞑靼》一文便是与王国维先生商榷的文章。又如先生在《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一文中,修正高本汉教授对于古汉语腭介音的论点，在论文开始提出：“现在我们想修正高本汉教授对于古汉语腭介音的拟构，就是因为对教授研究中国声韵学的伟大贡献为钦佩。即便作一些新的拟测，亦是由于服膺其学，想表示敬慕的意思。”在《论开合口》一文中又对高本汉教授关于合口强弱分配之说提出质疑，并深入讨论，提出新解。
4.先生有高度的责任感，不断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能与时俱进，不断参与当时国家急需的研究项目。前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当时的民族识别撰写少数民族历史而作的多篇论文即是如此。先生于1960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到苗族地区实地调查，发挥熟悉历史的长处，撰写出《关于苗族来源问题》，为此后撰写苗族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先生紧跟时代步伐，热心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1961年先生为吴晗先生主编的《历史剧拟目》撰写《奢香夫人》和《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宣扬民族团结和中国对航海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奢香夫人》一文凝练地记述了明代贵州彝族水西女土司奢香克服种种困难，排除干扰，反对分裂，归顺明廷的历史故事。此不足千字的短文，引起了贵州戏剧作家俞百巍先生的注意，他想根据此故事创作一出黔剧，便于1962年来京向王先生请教，并聘先生为顾问。记得一次王先生与俞百巍先生研究剧本时，我也在场。俞先生正值壮年，温文尔雅，二人相谈甚欢。当时需要贵州《大定县志》，我便到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借来供他们使用。后剧本经先生指导几经修改，终于完稿，于1963年发表，同年由贵州省黔剧团首演，大获成功。不料“文革”时先生和俞先生都为此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此剧获得重生，197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获文化部戏曲创作、演出一等奖。先生在众多的历史故事中选中这一典型事例，可谓慧眼独具，立意高远。
5.先生有执著的治学精神，坚忍不拔，贯彻始终。先生既能开拓创新，又能锐意追求，穷原竟委，长期坚持。从20世纪20年代末先生即以主要精力治西夏学，至晚年仍孜孜矻矻，黾勉勤奋。先生早年曾发表多篇关于西夏语音的论著，及至上世纪80年代仍不懈探寻，发表《西夏语音系导言》《西夏语中的早期辅音及其演变》等论文。90年代我到先生家，仍见先生伏案工作，60多年如一日的执著治学精神令人感动。
先生晚年不仅坚持自己的优长学问进一步升华，还奋力开拓新的学术领域。1987年先生发表《孙中山先生论民族问题》，论述中山先生于20世纪在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上，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力”学说,对当时民族问题的深入讨论作出了贡献。
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我们应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工作，创新钻研，使西夏研究、民族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使成果更为丰硕，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做出新的贡献，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
先生公子王龙友先生邀我为先生文集作序，仅以上述充竽，冀不污先生大作。
史金波
2013年8月9日
王静如教授（1903～1990）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是中国西夏学的奠基者，一生著述丰厚，建树颇多，为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
先生初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1903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南营村。其父葆真先生是近代中国的著名革命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先生10岁考入保定直隶省第二师范附小高一年级，三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直隶省第六中学。先生少年爱好音乐、绘画、文学、历史和英语，为后来的语言学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1923年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入民国大学语文系学习，选修著名学者邱椿、闻一多、黄侃和黎锦熙等先生讲授的课程，开始接触汉语音韵和印欧语言学方面的书籍，翻译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研究汉语音韵的文章，并得到了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知名教授的指导与鼓励，逐渐认识到语言学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自此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教授，攻读语言学专业，同时向陈寅恪和李济两位教授学习历史与考古。先生在青年时期得到多位国学大师的言传身教，受益良多，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生于1929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攻西夏文，三四年间突飞猛进，创获良多，著述丰厚。