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24160671
《有梦不怕路远》
★1.何炅、李湘、汪涵、欧弟、陈建斌、滕华涛、朱迅、范明等众多明星诚意推荐。
★2.励志偶像矢野浩二首次亲述从日本大阪居酒屋小酒保到中国当红演员、主持人的传奇经历。
★3.真实细微而又客观地描写出了中日文化的差异，人与人相处的不同等。
★4.矢野浩二用亲身经历告诉你：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什么都别想，向想去的地方奔跑，那么全世界都会帮你实现理想。
《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让目中无人的喜欢和旁若无人的努力，成为自己面对这个世界适合、高雅的姿态。当遇到足以让自己放弃的困难，或者极度的孤独之时，这个姿态将会支持自己，让自己依然能够坚持梦想。
依靠这个姿态、依靠自己的日益强健的内心，优雅的承受痛苦，终成为无可替代。
《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用自己目中无人的喜欢和旁若无人的努力，成为世界的无可替代。
从小，父亲担心的就是她只能到工厂做女工；从小，她就在喧闹的人群中沉默娴静，无法让人关注。
但是，就是这个一个小孩，当接触到了跳舞，接触到了接近她生命意义的东西，她就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闪闪发光的小孩，专注于拼命，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好，拼命舞动，仿佛有了翅膀。她踩着自己的汗水和青春时光，一步步前行。
如今，她是美国权威的玛莎·葛兰姆舞团的首席舞者，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玛莎葛兰姆的传人。她用别人眼中的任性妄为，用自己旁若无人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成为无可替代。
《有梦不怕路远》
2000年，矢野浩二为了拍中国电视剧《永恒的恋人》来到北京，当时的他还隶属于一家日本经纪公司，中国之旅只是这位日本演员工作的一部分。经过3个月的拍摄，矢野浩二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来华发展。
拍完《永恒恋人》，他马上回到日本与经纪公司解约，另外就是开始打工攒钱，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到搬家公司工作，来北京时带了90万日元。刚来中国时他根本没有机会，那时没有朋友，语言也成问题，只能先到中文培训班学中文。经历过没戏拍，钱花完饿肚子，之后经朋友介绍有了*部戏，后来才慢慢好起来，甚至小有名气，因为饰演各种日本军人、军官的角色，被大家称为“鬼子专业户”。但后来因演艺事业方向调整的问题，他一度又曾陷入没戏拍的困境，直到参加综艺节目，并成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之一，他不仅发现了从未被自己知道的搞笑天赋，还重新开启了事业新篇章……
《有梦不怕路远》
《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
《有梦不怕路远》
章 北京北京
北京，北京
2001年，我三十岁，次离开日本来到中国，那时候的我从未想过，这片广阔的土地会给我的生命带来如何巨大的影响。如今漫漫十五年已经过去，五千多个日夜，我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根发芽，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喜欢的事业，还拥有了很多关注着自己的朋友。对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神奇的事。但是刚踏上中国国土那一刻的心情，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那年春天，我接到日本演员事务所的一份工作，作为男主角，来北京进行电视剧《永恒恋人》的拍摄，当时的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今说起这些，很多人都难以相信，但是当时的我对中国，或者对世界都无知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当时的我心里，中国只是一个日本之外的国度，历史悠久，对日本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但是具体而微的事，却一点儿都不了解，甚至对中日之间两百年来的恩怨都一无所知，中国只是跟美国、法国、英国没什么区别的另外一个国度。所以当时次听到有机会来中国拍戏的时候，我甚至还产生过一种奇妙的自豪感，想想看，很多人拍戏都是去美国，去好莱坞，但是来中国的凤毛麟角，我被历史推上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
带着这样与其说是单纯，不如说无知的觉悟，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往中国北京的飞机。
刚走下机场，北京暮春沉闷的天气和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就将我包围了。
次来到北京机场，眼所见到的建筑比我想象的还要宏大。机场设备、建筑物全是近代风格，飘荡着一股华丽的气息。
我脑海中的北京原本是个古旧的城市，但是看到这个和成田机场没什么区别的机场的样子后感到有些意外。可以确定的是，这已经不是在日本了。我生平次离开了日本，来到了这个大海彼端的国家。
