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江湖书影旁白（叙旧文丛)

作者通过辑取昔日诸多史料，精选几十幅罕见配图，将尘封往事再现人前，读来或轻松幽默，或发人深省。真可谓：故纸堆里钩沉辑佚，书林旧案纸上江湖。

肖伊绯，四川成都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曾游学法国、印度等地，长期从事人文领域多学科互动研究，特别关注民国思想史、宗教图像学、园林美学等多个专题。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风景的标记》《虚构的风景》《十城记》《孤云独去闲》《革命样板戏》《民国表情》《民国温度》《中国哲学史大纲》《听园》《民国笑忘书》《胡适的鳞爪》《民国斯文》《1939后的乡愁》《苦雨斋鳞爪》《左右手》《胡适的背影》等著作。

旧案重温

· 王国维《观堂集林》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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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三改《天演论》

· 曾朴自传《雪昙梦》

· 梁启超龙年历险记

    新民拾遗

· 鲁迅纠错梁启超

· 章太炎与淞沪抗战

· 徐志摩与《浮士德》

· 林语堂谈“我的信仰”

· 徐澄宇纠缪章太炎

· 俞平伯误会李辰冬

    书林微言

· 周越然藏书冰山一角

· 叶德辉的苏州书话

· 黄秋岳其人其书

· 陈垣稿本发现记

· 梁实秋“译莎”八种

    纸上心迹

· 刘文典落选中研院

   ——兼及王叔岷“评刘文典《庄子补正》”

· 萧红书评在清华

· 胡适曾印“盗版书”

   ——《现代英国戏剧八种》的翻印及其他

· 郑振铎与《古本戏曲丛刊》

· “星期标准书”简考

王国维《观堂集林》疑案

王国维死后的24卷定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1877-1927）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王国维之死，世人热议已久。遗嘱中前十六字，也让后人揣测良久。无论对其死因有着怎样的揣测与感慨，斯人也已逝，整理其遗著成为当务之急。其友人罗振玉1927年编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弟子赵万里1940年编印《王国维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本”），均应时而生。当然，在这两部卷帙浩繁的“遗书本”之中，必有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而且还是重中之重。

    这部《观堂集林》，是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确如梁启超所赞的“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这一代表作，是王国维在学术盛年自行编选的能代表其学术水准的论文集成,譬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史籀篇疏证》《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周书顾命考》《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联绵字谱》《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西胡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等等，这些学术论文，纵越商周至唐宋，横跨甲骨学与敦煌学，至今还是国学研究领域中“界碑”式作品。

    罗振玉、赵万里的《观堂集林》整理本，都是24卷本，一经面市，自然备受关注。且赵的整理底本，据称为王国维晚年校订过的，一度被称为“定本”。后来中华书局据此影印，台湾世界书局也据此影印，更冠之以《定本观堂集林》的名目。但学术界在上述两个版本之外，还有一种“蒋本”《观堂集林》的说法，并且认定这个“蒋本”才是王国维生前亲自校印的初版本，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国维生前的20卷定本

     其实，罗振玉、赵万里所编印的“遗书本”，均为王国维死后才予编印的版本。严格说来，这两种“遗书本”，都没有经过著者本人的后审定。关于《观堂集林》的增订工作，也都没有著者本人的指导与裁定。称其中任一种为“定本”，更无实据。而王国维生前印制过的《观堂集林》初版本，只有20卷，是与著名藏书家蒋汝藻合作，在1921-1923年间印制完毕的，此即所谓“蒋本”。在此，姑且不论这两种“遗书本”与“蒋本”有何文本编校上的区别，有何学术价值上的差异,权且举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即可以看出著者自定本的重要性与后人增订本的随意性。

    当年力荐王国维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胡适，可能就是早关注过20卷本《观堂集林》印制周期，及其与后印24卷本内容差异的近世学者。王国维在世时，胡适就曾经研读过“蒋本”。至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流寓美国时，他未能将其巨量的藏书随身携走（胡适所藏“蒋本”现藏于北大图书馆，该书书根处尚有胡适亲笔题字，至今保存完好），但对“蒋本”这个版本仍然记忆深刻。

