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87278
序一 1
序二 1
整理说明 1
前言 1
编 仰韶文化
客省庄（开瑞庄） 3
马王村 7
路柳庄 32
五楼 38
上南丰 45
苗家庄 47
黑牛堡 49
半坡村 58
灵台 60
鱼化寨 63
未央宫 65
海家坡 67
中丰店 68
米家崖 70
南荆市 77
三桥镇 79
北黄堆 81
北念头 85
关庙村 87
大吉村 88
镐京观 89
洛水村 90
第二编 龙山文化
概论 93
客省庄（开瑞庄） 99
马王村 126
窝地村（阿底村） 129
洛水村 131
镐京观 132
上泉北村 134
概论 139
客省庄（开瑞庄） 152
海家坡 167
马王村 176
五楼 178
大原（袁）村 180
西王村 184
滹沱 185
北郭村 187
关道村 187
冯村 188
斗门镇 191
花园村 202
普渡村 202
洛水村 203
第三编 周文化
概论 139
客省庄（开瑞庄） 152
海家坡 167
马王村 176
五楼 178
大原（袁）村 180
西王村 184
滹沱 185
北郭村 187
关道村 187
冯村 188
斗门镇 191
花园村 202
普渡村 202
洛水村 203
附件 205
序 一
2017年10月中旬，刘绪同志打来电话，说苏秉琦先生《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手稿已整理完毕，作为苏先生逝世20周年的纪念，原想请张忠培先生写序，现在这件事只能交给我来做了。刘绪同志很快将《整理说明》寄来。关于手稿写作、修改过程和发表的学术意义，《整理说明》中已经讲得很透彻，我这里仅对手稿所涉及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酝酿形成过程，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西安调查一事，苏先生在以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至少有两次直接提到。
一次就是《整理说明》中所讲，初发表于1993年《东南文化》的《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后收入《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与梁思永先生切磋的那段话。从那段话可知，苏先生将西安调查成果视为从三四十年代整理斗鸡台资料开始思考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形成过程的“发端”阶段。
另一次是写于1982年、收入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的《山东史前考古》一文。该文在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考古学的三项成就，特别是在“为突破我国传统史学的框架，建立以考古学为骨骼系统的中国古代史‘大厦’奠定了基础”之后说：
还在30年代初，我国老一辈考古学者根据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其他同类遗址的发掘材料，结合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掘的 “仰韶、龙山与小屯”的三层文化遗存叠压关系，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做类似三代人那样的垂直关系，而是把它们区别开，分立“户头”，这就意味着把以位于山东的“城子崖”、位于河南的“仰韶村”和“小屯”为代表的三种文化遗存并列起来。这和同时代我国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夷夏东西”或“三集团”诸学说的思想脉络是大体相似的。
接着就谈到1951年的西安调查“把在客省庄发现的一处三层叠压堆积，暂用文化（一）（二）（三）加以区别”和1965年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用图解形式试图说明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流域地区几个不同方面史前文化系统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相互接触所起的作用的论点”，是受到30年代初研究成果的启发。
那一段有关回顾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老一辈学者影响下形成过程的论述中，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后岗仰韶、龙山与小屯三叠层不是如三代人那样的垂直关系，而是“分立户头”。这一方面是说，一个地区的古文化，解决了年代早晚关系不等于解决了文化发展演变过程；另一方面是提出了可以从各找源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研究思路。当然这也将与后岗三叠层相对应的西安调查划分的三种类型文化遗存的意义深入了一步。
在这方面，先生较为关注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西安调查材料初在《科学通报》发表时，先生就对从地层上证明时代早晚的文化一（仰韶文化）和文化二（相当于龙山文化）这两种类型的关系作过“从两者的内容成分来看，我们简直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显著的联系”的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庙底沟二期的发现，一般认为是解决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继承关系，先生也曾对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提出过“从仰韶文化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从客省庄二期文化到周文化，正存在着文化传统的连贯性”。对豫西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提出过“王湾遗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证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传承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但随着七八十年代以后各地工作进展和资料的积累，先生注意更多的是其间的差别，而且已不是就一个地区，而是从整体来看的。
这是因为先生以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是一次历史转折：
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面临又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现在已摆在面前诸多迹象，如：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等。
这次历史转折应有很深的社会文化背景：
