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6087132
弗洛伊德和拉康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世界知名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保罗·沃黑赫名作之一，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下进一步追问“我是谁”。
时代的悖论：“我们从未如此自由，我们从未感到如此无力。”沃黑赫揭示日常生活变得不断与卡夫卡式官僚制度做斗争的真相，极力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消极的身份演进过程中，沃黑赫呼吁摒弃我们几乎所有人身上的犬儒主义，改变价值观，提倡利他主义、合作和团结，帮助他人而得到的快乐，是缓解抑郁的良药。
弗洛伊德和拉康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比利时心理学家保罗·沃黑赫指出，我们的心理身份建构在一个基础牢固的进化结构的顶层之上。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是社会的动物，在我们人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倾向：一是讲求集体与分享，二是醉心个人主义与索取，究竟哪种行为倾向会占上风取决于社会模式。
在沃黑赫看来，新自由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新版本。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下的身份演进是非常消极的，因为它违背了人的社会性。作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我是谁”这样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更深度的探究，指出“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爱情难以企及”、“有意义的生活原来是那么的难”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前
言
章
身份
我是谁？
那我呢？
身体与群体
自信、自尊与自我憎恨
我该是谁？（不该是谁？）
攻击与恐惧
身份即意识形态
第二章 伦理观：从自我实现到自我否定
古代伦理观——性本善
基督教伦理观——性本恶
上帝的自由思想商人
内心冲突、自我否定与超越
第三章 可完美的个体
乌托邦：一个构划的社会
进步
可完美性
科学和开明的社会
理性！
可完美的个体
第四章 身份的实质
伦理学和生物学
以德报德和以牙还牙
弗洛伊德：人为力场
快乐
间奏曲：社会与障碍
第五章 安然社会
新叙事：新自由主义
不过是自由名义下的沙漠
披着经济外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大学为知识企业
医院为医疗企业
对质量的影响
社会后果
第六章 身份：无力的可完美性
道德发展
含着奶嘴的孩子
不成功便成仁
愿新契约带来好运！
以生存周末形式出现的团队建设
新的人格特征
无力的可完美性
第七章 新的精神障碍：评级与封杀考核体系
两种诊断方法
范式信仰与批判科学
作为社会问题的精神障碍
太多不平等有害健康
作为道德障碍的精神障碍
作为疗法的管教
嗨，我叫凡妮莎，我怎样帮您？
第八章 美好生活
社会组织：同一性与差异性
劳动力组织
信息技术与关于测量的谬误
他人必须改变——我们即他人
改变价值观
自我关照与美好生活
个体与社群
致谢
参考文献
附：保罗•沃黑赫《卫报》（The Guardian）官网刊文
四个恶男用胶带将一位中年男子捆绑在一个木质托盘上。其中一个男人用标记笔在受害人额头上画了两个零，另一个同伙将其生殖器顶压在中年男子脸上，第三个家伙光着屁股坐在被袭者身上，还有一个恶男在一旁拍照录像。这帮混蛋显然是在通过羞辱对方来自娱自乐。整个欺凌过程都被拍摄下来，作恶者甚至还把视频复制了一份给受害人，让其“在家欣赏”。
事发地点在比利时某小镇一个很普通的小工厂里。拿摄像机的家伙还是位工会代表。当时不少人围观看热闹，没人想去阻止。后经媒体曝光，类似这样的欺凌行为已在当地持续多年。在电视新闻播出后的几天时间里，陆续有其他受害者向媒体控诉自己的遭遇。在这些被披露的欺凌事件中，起发生在比利时南部的瓦隆法语区。一周后，比利时北部佛兰芒荷兰语区也报道了一起类似事件，这让当地社区居民震惊不小。一位钢铁厂吊车司机经常被工头和领班欺负。他们扒掉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涂写下流字眼，然后把他绑在一辆吉普车上四处兜风。后来，这帮恶人还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有关欺凌的话题一直占据各媒体的重要版面。各种来源的信息揭露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高达10%—15%的员工被欺辱。这种现象需要解释，因为类似事件频发而并非一起两起。
首先表态的是保守分子。他们认为，欺凌是由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丧失所造成的。事实上，这些人的解释几乎适用任何社会问题，从公交司机、售票员被打，虐童案、盗窃案增加，到教师性骚扰。当今社会这些问题高发，以前可没这么糟。