1933年受研究所委派以海外研究员的名义赴法、英、德等国进行语言学、中亚历史语言、印欧语比较语言学以及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与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1936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法大学教授，其间兼任辅仁大学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研究院导师、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与文学院研究部导师、中法大学文史系主任。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与室主任，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和室主任。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局历史文物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等职，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90年7月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涉猎广泛，造诣很高。他长期从事语言学、音韵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汉语音韵、秦汉史、古代与现代少数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吐蕃、达斡尔、土家、苗等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字，以及古代生产工具史等学科的研究方面成效卓著。他的论著中多有独到的见解，具有开拓性的价值。特别是在西夏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世纪一些新的人文学科悄然兴起。在新兴学科中除人们已经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外，还有过去鲜为人知又渐受关注的西夏学。西夏学的形成和发展借重于大批新资料的发现。当时西夏文献有两次重大发现，一是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后的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这次发现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二是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也发现了百余卷西夏文佛经，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现大部分藏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王静如先生投入西夏研究之时，正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开始介绍和初步研究之时，也是北京图书馆刚刚开始接受灵武所出大批西夏文佛经之时。先生具有研究语言、文字的专业能力，勤奋努力，善于钻研，又恰逢有接触、利用新见西夏文资料的条件，为其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提供了历史机遇。
先生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二年（1930年），在研究古汉语音韵的同时，发表了《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一文，用古代汉语西北方言和藏文译音解释西夏文字的音韵，并对西夏语音系统及其特点作了阐述，在当时西夏研究的早期，此文无疑具有开创性，至今仍为学界重视。1933年他还发表了《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一文，用西夏文、梵文和藏文互相解释，从中可看出此西夏文佛经不是译自汉文佛经，而是译自藏文佛经，对深入进行夏、梵、藏文三种文字文献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西夏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里程碑，就是1932年1月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当时中、苏、日三国的西夏研究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中国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罗振玉等关心西夏新资料，并撰写著述。国内外西夏学专家搜集资料，解读文字，初释文献，形成了一次西夏研究热潮。当时北京图书馆适时出版西夏文专号，由中、俄、日三国专家撰稿，有黑水城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西夏文文献编目，不仅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王静如、罗福成、罗福苌、聂历山、石滨纯太郎等人，还有周叔迦、向达等学者加盟，编辑西夏文佛经目录，译介西方著述，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在北平图书馆搭建的这个学术平台中，王静如先生是重要台柱之一。此刊开端的长篇“引论”及《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文书目译释》皆由先生撰写，书前还特别刊布了即将出版的先生撰著的《西夏研究》辑中、英文目录。此专号反映出当时西夏研究的水平，为后世治西夏学者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少后学通过此西夏文专号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夏学的相关资料和研究历史，从而步入西夏研究的殿堂。
二
先生在1932～1933年撰著出版的《西夏研究》三辑是他有成就的代表作品。1936年该书荣获法国法兰西研究院铭文学院授予的东方学“儒莲(S.Julicn)奖”，这是中国学者个人获得该项奖的人，随后他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
在《西夏研究》辑中有两位国学大师赵元任和陈寅恪写的序言，陈寅恪先生还撰写了《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编入是书，可见二位先贤对此书的重视。王静如先生在书中考证推敲，功力深厚，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概括其作出的贡献有：