从50年代仰韶文化中心区内连续发现仰韶文化遗存上边叠压的所谓“二期”，新出现的斝类袋足器、篮纹陶、朱绘陶、方格纹陶等，一下子就在黄河中下游，远至长江中下游流行起来，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发人深思。
从而先生多次提醒：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基本上是郑州以西。龙山文化是在黄河下游。
从各地不断发现的新资料看，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出现了比原来的设想复杂得多的情况。
从苏先生在这一时期前后发表的有关文章看，这些“各地不断发现的新资料”和“比原来的设想复杂得多的情况”以及龙山文化形成“背后的动力”，至少涉及三个区域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及相互关系，一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沿海及江汉地区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是北方地区从辽西的红山文化到“三北”地区（指冀北、晋北、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诸新石器文化，一是晋南的陶寺。
关于东方和东南方。前述1965年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用图解形式说明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流域地区几个不同方面史前文化系统之间、相互接触所引起的作用时，苏先生特别突出了东方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对豫西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以为“中原所发现的鼎、豆等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之下产生的东西，不仅已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具有极其相似的型式变化序列”。20世纪70年代后期，先生又从整个东南地区考虑这一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以为到龙山文化及之后，“流行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这一地区”。
关于北方。一是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一是“三北”地区诸新石器文化。就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来说，“三北”地区更为直接，这就是三袋足器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内蒙古准格尔旗和河北省张家口蔚县发现的晚期小口尖底瓶与原始斝鬲在外形和制作上特征的一致，苏先生认为是终于找到了三袋足器起源的证据：
源于关中的尖底瓶（仰韶文化主要特征器物之一）与源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结合，诱发三袋足器的诞生。……
这项线索的重要意义是：把源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更加明确无误地同青铜时代的鬲类器挂起了钩，而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发生在属于北方文化区系的河套，两种渊源似乎并不相同的文化的结合或接触条件下产生的奇迹给人以启迪。
从而苏先生将“三北”地区视为龙山时代形成的“风源”所在。近年以石峁为首的石城群的不断发现，是进一步的证明。
关于晋南。主要指陶寺墓地所表现出的“综合体性质”。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
先生形容这一从西北和东南向晋南汇聚的文化交流主导方向“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并设想了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这一文化交流路线的走向：
庙底沟类型的以玫瑰花纹样为代表的一支文化群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晋中、冀北至内蒙河套一带，与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汇合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于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
先生并强调，正是这一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综合体性质，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
可以看出，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西安调查相比，前后已有很多变化和更大发展，思想脉络却是相通的。
记得几年前苏恺之先生将西安调查资料送到系里时，关心和负责整理的各位看到这两包装着既有文字又有线图和照片等丰富资料的沉甸甸的袋子，都很振奋。近得知整理工作已近完成，恺之先生又发来信息，告诉我，“这份西安调查的原稿，是放在家里父亲的大书柜里，用老家的蓝色包袱皮认真包裹着，可见他对于这份资料很重视”。通过以上回忆，我也对20世纪50年代初的西安调查作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从酝酿形成到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有了进一步体会。正如苏秉琦先生常说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是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像接力赛跑那样传递下去的。所以这个调查手稿虽已过去60多年了，今天整理发表，仍具有现实意义。
郭大顺
2017年11月于海南省东方市汇艺蓝海湾
序 二
去年秋，《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手稿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即将交出版社付梓之际，苏秉琦先生哲嗣恺之先生来电，希望我为这部报告做个序。当时，我婉拒了。原因是在面对这样一部经典时，我总觉得自己的分量不够。后来在陕西周原北大的考古实习工地上，刘绪先生说：“这部报告稿子的整理是当时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承接下来的，作为学院的一项工作，是你安排的，你有责任写个序。”恺之先生送来的是没有杀青的散稿。把稿子整理成可以印刷出版的程度，刘绪先生是足足花了好几年时间和心血的。他祭出的工作方面的理由，让我再无推辞的道理了。