有人则将欺凌归咎于精神健康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暴力倾向的施虐者是“心理失常的个体”（disturbed individuals）。一个虐待孩子的母亲肯定精神不正常，对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刑事案专家将此定义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一种公认的心理不健康状态，其在儿童中的早期征兆为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近几十年来，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的病例呈大幅上升趋势，这一状况令人担忧。
第三种解释将医学推理更进了一步：欺凌弱小乃人之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隐藏着的兽性的外在表现。纳粹集中营里的屠戮者们也不过是普通人，心理实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几乎每个人都会变成嗜血狂魔。“Homo homini lupus est”，这一拉丁谚语的意思是，“人待人如豺狼”。
奇怪的是，关于欺凌弱小，另一种解释直接反驳了上述观点：人性本善，是后现代社会让我们变成了邪恶之徒——摒弃所有那些暴力的电脑游戏，社会上的侵害事件便会大大降低。
邪恶——让我们不要畏惧使用这一字眼——对我们来说当然不陌生。关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中有过明确论断。阿伦特曾对纳粹杀人狂魔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做过跟踪报道，并写成此书。在书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人性的堕落与基督教中关于原罪的教义不无联系，而一个更现代版本的解释是“我们自私的基因”（our selfish genes）。
上述两种观点（性本善与性本恶）都给人一种印象，即有一种不变的人性在等着显现。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西方世界中，对身份的追求，对“真实”规范和价值观的追求，是如此常态，无所不在。显然，我们不再清楚我们是谁，这就是我们一直四处寻医问药，向包括心理学家、大脑研究专家和其他预言家在内的各路专家探求我们真实自我的原因。
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没有固有的身份，谁是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现在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定位，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环境发生了状况。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发生了剧变，所以我们也面目全非。可叹的是，我们并不以这种改变为乐，这一情形愈来愈明白不过。
为什么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该写这些问题？对本书中问题的探讨植根于我的临床实践。像许多我的同事一样，我亦确信，如今人们向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寻求解决的“问题”——在此我有意避免使用“障碍”（disorder）这一术语——不仅数量在增加，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我在早期的一本书作中探讨了心理治疗结束的问题，研究了精神障碍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打那开始，我便笃信，社会变化对我们精神的影响要比之前认为的深远得多。当今社会新自由主义组织决定着我们如何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孩子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它决定着我们与自身身份的关系。没有哪个社会能比现在更让人精神错乱不堪的了。我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马首是瞻，像他在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大无畏提出“文明的进化就是人类的生存斗争”这一富有争议的观点一样，我对本人持有的明确伦理立场绝不动摇和退缩。
四个恶男用胶带将一位中年男子捆绑在一个木质托盘上。其中一个男人用标记笔在受害人额头上画了两个零，另一个同伙将其生殖器顶压在中年男子脸上，第三个家伙光着屁股坐在被袭者身上，还有一个恶男在一旁拍照录像。这帮混蛋显然是在通过羞辱对方来自娱自乐。整个欺凌过程都被拍摄下来，作恶者甚至还把视频复制了一份给受害人，让其“在家欣赏”。
事发地点在比利时某小镇一个很普通的小工厂里。拿摄像机的家伙还是位工会代表。当时不少人围观看热闹，没人想去阻止。后经媒体曝光，类似这样的欺凌行为已在当地持续多年。在电视新闻播出后的几天时间里，陆续有其他受害者向媒体控诉自己的遭遇。在这些被披露的欺凌事件中，*起发生在比利时南部的瓦隆法语区。一周后，比利时北部佛兰芒荷兰语区也报道了一起类似事件，这让当地社区居民震惊不小。一位钢铁厂吊车司机经常被工头和领班欺负。他们扒掉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涂写下流字眼，然后把他绑在一辆吉普车上四处兜风。后来，这帮恶人还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有关欺凌的话题一直占据各媒体的重要版面。各种来源的信息揭露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高达10%—15%的员工被欺辱。这种现象需要解释，因为类似事件频发而并非一起两起。
