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191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启蒙了后世“心理传记学”的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开始了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探索。采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物（特别是非凡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郑剑虹、李文玫、丁兴祥主编的《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集刊，代表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人文取向的心理学者*次携手，也是世界范围内心理传记学的首个学术刊物。《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以书代刊，将于每年在海峡两岸以繁体字和简体字两种版本同时出版，其将成为凝聚华人心理学人文取向研究队伍的阵地。

心理传记学：理论探索
生命诗学：心理传记与生命叙说的新开展
张继元 丁兴祥
心理传记学：实例研究
“成为一个动词”：客家女诗人张芳慈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李文玫 霍建國
砥砺风雨路，蟾宫三折桂——奥运冠军陈艳青心理传记学研究
吴继霞 王可 姜华
林语堂的生命脚本初探 
陈祥美
理论即生命经验：以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为例
薛荣祥 丁兴祥
“清廉卓绝”堪比海瑞——闽浙总督陈瑸的心理传记学探索
陈发钊 郑剑虹
千古一相——诸葛亮生命历程的心理传记分析
舒跃育
苏轼仕隐矛盾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王世明 陈顺森
生命叙事与质性研究
在无名的生活中突围：一位台湾水电工为尊严进行斗争的故事
张慈宜
都市儿童近视初期传记性历程之研究
张煜麟 倪鸣香 刘影梅 
幸福进取者与不幸者情绪调节的对比性个案研究
尹可丽
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及其保护性因素的个案研究——对A的个案分析
刘礼艳 刘电芝
《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约稿启事

    舒尔茨(Schuhz，2005／2011)在《心理传记学手册》中虽未直接对“心理传记学”下定义，但在该书的序文中界定了心理传记学研究的目标。他说“心理传记学”是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式，其目标不是在探究普遍规律，或特定群体，而是在寻求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它的目标不是探究一般化，而是探究个体生命深层、微妙和特殊之处。舒尔茨的说法是在强调“心理传记学”是一种“特则”取向的心理学研究。这与奥尔波特(Allport)多年前区分两种不同取向的心理学：“通则与特则”，是一致的。埃尔姆斯也强调“心理传记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一种艺术的方式、一种更为艰难的方式，但不管怎样，它是一种研究方式(Schuhz，2005／2011)。若依前述麦克亚当斯(1988)的定义：心理传记学是“有系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将生命经验转化成一个连贯且具有启发性的故事”，那么如何选择“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生命经验便成了重要的关键。针对这个问题，埃尔姆斯在《心理传记学手册》中的第五章“手套是否合适：心理传记学研究中理论选择的艺术”，便以其自身多年从事心理传记学研究的经验，认为“心理传记学”的理论选择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理论的选择过程就如同手套是否合适，是一种“艺术性”选择，它结合了知识、技术和创造性直觉(Schuhz，2005／2011)。
    基于上述“心理传记学”定义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些趋向。早的鲁尼恩(1982)定义，为了要与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区隔，特别重视“心理传记学”方法的严谨，采取审慎批判的态度，建立评价的程序，他后来称之为“准法庭程序”，这是采取“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到了麦克亚当斯(1988)，受到“叙事转向”的影响，其定义明显地结合了应用心理学理论寸生命经验，并强调将之转化成一连贯且具启发性的故事。这一定义已朝向“叙事”研究，已有诠释学及文学的倾向。埃尔姆斯(1994)则认为心理学家就如同传记学家一样，心理传记学是一种传记学(文学的一种)。然而，心理传记本身具跨学科性质(心理学及传记学)，这样的联盟或跨界会带来某种紧张，甚至不安。埃尔姆斯甚至以自身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指导心理传记学博士论文的切身经验说明了心理系的“不安”。到了舒尔茨(2005／2011)主编的《心理传记学手册》时，舒尔茨强调“心理传记学”研究是重视个体独特性及差异性的一种心理学研究，是三种心理学研究方式之一。探究的目标是个体的深层、微妙及特殊之处，是一种“特则”取向，这便将心理传记学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心理学研究(例如：追求普遍法则)。是由“科学”转向了“个别”(特则)的“艺术”取向。埃尔姆斯也在《心理传记学手册》中，强调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传记时的“理论选择”是一门“艺术”。而这种理论选择是一种艺术性选择，结合了知识、技术与创造性直觉。
　　(二)该“艺术”取向的“心理传记与生命叙事学”登场了心理学有个长长的过去，短短的历史(艾宾浩斯语)，而这个短短的历史又随着时间不断地变迁。从冯特(Wundt)开始，就包含了路径(取向)之争，冯特本身的生命史及学术取向，就有两种不同取向的心理学：实验取向与民族心理取向。冯特的两种取向反映了冯特本人“认识论”的矛盾与多元，甚至，晚年更全心朝向《民族心理学》(FolkPsychology)。任何心理学取向，在认识论上都有其基本预设，也有人称之为“根本隐喻”(rootmetaphor)。这个“隐喻”就像哲学的“本体论”设定，而“隐喻”本质上是想象的、开放的，随着“隐喻”(本体论)的开展，发展出其“认识论”及“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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