西安考古调查在67年前。前一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甫尔，即组织了河南辉县的考古发掘。翌年即1951年，考古所再组两队，分赴河南、陕西两地开展田野调查。豫陕两地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地区，考古所将初的田野项目安排在这里，欲大展宏图的志向不言自明。在这之前，豫陕两地中，河南境内的田野考古工作是有了一定的积累的，且中国考古学就是发轫于斯。但关中地区的考古活动数量就少得多。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回顾，仅有1923年安特生赴河西调查彩陶来源途经陕地所做的捎带式的考察，1933年和1935年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的发掘，以及徐旭生、石璋如先生的渭河流域调查等为数不多的几项。其中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发掘了一批自先周起纵贯两周时期的墓葬①，据此建立了这一历史时段的考古分期，其重大意义，学界早有公论，兹不赘言了。这次苏先生率队再赴陕西，由于相关资料阙如，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道是上级的安排，还是先生主动请缨，但推测苏先生至少是欣然前往的。当年发掘斗鸡台时，苏先生曾经历尽艰辛，襄助家财，才完成了发掘工作。又听考古所的老人们说，在运动中，苏先生被革命小将们问及当年为何没有投身革命去延安，先生答曰：舍不得斗鸡台！可见苏先生对陕西考古一往情深。
因为有了基于斗鸡台发掘研究得到的对陕西考古的认识，这次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的学术目的十分清楚明确：是想对关中（指陕西境内的渭河两岸地带）史前文化的分期、分布和发展的问题，早周和西周文化的分期和发展的问题获得进一步的了解。方法的设计也十分合理：选在西安郊区，采用“面”与“点”结合的方法，既要进行重点调查，又要进行小规模的采掘。“没想到，工作一开始，首先就被沣西区几个重要地点暴露在坡崖断面的灰坑、灰层和墓葬给吸引住了。仅仅在这一带的工作就拖延到6月初旬。等沣东区调查工作结束的时候就到了6月下旬，后，在浐水西岸地区做了一天的地表采集，就结束了本次调查工作”。看起来原来的“点面结合”的计划，被调整为“以点带面”了。但是，正是这个调整，成就了一项考古重大成果。
在开瑞庄（客省庄）等遗址上，调查队集中清理了若干不同时期的灰坑。1956年的调查简报里发表了其中一组，有：墓2打破灰坑8，后者再打破灰坑7。三者出土遗物迥异，分别名为文化三、文化二和文化一。根据地层关系，文化一早，文化三晚。就当时的知识，简报认定文化一为仰韶文化；文化三为周代遗存；文化二是新发现，性质、名称待讨论。关于后者，现在已经根据这个发现命名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了。以此标准，简报将西安郊区调查发现的30多座遗址分期归属，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遗址其择居环境有所不同。
一项仅为两个多月的工作，就在关中地区分出了三个文化，十分精彩。梁思永先生赞曰，这是一套陕西的“三叠层”。“三叠层”指在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现的商、龙山、仰韶三个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从而次证明这三个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年代关系，是学术史上一个重要发现，是有其特定意指的学术专有词汇。将客省庄发现的地层关系喻为“三叠层”，也即对这次调查能够在这个地层关系上确立关中地区的文化序列给予了充分肯定。梁思永先生以后，学界对这次工作的评价，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①。在河南之外建立起第二条考古学文化的长程序列，对于当时尚在刚刚开始构建物质文化史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而言，当然意义非凡，但又似乎不止于此。和刘绪先生聊天，他几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的看法，我是深以为然的。刘绪先生分析到，苏秉琦先生因为发掘和整理了斗鸡台墓地的资料，早领悟到诸如一座墓葬这样的一个遗迹，同时也是一个时间单位的道理。回顾此前的发掘，从安特生的仰韶村、李济的西阴村、史语所的殷墟以及其间进行的城子崖的发掘等，对文化堆积中遗迹的辨识精度不高是不争的事实。在讨论文化分期时，即便是被奉为圭臬的小屯“三叠层”，也是三个笼统而含混的“文化层”。这样说，并非有指点先哲的意思。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起步不久，其田野技术需要花时间来提高，以便适用于中国遗址的堆积特点，一些指导田野工作的理念也是逐步形成的。这些早年的工作，不仅是对古代的发现，同时也是在发现古代的田野工作技术方法上的艰苦摸索、点滴进步的过程。苏先生的运气好，次田野工作就碰上了一处墓地。更是凭借聪明慧根和潜心琢磨，在斗鸡台资料的整理时，苏先生大概已经参透了这个理念：一座遗迹就是一个年代学单位，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都要落实到遗迹单位上。所以，当他一看到断崖上套在一起的灰坑、墓葬时，就再拔不动腿，迅即调整工作计划的重点为清理发掘这些遗迹了。这正是苏先生的高明之处。
以遗迹为基本的年代学单位进行资料整理的思路，形成于斗鸡台的资料整理过程中，是苏先生的创造。在整理本次调查材料时，苏先生秉轴持钧、删繁撮要，一洗斗鸡台方法的繁琐艰涩，把技术路线提炼得干净利落、直截了当。西安调查报告稿中，苏先生并没有专门论述整理方法的文字，但把整理的步骤交代得一清二楚。报告关于资料的介绍分三个独立的章节，依次介绍了三个文化的资料。每章前都有概论一节，综述本文化各种遗存（没有找到文化一概论的文字部分，但有六幅线图，刘绪先生和我讨论，认定应当是本章概论用图）。但概论又不仅仅是概述，而是把资料进行了分析：首先选择“常见陶器”，也即数量上多、各遗迹中都有可能出土的陶器，进行型式整理，再根据这些型式在各遗迹中的共生（共存）情况，对其分组，从而得出三个文化各自再分期的结论。其中，仰韶文化分出四期，客省庄二期文化被分了三期，周文化也分了四期。如果说在调查材料中归纳综合出三个文化是大开大合的手笔，将每个文化再作细致分期，且分期结果至今仍经得起检验，则真可谓妙到毫巅的巧作了！在那个年代，周文化的分期，因为有斗鸡台的研究在前，故有一定的基础。客省庄二期文化却是崭新发现，调查得到的资料不能说很丰富，尤其难说多么系统。至于仰韶文化，已有的发现也没有可供分期研究的资料，且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甚至都没有就其再作分期的想法。然而，至迟在1958年之前，苏先生就想到和做到了。这是苏先生又一个高明之处。