1.对西夏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与论述，如与东汉《白狼歌》作比较研究，对西夏语音中的尾鼻音和浊辅音、鼻冠音等作出了深入探讨。
2.对西夏文佛经雕版作了系统研究和详细论述。
3.书中用大部分篇幅刊载了四部西夏文佛经，为学术界提供了原始资料，在当时西夏文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起到资料库的重要作用。书中对这些佛经作了逐字对译，通过翻译辨识了很多西夏文字，并列出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便于查找、利用。
4.书中对美国学者屋尔芬顿西夏有复辅音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并反复辨证，得出可信结论。
总之，《西夏研究》有丰富的内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序中所言，研究西夏语言“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该书从出版至今都是从事西夏研究者的参考书与教科书。俄国著名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对先生的西夏学论文和《西夏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王静如教授发表的论文，他的专辑《西夏研究》，是所有希望认识西夏文字和语言的人真正可资利用的教材。”因该书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其出版半个世纪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再版。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以其精深的历史和语言学识，投身于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他先后参加了少数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为适应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1955年发表的《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和《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为当时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在领导部门和本单位的支持下，又开始恢复西夏研究工作。民族研究所为先生配备了两名助手，1962年又招收了西夏文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名研究生。因中国西夏研究的长期停滞，需要了解国外研究情况，积累资料。先生不顾年事渐高，一方面组织助手搜集俄、日等国的西夏研究进展情况和新的资料；另一方面放眼长远，培养学生。
当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看到莫高窟中有很多西夏文题记，有待译释，与王静如先生商量拟对此专门调查、翻译、研究。同时二位先生考虑到西夏占领敦煌近两个世纪，又笃信佛教，所定西夏洞窟却寥寥无几，对此提出质疑。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重新进行系统考察，由常、王二位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作顾问。时先生年逾花甲，又患心脏病，仍不顾年高体弱，亲赴敦煌，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洞窟考察。敦煌洞窟高低错落，需攀爬台阶，先生策杖并在学生搀扶下尽量多看相关洞窟，以便比较研究。除莫高窟外，先生等还到距莫高窟170公里的榆林窟考察，当时无直路可达，要绕道安西县，路上坐大卡车颠颠簸簸行驶一整天。在那里一行七八人皆住山洞中，自己做饭，攀缘洞窟的路更为陡峭。作为先生的研究生我有幸参加了这一重要考察任务，并在先生的指导下承担搜集、抄录、翻译洞窟题记的工作，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经3个月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后认定莫高窟、榆林窟有80多个西夏洞窟，使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的时代与分期面貌大大改观，显示出西夏在河西及敦煌的地位，深化了西夏学与敦煌学关系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遭到冲击迫害，身心备受摧残，并被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干校劳动。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包括先生在内的一批老专家被保护返回北京。当时运动仍未结束，先生抱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很快自动恢复西夏研究，继续编辑《西夏文字典》，并对新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文物进行考释，撰写论文，在当时硕果仅存的社会科学学术杂志上刊布，为当时所瞩目。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虽届耄耋之年，仍壮心未已，精神矍铄，孜孜不倦地开展西夏研究，陆续发表有关西夏研究的论文，其中有对西夏文文献、文物的考证研究，有敦煌洞窟的考察探讨，有西夏语言的解析和新论。由这些论文可见先生宝刀不老，继续发挥着老专家的独特作用。先生培养的学生和助手也成为西夏研究的成员，接续先生衣钵，为西夏研究做出成绩，个中也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和贡献。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已近一个甲子。1988年民族研究所及民族历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同仁计议，拟以历史室编辑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作为庆祝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消息传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提交学术论文。