首先表态的是保守分子。他们认为，欺凌是由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丧失所造成的。事实上，这些人的解释几乎适用任何社会问题，从公交司机、售票员被打，虐童案、盗窃案增加，到教师性骚扰。当今社会这些问题高发，以前可没这么糟。
有人则将欺凌归咎于精神健康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暴力倾向的施虐者是“心理失常的个体”（disturbed individuals）。一个虐待孩子的母亲肯定精神不正常，对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刑事案专家将此定义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一种公认的心理不健康状态，其在儿童中的早期征兆为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近几十年来，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的病例呈大幅上升趋势，这一状况令人担忧。
第三种解释将医学推理更进了一步：欺凌弱小乃人之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隐藏着的兽性的外在表现。纳粹集中营里的屠戮者们也不过是普通人，心理实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几乎每个人都会变成嗜血狂魔。“Homo homini lupus est”，这一拉丁谚语的意思是，“人待人如豺狼”。
奇怪的是，关于欺凌弱小，另一种解释直接反驳了上述观点：人性本善，是后现代社会让我们变成了邪恶之徒——摒弃所有那些暴力的电脑游戏，社会上的侵害事件便会大大降低。
邪恶——让我们不要畏惧使用这一字眼——对我们来说当然不陌生。关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中有过明确论断。阿伦特曾对纳粹杀人狂魔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做过跟踪报道，并写成此书。在书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人性的堕落与基督教中关于原罪的教义不无联系，而一个更现代版本的解释是“我们自私的基因”（our selfish genes）。
上述两种观点（性本善与性本恶）都给人一种印象，即有一种不变的人性在等着显现。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西方世界中，对身份的追求，对“真实”规范和价值观的追求，是如此常态，无所不在。显然，我们不再清楚我们是谁，这就是我们一直四处寻医问药，向包括心理学家、大脑研究专家和其他预言家在内的各路专家探求我们真实自我的原因。
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没有固有的身份，谁是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现在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定位，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环境发生了状况。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发生了剧变，所以我们也面目全非。可叹的是，我们并不以这种改变为乐，这一情形愈来愈明白不过。
为什么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该写这些问题？对本书中问题的探讨植根于我的临床实践。像许多我的同事一样，我亦确信，如今人们向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寻求解决的“问题”——在此我有意避免使用“障碍”（disorder）这一术语——不仅数量在增加，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我在早期的一本书作中探讨了心理治疗结束的问题，研究了精神障碍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打那开始，我便笃信，社会变化对我们精神的影响要比之前认为的深远得多。当今社会新自由主义组织决定着我们如何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孩子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它决定着我们与自身身份的关系。没有哪个社会能比现在更让人精神错乱不堪的了。我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马首是瞻，像他在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大无畏提出“文明的进化就是人类的生存斗争”这一富有争议的观点一样，我对本人持有的明确伦理立场绝不动摇和退缩。