那么，苏先生为什么要对每个文化再做分期研究呢？报告稿件中还有几页文稿，尚未成文，刘绪先生认为是报告结语的撰写细纲，故作为“附件”编排在报告后，权当作结语。而在这个“结语”中，苏先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关中和河南两地仰韶、龙山和殷周文化在大时代上可以对应，但两地的文化各有特点，传统不同，这些特点从何而来，如何形成自己的传统而不同于其他地区？就值得进一步探讨了。当然，既然是西安的考古调查，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关中地区的具体内容。为此，就“必须就全部材料加以分析比较，分别早晚，然后才能从它们的发展上来提出哪些是主要的和典型的部分”。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苏先生把文化再作分期，为的是进一步考察构成当地文化特征的主要部分的传承演变，也即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今天更习惯将其称为“谱系”。于是，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读到了大量对一个文化中典型特征条分缕析的内容，如以式别表示的文化一的小口瓶口、缸瓮、彩陶，文化二的鬶、斝，文化三的陶鬲等的演变过程。从具体到一种器物的谱系，到由此构成的文化谱系，并将谱系作为探讨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切入点，苏先生就这样早早地把眼界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并为将来各地资料丰富起来之后，理解和把握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准备好了方法论。这是苏先生第三个高明之处。
至晚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苏秉琦先生就通过这样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出他在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考古学文化分期和文化谱系研究三个方面皆有超前的思考。这让我深受震撼，感叹高山仰止！所以每当我向对这项工作不甚了解的朋友和学生们介绍时，后往往要半开玩笑地补上一句：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考古学文化分析，其实都没能跳出苏先生的手心！
在中国考古学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上，苏先生无疑是影响为广泛、成就的学者，领一代之风骚。物质文化史研究，无论中外考古学，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领域和必须经历的研究阶段。下面，我想转述一下著名考古学家、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申南（Stephen Shennan）教授的一段评论—申南教授沉浸于西方考古学术，在理论方法上颇有心得、建树—以便让我们换一个和中国学术史不一样的角度，来再次认识苏秉琦先生。
……尽管按照俞伟超先生的说法，苏秉琦的类型学来自1935年翻译的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方法，但苏秉琦是用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方向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发展了所谓西方的类型学。
欧美的文化史研究各有弊病：欧洲过于强调“静态”，强调“定性研究”，文化史变成了一张张割裂开来的用某种特征陶罐子标识的阶段性地图；而北美又过于强调“演变”，强调“定量研究”。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形成的，所以要把考古学文化看成是一种运动的物质，从这种运动物质的定量分析入手，找到它的运动规律。这种整理研究方法，就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点出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关键。无论什么传统、什么方法、什么学术背景的考古学家，恐怕都同意这段话表明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如何对物质遗存进行“动态”的描述，“找到它的运动规律”？在西方考古学家中，真正从这个角度努力的只有克拉克一位，他的《分析考古学》可以说是找寻运动规律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也是非常强调考古学纯洁性，即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苏秉琦提出用“分子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考古学文化。“首先从对文化遗存作分子分析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又走向衰落。”（《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通过把物质文化分解，不管是研究某种纹饰母题，还是某类特定器形的历史，进行有效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西方研究中比较缺乏或者没有很成功地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苏秉琦也对墓葬、墓地演变进行了类似的分子分析（估计是说斗鸡台—笔者按），进而平行地讨论了聚落与社会的演变，这比后来美国新考古学提出类似目标和方法要更早一个阶段。
苏秉琦的区系学说是一个整合了时间和空间的学说，关于这一点，欧美两边各只强调了一面：欧洲强调静态空间布局；北美强调时间变化。而苏秉琦的区系学说是更符合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描述框架。中国考古学家基于区系学说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研究，而正是把区系学说作为理解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使得中国早期文化/文明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被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成为一种通识。
后，我要借此场合感谢苏恺之先生及其家人妥善保存了文稿，使得这一段如此重要的学术史不致湮灭。感谢刘绪先生对文稿整理的所有付出！为了还原这个调查项目的背景、过程等，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对文稿进行了细致辨认和订正，这些都被刘绪先生写在了《整理说明》中。对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们而言，要了解这项60多年前的工作，这是的一节。还要感谢秦岭。申南教授在北大讲演，她是现场口译，后又把讲稿整理成中文，让我们在中国学术的语境之外，知道了西方学者对苏先生和中国考古学的评价。
赵 辉
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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