广阔的机场内到处挂有“旅客注意”“厕所”等汉字标牌。擦身而过的人的口中飞快地说着带着奇妙回响的话语。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这里是异国，完全的异国之地了。
“终于来到中国了！”
我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初次来到北京的空气。
机场大门四周，人群熙熙攘攘，有无数来接旅客的人。我孤独地站在大厅中间，不知该往哪边走，正东张西望的时候，突然有人拍了我的肩膀。
“是矢野先生吗？”
我回头一看，有两个男人站在那里。一个是身材不高的中年男性，另一个人却是体形如相扑选手一样高大的年轻人。
“你好。我是制片人，我姓苏，初次见面。”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一边用流利的日语介绍自己，一边来和我握手。
苏先生的事我在出发前就从经纪人那里听说了。他正是日本SunMusic的副社长及我此次中国之行介绍人的挚友，也是这次电视剧的制片人。
当时苏先生来日本寻找电视剧《永恒恋人》中川岛这个角色的日本演员，我当时所在的SunMusic公司的副社长便将旗下演员的资料都发到了苏先生的手中。好像就是因为我的形象与剧中川岛的形象十分吻合，我才被选中的。不用说我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幸运会来眷顾我，真想表扬当时留着长发的自己啊。
“初次见面，我是矢野浩二。还请您多多指教！”我急忙跟他握手。
“欢迎来到中国。我是翻译，我姓徐。”大个子的年轻人，和苏先生一样，说着流利的日语。我想要和他对视就不得不仰头看着他，我再一次被这壮硕的身躯吓到了，他貌似身高超过了180cm，体重也得接近100kg了吧。
听到两个人流利的日语，我原本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在我原本的觉悟中，初到中国的日子里，我一定会拿着词典手舞足蹈地与对方交流。此时此刻，看到两个说着日语的中国人，感觉心里的重负一下子放下了。
“那，咱们就出发吧。”徐先生很轻松地抱起我的旅行箱，我看着他的背影，快速走向车子所在的停车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北北角，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如今这么繁华，机场周边还算是郊外，没有太多的高楼，一眼望去，全是稀稀疏疏的低矮民居。那天还是沉闷的天空，好像日本暴雨初来的景象。
“这天阴得真厉害啊。”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不由得感叹了出来。
然而，汽车行驶了约一小时后，甫一进入市区范围，周围的景色风物忽然改变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无数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女来来往往，迸发着一种让人目眩的活力。除了偶尔跃入眼帘的穿中山装的老人，只有汉字的标牌和数量惊人的自行车，这里的风景几乎和东京没有什么区别。当然，那简直是一定的，两个城市都是的大都会嘛。
到达下榻宾馆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暗，街上的霓虹灯都亮了起来，将整个城市都映照得灯火辉煌。街边年轻女孩说话的娇声，还有路边摊传来的叫卖声，难以形容的热闹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城市。
看着北京这样的街道，突然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异国之地。那些穿梭在东京的街道上的时光，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苏先生还有事，将我送到宾馆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临走之前告诉我：“明天就要和工作人员还有其他演员见面了。详细情况您稍后跟小徐商量一下。不要太紧张，现场气氛很轻松，大家也很期待能够见到矢野你的。”
我这次要出演的，是一部20集的爱情电视剧：《永恒恋人》。我在其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个逗留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川岛。
这是一个痴迷中国文化，专业学习京剧，并与中国女记者坠入爱河的日本青年。在故事的后半部分，他所爱着的女孩因为意外事故变成了植物人。所有的情感冲突围绕着这个核心爆发。在当时的中国，这可以说是王道的爱情故事。而作为男主角的我，要承担绝大部分的戏份。
《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
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
多年下来，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接受外界品评长短；
同时，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的哲学——
无论毁誉，无论悲喜，
都不能长久耽溺，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
掌声响起
葛兰姆舞团2000年因作品版权纠纷暂停运作，2003年2月卷土重来，自然是全球舞坛关注的大事。我在复团公演中担纲演出“迷宫行”和“编年史”，《纽约时报》舞蹈版做了大篇幅报道，我的独舞相片占据了整版的四分之一；文中称我是“当今葛兰姆技巧和传统的化身”，还形容我扫除了葛兰姆风格陈旧的蜘蛛网，为它注入新生命。