纪念文集于1989年出版。卷首刊登先生照片，前言介绍先生学术成就，高度评介先生学术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出版社来民族研究所联系，拟出版老民族学家的个人论文集，希望民族所择优提出老专家名单。民族所领导经慎重研究后，开列几位老专家名单，先生自然在选。先生论文涉及多种学术领域，文中除汉文外，还包括多种外文，又有难以排印的国际音标、西夏文以及图版，排版、校对繁难，延宕了出版时间。直至先生离世8年后的1998年，《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方才问世。书中由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作序，收入先生有关民族研究论文13篇。
先生晚年虽年高有病，身体状况尚算平稳，一直伏案研究。1990年9月心脏衰弱住院，在友谊医院竟成病危。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民族研究所领导多次到医院看望，并数次与医院领导联系，希望用好条件医疗，未料竟医治无效。先生享年88岁。
西夏学经过百年的发展，由中国王静如教授、俄国聂历山教授、日本石滨纯太郎教授等先贤披荆斩棘的开掘，以及后来更多专家们的继续努力，加之所见文献、文物越加丰富，研究成果累累，已渐成为人文科学的显学。西夏语言的构拟也渐成体系，走向成熟；西夏文献的翻译进展迅速，现不但已经能基本译释西夏文文献原文，还能译释大部分草书文献。专家们依据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文物资料结合汉文史料，深入探讨，提高了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认识，在很多方面重塑、填补了西夏历史。目前西夏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它与敦煌学相交叉，又往往涉及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西夏学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与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西夏学发轫于王静如先生等老一辈专家筚路蓝缕的奠基、开创，西夏学的繁荣和发展渗透着先生等老一辈专家的心血。
四
今年是王静如先生诞辰110周年。为弘扬先生的重要学术成就，我们邀请国内外学术同仁，召开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先生的突出学术贡献，研讨先生的学术思想，同时与先生家属合作编辑、出版《王静如文集》，以飨盛会。
《文集》包括先生论文、译文等共57种。先生学域宽阔，学识渊博，论著涉及众多学科范围。其中以西夏学论文多，此外有的专论契丹文、女真文、突厥文碑刻，有的研讨汉语古音韵，有的论述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的重要问题，有的分析少数民族语言，还有系统考察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发展的长篇论文。从这些论文不仅可以学得多领域、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可透视先生优良的治学方法和理念。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1.先生有深厚的学养基础，能熟练使用中西贯通的研究方法。先生青少年时代既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后又直接受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学界先贤的指导，学问精进。继而又留学欧洲，多访名师，学习西学，吸收近代治学方法，奠定了先生学贯中西的雄厚根基。先生的诸多论文都采取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突出地反映出先生的博学多才。如《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就〈元秘史〉译文所见之中国人称代名词》等文，皆采用中国音韵学和西方历史语言比较法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取得重要成果。
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一文中，先生总结指出：“沙畹以前可以说是‘语文考据方法’。自沙畹起便从‘语文考据方法’再加‘史学方法’。自葛兰言起更自语文、史学方法而外，加上‘社会学方法’。”先生有的重要论文如《论开合口》《释弔》等便是结合文字考据、语音分析、文献考证和社会学的诸种方法等综合而成。我甫作研究生时在先生家听课，先生找出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所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让我研读。书虽不厚，内容丰赡，读后如醍醐灌顶。内中虽主要讲印欧语言，但其分析比较方法却往往具有普遍意义，从中感到研究方法确系研究工作的钥匙，异常重要。
2.先生善于发现问题，钻研难题，解破难题。先生学问宽博，既能高屋建瓴、统揽学科大势，又能掌握关键、寻觅症结、深入探讨、解决难点，很多论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民族古文字的解读多为学术难点。先生不仅着力难度很大的西夏文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先生又对同样难度很大的契丹文、女真文、突厥文进行研究，发表数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包括《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释》《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等，推动了相应文种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当时契丹文墓志碑铭有新的发现，解读困难。先生知难而进，是涉足这一领域的少数专家之一。他运用比较方法进行考订，不仅识别出不少字词，还首次明确区分了道宗、宣懿皇后、兴宗、仁懿皇后四个哀册，成为后世释读的基础。
