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本书围绕记忆展开讨论和研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学者对谈与互答，即围绕文化·记忆·历史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提问，探讨记忆对人类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多元影响，给不同学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与记忆相关的论文，即记忆理论的阐释及结合文学与文化现象对记忆进行文化分析。

赵静蓉，女，1976年生，山西省长治市人。200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7月到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200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英语系访学一年， 201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访学。2010年获评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2011年起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兼任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分会常务副会长。工作以来，在《社会学研究》、《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级项目2项、校级项目4项，出版学术专著3部。

001　写在前面的话

002　问题一：我们常说集体记忆，你认为是否有国家层面上的记忆（或称国家记忆）？如

果有，中国记忆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就你的研究领域来看，怎样区分不同的国家记忆

或国族记忆？

027 问题二：遗忘的意义是什么？在个体的层面上和集体的层面上，你是怎样理解遗忘的正

当性或必要性的？

043 问题三：创伤／创伤记忆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何在？能否结合

你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谈一下？

062 陈言×刘大先

076 苏宏斌×王峰

087 刘大先×胡恒

098 张均×陈奇佳

100 邹广胜×杨建刚

121 贺昌盛×肖伟胜

122 朱巧云×黄勇

130 何为文化记忆？　赵静蓉

137 被给予的“记忆”——历史叙事的观念性建构　贺昌盛

145灵氛的辩证结构　朱国华

16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　张均

179 论痛苦经历与记忆的诗学意义　朱巧云

188 作为受虐狂的环境　胡恒

200 柳龙光：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　陈言

222 记忆的政治：“历史是被胜利者遗忘的”——从《斗牛》说起　周志强

226 梦幻与灾难——论“新时期”以来的“乌托邦”书写　赵牧

242 作为生命救赎形式的自叙传小说：论郭沫若早期小说　肖伟胜

255 记忆之名：回忆类文学叙事的策略与规则（草纲）　王峰

258 在记忆中塑造自我：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草纲）　王茜

261 论海外华人古体诗词中的文化记忆（草纲）　朱巧云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一直认为，在所有关于人的知识和情感中，记忆是神秘的。一个人的记忆能够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个体的所有一切，它有色彩、有温度、有感觉，甚至就像一个能够溢出我们自身而独立存在的生命体那样。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们转向寻求记忆的帮助；当我们对未来抱有幻想的时候，我们也希冀得到记忆的支撑。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记忆就像一
　　种未被命名的信仰，从来不曾离弃我们。
　　然而，记忆也是沉默的。它不能主动言说，只能等待被唤醒；它也无法自行呈现，只能借助符号被“赋形”。“符号的所在，是基本存在的结果”，“所有世界和命运都从无意识中凸显出来，凝结为一个符号，一种品味，一种嗅觉，一种香水，一种姿态”，是符号印证了记忆的存在，而记忆也体现了符号的价值。
　　因此，我相信，当我们谈论记忆的时候，记忆才是鲜活生动的。而我们的言说，也会即刻成为记忆。记忆因而是生生不息的，它也总在隐晦和显明之间瞬息变换，令我们惊叹，也令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人。
　　2013年12月21日，我在暨南大学主办了一个名为“文化·记忆·历史”的研讨会。二十多位青年学者响应我的邀请，在事务繁忙的年末抽身出来，欣然相聚广州。会议只有一天，包括两个半天的正式讨论和一个晚上的“故事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比我参加过的任何单天会议都要密集。——我无法不这样安排。因为在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厦门和重庆等地高校的十七名校外学者里，有令我受益匪浅的师长，有我深以为然的青年才俊，还有我热爱的男神和女神。他们无一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了关于记忆的问题，并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提出了诸多闪光而精彩的见解，更令我深深感动的是“故事会”上他们的朴素和真诚。宏斌大哥的犀利评点、广胜师兄的“杨——建刚”、赵牧学友的“坏苹果和坏梨子”、大先的“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张均兄的“内急创伤”、志强老师的精彩点评、国华师兄的冷幽默、伟胜师兄的激情发言……太多有趣的事情令我回味无穷。这样无所顾忌地讨论、交锋，这样像少年一样彼此讲述和倾听，这样怀抱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学术的热情，是多么令人向往！
　　那次会议开启了某种新的对话模式，也巩固了我对友谊和学术的信心，对我而言，它的意义非同小可。会议过后几天，2013年圣诞节的早晨，在我阅读《巴黎访谈》一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关于记忆的讨论还可以以另外一种书面的形式进行。并且，语言表述的缜密和理性也许能使原生野性的记忆获得“第二次诞生”！这样，围绕记忆，我又设计了三个公共问题，写信给每位当初参会的学者，要求他们各自作出回答。与此同时，基于会议的讨论以及参会学者不同的研究兴趣，我又请七组学者（每组两位）互相提问和回答。一切皆与记忆相关，所以，提问没有限制。
　　说起来，这个问答的环节纯属“突如其来”“节外生枝”，更完整也更正规的是那些在研讨会上被宣讲的诸多独立论文。我原本也是想整理那些会议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保留我们关于记忆的讨论。可现在看来，这个问答环节显然成了精彩的部分。对于那次关于记忆的会议来说，这是一个华丽的结局；而对于记忆研究来说，这又是一个开放的、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开始。或许它更为真实、深刻地体现了记忆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丰富性。
　　与友朋谈学论道是极其美妙的经历，重新讲述关于记忆的记忆，则更为神奇。在完成对这本书的出版构想后，我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倡议信，在信中我这样写道：“希望各位亲们在我这封絮絮叨叨的邮件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在你们对未来一年的种种期待和设想中，请允许我加入一些小小的、甜蜜的、和完美主义及理想主义有关的梦想。也请各位包容我对记忆的痴迷和好奇。新年将至，我想对你们说：‘愿望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坚守梦想、不顾一切地好好爱自己！’”这样的祝福是永恒不变的——坚守梦想，好好爱自己！
　　赵静蓉
　　2015年3月