    1956年11月27日，当胡适在台湾翻阅24卷本《观堂集林》时，曾在日记中写道：“王静安此集，蒋孟频（汝藻）排印本是辛酉（民十，1921）编的，癸亥（民十二，1923）印成。原为二十卷。”并随之对“遗书本”提出一个疑问：“《水经注》诸文（在卷十二），不知是他自己收入的，还是罗振玉加入的？”据查，“蒋本”卷十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水经注》研究的内容，所辑入的十二篇文章，均是古文字学与地理学的论文。20卷本与24卷本的内容差异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在1956年1月，台湾艺文印书馆已经影印了“蒋本”，只不过印量稀少，只有500部，并不为普通读者所知晓；而当时胡适还没有看到这个影印本，故而有了上述的追忆与疑问。待到1960年前后，胡适终于寻获到了这个影印本，他郑重其事地为之钤上“胡适的书”与“胡适手校”两枚私人印章，并立即着手20卷本与24卷本的对勘工作。全书遍布胡适的红、蓝笔注记，校改与圈点多处，书中还附有6张手稿，总题为《遗书本观堂集林的增入篇目》一文，署明为1960年1月9日所作。如今，这部经胡适研读并批校过的“蒋本”之影印本，就收藏在台湾胡适纪念馆中。（详参：《胡适藏书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题外可附带一说的，胡适还曾向王国维的后人推荐过上述这个“蒋本”的影印本。原来，王国维的女儿王松明定居台湾之后，曾于1960年12月16日致信胡适，为其七十岁生辰祝寿。胡适于12月18日复信，信中相当关切王国维遗稿的整理工作，代表“中研院”慰问称“静安先生身后的遗稿，想大都留在北平。如令堂和你带得有他的遗存文件在台湾，如需人相助整理，或需人照相保存，敝院很愿意效劳”，还明确提到，“台北艺文印书馆有《观堂集林》影印本，你若未见，请赐知，当寄赠”。这里胡适向王松明推荐的《观堂集林》影印本，正是1956年首次影印的“蒋本”。（详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

     由此可见，在胡适心目中，毫无疑问的更认同“蒋本”的初版地位，而对于24卷本增辑的内容及编校质量，是持怀疑态度的。仅此一点，王国维生前定本，也即“蒋本”《观堂集林》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当然，既然这个初版本又被称为“蒋本”，就还有必要简略了解一下蒋氏生平及其与王国维的交往情况。

   ……

    就笔者眼力所及，数年来，也只见到过三部竹纸印本，未见到过连史纸印本；更没见到过那20部特印馈赠本，更遑论可能曾藏于故宫的、天下仅此一部的黄绫裱的“进呈本”。当然，特印本与进呈本，由于是赠送本，或秘藏于后人，或流散于各方，难得一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拟印的400部竹纸本，如今也难得一见，100部连史纸本，根本无从得见，这就有些不符合常理了。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当年实际印量达到521部的话，此书的存世量不可能如此之少，少到让后世读者无从说起，少到各大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可能性都没有。综合上述考察，笔者估测，连同特印馈赠本、进呈本在内，“蒋本”的实际印量至多200部左右，用于赠书可能有50部，实际售出约50部，还剩下100部积压在代售书商与蒋汝藻手中。

虽然蒋汝藻曾在信中宽慰王国维说，只要销出二百五十部“即可收回成本”，但终不可能达到这个数量，二人皆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的。换句话说，蒋权当友情赞助，只能算是资助出版，根本不可能收回成本。既然已经是赞助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在商言商，也要尽可能降低出版损失，也就不太可能践诺当年约定的拟印总量521部之数吧。与此同时，与“蒋本”的销售惨淡相呼应，蒋的产业与家业也逐渐走向衰败。就在“蒋本”问世之后，两三年间，蒋由于经商不利，自1925年起，不得不将大批的宋元精椠典押给浙江兴业银行。1926年，蒋终以16万两白银把“密韵楼”的藏书卖给了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那批未售出的、积压下来的“蒋本”，也应当早就流散四方，不知所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