我们获取自己身份的方式（联系他人或是疏远他人）解释了初看起来很奇妙的某种体验。想想我们有时会突然冒出的那种不安的感觉，自问那真的是“我”吗？我是“真的”吗？我跟“我自己”相配吗？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的那些瞬间背叛了我们的自我（self）确实有着外部根源的这一深刻认识。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在一行诗中表达了这一观点：“je est un autre”，字面的意思是“我是另一个”。也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很纠结、很矛盾：我们想这又想那，我们为自己的行动似乎与我们勾画的自己格格不入而烦恼。从不同的其他人那里接收身份赋予信息总是会制造出一个其拼片不那么适配的拼图游戏。那是因为我们完全有能力与“我们自己”（ourselves）进行对话。我会对“我自己”（myself）生气、高兴或失望，因为正评判“我”（me）的“我”（I）是建立在一个有别于“我”（me）正被评判的认同上。
对“我们自己”的愤怒或满意可以变得很持久，终导致自我憎恨（self-hatred）或自爱（self-love），自尊（self-esteem）或自重（self-respect），诸如此类，程度不同而已。所有这些词都包含“self”（自我）一词的这一事实恐怕说明了这个自我由某些基本的、固有的特性构成。“那个男人很自负，他自信爆棚”“他妻子很自卑，她一直都这样”。我们忘记了这样的特性是由他人观察我们、解释我们的行为的方式所决定的。他人决定了我思考自己的方式。诸如自信、自尊、自重这样的特性在其初的“他人信心”（other-confidence）、“他人尊敬”（other-esteem）和“他人尊重”（other-respect）的语境中会更好理解。也就是说，他人在你孩提时信任、尊敬和尊重你的程度会映射到你成人时的自信、自尊和自重里。而这又相应地决定了你与他人联系的方式。你是相信自己，对自己与他人打交道感到如鱼得水，对自身的优越感信心十足，还是反过来，你胆小怯懦，自惭形秽，惧怕与他人交互，因为你相信他人认为你是个废物，这完全取决于你在构建自我身份时他人对你说了什么。用精神病学术语来学，后一类型的人有着明显的社会焦虑（social anxiety）症状。
在社会关系中，我们向某些人赋予了更高地位，特别是权威人物和异性。后者甚至塑造了我们发展自我性别身份的方式。我的男子气概（masculinity）是由我是怎么学会理解女性气质（femininity）所决定的。如果我把女人视为万恶之源，一心想诱惑我犯罪，那么我就会变成一个可怕、严厉的男人，只想着挑起战胜自己对女人的欲望的战争。如果我视女人为温柔怜爱但又有着支配权的人，我就会成为那个为争取自主性而永远努力抗争以摆脱其控制的男人暨儿子（man-son）。诸如此类。这个“诸如此类”证明了定义“男人”和“女人”本质的努力之必然实质。其作用主要是为了维护某种社会秩序，不过是偏见的集合罢了。女人是愚蠢软弱的，而男人是聪明强大的，所以女人不需要上大学，当然也就没有能力保有权威的位置——关于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的这一定义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多长的时间。
这种普遍信念与第二重要的“他人”（the other）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他人”也就是权威（authority），我们与之建立了多多少少持久的关系。我们对权威人物的态度构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批判叛逆？顺从支持？还是恐惧，抑或进取和竞争？这也是我们将父母视为初的权威人物而与之建立关系时学到的东西。传统上，权威归属于父亲一方，但在实践中，更常由母亲一方体现出来。英语中有句名言：“Man proposes but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法国人则有自己的版本，“Ce que la femme veut，Dieu le veut”（女人想要的，也是上帝想要的）。在大多数社会中，父权制分派给了以上帝和国王为代表的男人，而他会在认为合适之时使用其权威。父亲维护其权威的不同方式有撞击效应。严厉、爱批评的父亲的孩子在其成年时会保留对权威的恐惧。有过被父亲虐待经历的孩子会对所有的权威持怀疑态度。而诚实、正直的父亲会鼓舞孩子的信心。
与作为异性代表的他人的关系和与作为权威人物的他人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身份中两大重要的（也是相互交织的）方面。权威人物首先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和那些异性成员的身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快乐是要受到惩罚的，而哪些不用。在宝莱坞电影中，接吻是禁忌；在我们的社会里，水性杨花的女人常常遭人鄙视，但是有一大串女朋友的男人却被视为成功人士。所有这些直接成为关于规范和价值观辩论的谈资，这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信念完全融入了我们的身份之中，用弗洛伊德经典术语来说，我们的“超我”（Super Ego）或良心（conscience）与我们的“自我”（Ego）相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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