2004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制作“新移民”专辑（Destination America），报道我为了追求舞蹈天地而远赴美利坚合众国的心路历程，并且来台湾地区拍摄我的生长背景；与我在同一集出现的还有早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以及当代的俄国艺术家卡巴可夫夫妇（Ilya and Emilia Kabakov）。
2005年元月，美国舞蹈界影响力的《舞蹈》杂志选出了当年受瞩目的二十五位舞蹈工作者（25 to Watch），我身穿一袭蓝紫色的舞衣登上了封面；同时获选的还有纽约市立芭蕾舞团的特雷莎·瑞克兰（Teresa Reichlen）、美国芭蕾舞团的克莉丝蒂·布恩（Kristi Boone）等杰出现代舞者、芭蕾舞者和编舞家。
经过许多年默默地埋首耕耘，猛抬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镁光灯对我闪起。纽约媒体给我很高的评价，认为我赋予作品新的诠释方式，很有自己的特色，甚至超越了玛莎当年。
葛兰姆舞团创立八十周年演出后，有媒体指出：“如何想办法把许芳宜留在舞团里，是现任艺术总监的课题。”如果有人说我已经成为葛兰姆舞团的“明星”，我必须说，媒体的加持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般舞评家注意的主要是作品本身，所以评论里出现的大多是编舞者的名字，真正的明星是编舞者。舞蹈明星多数出现在芭蕾舞团，只有少数现代舞团受注目的是舞者，葛兰姆舞团就是其中一个，因为玛莎·葛兰姆已经不在人世了，评论仍然推崇葛兰姆大师的才华，但表演者如何呈现经典作品成了主要的评鉴焦点。尤其葛兰姆的舞作里，领衔舞者的角色鲜明，爱恨情仇非常强烈，如果诠释得好，会让观众觉得很过瘾，很容易就成为目光焦点。
多年下来，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接受外界品评长短；但在此同时，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的哲学——无论毁誉，无论悲喜，都不能长久耽溺，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
这一切要回溯到1995年我首度遇到评论的经验。
来自《明报》与杂志编辑的冲击
那一年我刚进葛兰姆舞团，还是个实习舞者，次随团来亚洲巡回表演。舞台上，实习团员和群舞者只是舞团的一员，永远的大群舞，舞评人也永远不会单一提及的对象。想不到的是，在香港演出后，我居然上了《明报》。作者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像是个中国人，再看到我的五短身材也像是中国人，“她应该是中国人吧！”
当时我真的被吓到了，不可能有人认识我吧？我在台上看起来真的很丑吗？他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猜想我是中国人，实在让人很不舒服。我心里起了个大疙瘩，很不想让人家看到这篇文章，但藏得起来吗？报纸每天可是几百万份在发行的。
那次巡回表演，香港演出之后，我在日本演出时脚伤骨折，拄着拐杖回家养伤三个月。之后再回到纽约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香港一位杂志编辑寄来的，是个西方人，他竟然说，他去看了我们在香港的那场演出，从头到尾目光无法从我身上移开，一直跟着我转。他翻看节目单，寻找我的名字，猜想应该是Fang-Yi Sheu。但他不敢相信我只是个实习团员，因为我在舞台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芒，相信很快我将不只是一个实习团员，一定会是somebody（大人物）。
前后两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与学习。我先是害怕别人看到《明报》的报道，觉得自己很丢脸；后来收到那位杂志编辑的信，冲击更大，哇！这两个人说的是同一场演出啊，我要听谁的？我愿意接受谁的评价？我要相信别人的批评或赞扬？该为哪个开心、哪个难过？谁说的才对？好像都对也都不对，都只是某一个人的意见——主观、却是他们自认为客观的意见。
真正的尺掌握在自己手上
接下来这些年，一次又一次演出，一次又一次接受媒体评鉴。舞评人很多是资深观众，甚至看过早年玛莎·葛兰姆的演出，他们提供的观点或数据经常很有历史感，颇值得我参考；而且，平心而论，媒体的确给过我很多肯定，让更多人认识我的舞蹈，对于我在舞蹈界的发展帮助很大。
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不要因为别人给我很好的评论就飞上天；也不要因为拿到很糟的评论就要下地狱。今天选择走这条路，我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只操纵在别人的一支笔上，不能让几个字就决定了我的成败及未来，难道我的存在只为别人？主客观评论我都接受，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人”，这些仅供参考。我可以开心，也可以难过，但维持三分钟就好了，这些绝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假设说，今天有篇评论指出，许芳宜这辈子没用了，我就真的没用了吗？这时候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相反地，有时报纸说我表现得很好，我自己却很不满意，因为自知没有达到该有的水平，发生了不该发生的错误，不可原谅。那把真正的尺握在自己手上；自己这关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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