先生撰写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十分系统地论述古代耕犁和田亩发展。当年我做先生研究生时看到此文题目后，深为先生在熟悉的西夏学、语言文字学之外选此以科技史为主的题材感到惊奇，及至读完此文后更领略到先生的博学，也看到先生不畏辛劳、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钻研精神。此文早在1951年即已在《史学集刊》第七辑中印出样本。但直至30多年后的1983、1984年才正式在《农业考古》杂志连续刊登。在《农业考古》的“编者按”中给予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在当时把耕犁发展的各个阶段有系统，而又有理论地作一些全面考察，是非常难得的。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由于考古资料不断增加，有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著。”
先生在1956年发表的《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针对当时对吐蕃时期的社会性质的各种意见，早明确地提出吐蕃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并作系统论述，成为后世十分重视并被引用的重要文章。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参加本所《西藏简史》编写组讨论书稿时，先生此文的论点仍被课题组藏学专家们肯定和推崇。后此文选载于1985年出版的《西藏史研究论文选》，可见其价值的永续性。当时先生还从事对吐蕃社会史资料的翻译工作，从法文、英文翻译巴寇（Bacot）、杜散（Tousamt）、陶麻斯（Thomas）所译的敦煌古藏文历史写卷，为了解吐蕃社会历史面貌和解决社会性质问题积累了重要材料。
3.先生有创新精神，不宥成说，敢于提出新见。学术研究皆在前人基础上推进和提升。先生主张既要尊重前人的贡献，又要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新成果。先生的很多论文都体现出这样的求新精神，包括对当时的学术大家如国内的王国维，国外的高本汉的著述都在尊重他们的前提下，经过悉心的论证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如《论阻卜与鞑靼》一文便是与王国维先生商榷的文章。又如先生在《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一文中,修正高本汉教授对于古汉语腭介音的论点，在论文开始提出：“现在我们想修正高本汉教授对于古汉语腭介音的拟构，就是因为对教授研究中国声韵学的伟大贡献为钦佩。即便作一些新的拟测，亦是由于服膺其学，想表示敬慕的意思。”在《论开合口》一文中又对高本汉教授关于合口强弱分配之说提出质疑，并深入讨论，提出新解。
4.先生有高度的责任感，不断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能与时俱进，不断参与当时国家急需的研究项目。前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当时的民族识别撰写少数民族历史而作的多篇论文即是如此。先生于1960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到苗族地区实地调查，发挥熟悉历史的长处，撰写出《关于苗族来源问题》，为此后撰写苗族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先生紧跟时代步伐，热心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1961年先生为吴晗先生主编的《历史剧拟目》撰写《奢香夫人》和《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宣扬民族团结和中国对航海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奢香夫人》一文凝练地记述了明代贵州彝族水西女土司奢香克服种种困难，排除干扰，反对分裂，归顺明廷的历史故事。此不足千字的短文，引起了贵州戏剧作家俞百巍先生的注意，他想根据此故事创作一出黔剧，便于1962年来京向王先生请教，并聘先生为顾问。记得一次王先生与俞百巍先生研究剧本时，我也在场。俞先生正值壮年，温文尔雅，二人相谈甚欢。当时需要贵州《大定县志》，我便到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借来供他们使用。后剧本经先生指导几经修改，终于完稿，于1963年发表，同年由贵州省黔剧团首演，大获成功。不料“文革”时先生和俞先生都为此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此剧获得重生，197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获文化部戏曲创作、演出一等奖。先生在众多的历史故事中选中这一典型事例，可谓慧眼独具，立意高远。
5.先生有执著的治学精神，坚忍不拔，贯彻始终。先生既能开拓创新，又能锐意追求，穷原竟委，长期坚持。从20世纪20年代末先生即以主要精力治西夏学，至晚年仍孜孜矻矻，黾勉勤奋。先生早年曾发表多篇关于西夏语音的论著，及至上世纪80年代仍不懈探寻，发表《西夏语音系导言》《西夏语中的早期辅音及其演变》等论文。90年代我到先生家，仍见先生伏案工作，60多年如一日的执著治学精神令人感动。
先生晚年不仅坚持自己的优长学问进一步升华，还奋力开拓新的学术领域。1987年先生发表《孙中山先生论民族问题》，论述中山先生于20世纪在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上，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力”学说,对当时民族问题的深入讨论作出了贡献。
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我们应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工作，创新钻研，使西夏研究、民族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使成果更为丰硕，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做出新的贡献，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
先生公子王龙友先生邀我为先生文集作序，仅以上述充竽，冀不污先生大作。
史金波
2013年8月9日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