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圣贤人学精品选

　　对中国上古、中古至近代的120位著名人物的人学思想进行了解读、剖析。注释准确、释义精当，值得收藏、研读。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宗教，也不是纯粹意义的哲学，就其核心和灵魂来说，是体系完备、真正意义的人学，在人类文明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禽兽的区别。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列子曰：“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仁义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准。无仁无义，甚至害人杀人，那就不能称其为人，而只能等同禽兽。同样是人，又有高低等次之分。依据道德智慧水平，孔子把人分为五等：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圣人：品德尚、智慧超的人。“德合于天地”，“知（智）通乎大道”，“明并日月，化行若神”。贤人：亚圣之名，有才德的人。“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天下而不伤于身”。君子：有道德的人。“言必忠信”，“仁义在身”，“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士人：有知识的人。“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庸人：平常的人。“见小暗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人的一生，就是通过修身（修养道德）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进的过程。本书对古代圣贤关于人学的论述进行搜集、选录、注释。

　　左言东，1934年生，江苏涟水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建国前参加革命。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主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另在校内开设多门选修课：“中国古代官制”、“中国古代修身养生诗文选”、 “易经”、“21世纪与中国”等。1984年被聘为中央电视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化史”主讲教师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官制》、《古代官制纵横谈》、《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先秦职官表》、《中国庶民本纪——左言东人生实录》等。离休后，受聘于中国铁路老年大学与航天公司老年大学，主讲“中国历史”、“世界文明史”、“易经”、“四书”、“老子与庄子”等课程。

一、先秦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 尧 舜 禹 皋陶 益商、西周汤 伊尹 太甲 箕子 姬昌 姬旦
春秋战国 姬和 正考父 管仲 介子推 子产 季文子 乐喜 晏婴 孙叔敖 詹何 公仪休 范蠡 尹喜 李耳 孔丘 曾参 有若 颜渊 卜商 田子方 段干木 孔伋 墨翟 宋荣 孟轲 列禦寇 庄周 屈原 荀况 无名智者
二、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 张良 韩信 陆贾 枚乘 文翁 淮南王刘安宾客群体 张骞 司马迁 苏武 扬雄 宋弘 薛宣 王充 杨震 张衡 王符 李膺 张俭 刘宠 荀悦 刘桢 徐幹
三国 诸葛亮 阮籍 嵇康
两晋 傅咸 鲁褒 葛洪 吴隐之 陶渊明
南北朝 鲍照 范缜 孙谦 苏琼 颜之推
三、隋唐五代两宋时期
隋唐 赵轨 魏征 孙思邈 慧能 李白 杜甫 韩愈 刘禹锡 白居易 柳宗元
两宋 林逋 范仲淹 包拯 欧阳修 周敦颐 张载 苏轼 岳飞 陆游 朱熹 辛弃疾 陈亮 文天祥
四、元明清时期
元 丘处机 刘秉忠 王冕 明于谦 海瑞 吕坤 洪应明 陈继儒
清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唐甄 郑燮 袁枚 曹雪芹 林则徐 邓世昌 康有为 谭嗣同 秋瑾后记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代序）
　　北宋哲学家、《易》学大师张载说过一句震憾古今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立心”，就是要树立顺应宇宙自然的道心，也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真正意义的人心；所谓“立命”，就是修养自身，感化民众，与民众一道，担当起大自然、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所谓“往圣”，是指儒家奉为典范的圣人：尧、舜、禹、汤、姬昌、姬发、姬旦、孔丘：所谓“绝学”，主要是指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并发展、以仁义为核心、以和谐为理想境界的人学理论体系，至唐宋已失传断绝了，所以须要复兴继承；做到了以上几点，就有希望实现万世太平。张载这句活的核心和关键是“继绝学”三个字，这三个字做到了，“立心”、“立命”才不会成为空话，万世太平也才不会成为空想。张载的话已跨越了大约千年的时空，到了二十一世纪，由于上世纪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黎共识，赋予了崭新的意义。这个共识就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望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诺贝尔奖获得者要汲取的“孔子的智慧”，不就是张载要继承的“绝学”吗？
　　中国传统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伏羲尧舜时代，创立于商末周初时代，发展、繁荣于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即大约公元前500年前后，那是人类社会发展大转折、大变动的时期，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轴心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出现的有：印度的佛教、伊朗的祆（音掀）教、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和希腊的古典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宗教，也不是纯粹意义的哲学，就其核心和灵魂来说，是体系完备、真正意义的人学，在人类文明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禽兽的区别。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列子曰：“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仁义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准。无仁无义，甚至害人杀人，那就不能称其为人，而只能等同禽兽。同样是人，又有高低等次之分。依据道德智慧水平，孔子把人分为五等：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圣人：品德尚、智慧超的人。“德合于天地”，“知（智）通乎大道”，“明并日月，化行若神”。贤人：亚圣之名，有才德的人。“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天下而不伤于身”。君子：有道德的人。“言必忠信”，“仁义在身”，“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士人：有知识的人。“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庸人：平常的人。“见小暗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人的一生，就是通过修身（修养道德）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进的过程。修身是做人的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关键，是前提，修身搞好了，家庭就和睦了，国家就大治了，天下就太平了。不仅如此，修养道德还是生命健康的根本，“心”不病则身不病，而且使人过上有尊严、有价值、有悦乐的生活，终步入美妙的人间天堂。
　　中国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发展大繁荣的：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领主经济逐渐瓦解，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民和新兴地主，在城市则出现由武士转化的文士即知识阶层，他们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担当者，国家体制由贵族等级君主制向专制皇权过渡，王权衰落，诸侯争雄兼并，兼并战争的结果，出现了中原地区统一的秦帝国，帝国君主的称号为皇帝。皇帝不仅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而且是全国所有臣民的主宰者。专制皇权与人性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很快就大搞“焚书坑儒”，彻底消灭人学的物质载体（书）和生命载体（儒），就具有其必然性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起到巩固专制帝国的作用，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汉武帝汲取秦亡的教训，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改变统治策略，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仁（人）学思想体系攺造成为文化专制的统治术，并使之成为培养御用奴才的工具，形成庄子早就预言的“强盗之门而仁义存”的局面。中国自秦皇、汉武以后，皇帝不仅是集所有国家权力于一身的君主，而且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国家的主宰，就其本质来说，是吃人的野兽；其余从皇后、太子、宰相以下，都是皇帝的奴才、奴隶，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根本没有人了。但在知识阶层和人民中间，仍然有一些良知未灭的人，不愿做皇帝的奴才、奴隶，他们或起而反抗，或在专制皇权许可的情况下，从原生态的先秦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中唐以后兴起的宋明理学，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张载提倡的“继绝学”，就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但宋明理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对专制皇权没有丝毫的批判和触动，甚至起到维护的作用。有的理学家或传统文化的维护者，成为封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野蛮侵略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已经蜕变为专制皇权统治工具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在反抗侵略、走向复兴的二十世纪，发生过以“打倒孔家店”为重要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一度大搞“批林批孔”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成为真正的“绝学”。然而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危机，日益紧迫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此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以孔子为代表和象征的原生态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继承、复兴中国的圣贤之学，也就是人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大普及，人类的万世太平才会真正成为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伏羲尧舜时代，创立于商末周初时代，发展、繁荣于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即大约公元前500年前后，那是人类社会发展大转折、大变动的时期，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轴心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出现的有：印度的佛教、伊朗的祆（音掀）教、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和希腊的古典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宗教，也不是纯粹意义的哲学，就其核心和灵魂来说，是体系完备、真正意义的人学，在人类文明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