 

　　问题一：我们常说集体记忆，你认为是否有国家层面上的记忆（或称国家记忆）？如果有，中国记忆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就你的研究领域来看，怎样区分不同的国家记忆或国族记忆？
　　陈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我本人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战时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殖民地文学，故而对创伤、记忆的探讨有特别的兴趣。如果某一集团通过国家权力等手段，将本集团的记忆扩展到国家范围，这个集体记忆就变成国家记忆。反之亦然，如果国家通过权力手段将某集体记忆加以记录、创造，其中包括虚构和想象，那么集体记忆就被生成为国家记忆。无论是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层面，国家都需要把共同的记忆和认同塑造融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以此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构筑自己的位置，并且通过集体记忆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战争对于国家记忆的形成异常重要，它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某政权的合法性、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所需要的历史记忆和传奇神话。关于“二战”，中国记忆的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性和伦理学向度。
　　其一，国家记忆的意识形态性。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从中日学界在用词上表现出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国家记忆的不同。日方不少学者使用“十五年战争时期”“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学者则使用“日本侵华时期”“抗战时期”；中国学者习惯在某些词，如在“满洲国”“汪精卫政权”等前面加上“伪”字，以示其存在的不合法性，日本学者则不使用“伪”这个修饰词；有些日本学者在文中还有意无意地使用“支那事变”“东亚战争”“事变”等词汇，并且不加以特别说明。日本某些学者对于这些词的使用或放弃，显示出淡化或转化侵略行为、逃避战争责任的倾向。而关于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贡献，由于战后的历史走向，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国家记忆中则是另一番景象。“二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作为抗日主体，付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败北逃往台湾，红色中国则在历史叙述中抹去、淡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近年来通过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补充，这一段历史被不断地充实。比如，在中缅印战场上40万远征军携手盟军联合抗日的史实，通过美国通信兵团的照片资料和动态影像纪录、战场作战人员的作战日记手稿、飞虎队军礼服等物品，借展览和著述的方式，那段历史得以还原。
　　其二，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有不少人认为，“文学史的责任不是判人有罪，而是发掘历史上中国人的血性、智慧和不应泯灭的生命”。因而详加描述和赞扬抗战时期在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人物、团体和事迹等，以此作为战后“抵抗话语”的构成以及情感补偿和道义上的精神支持。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那场战争中被占领区域内中国人民的屈辱经历和体验就被抹杀了。曾经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诗人阿垅幸存下来后，几经周折，到西安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创作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南京》，后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举办的抗日征文一等奖，结果因为“太真实、过于血腥、渲染了战争恐怖，易产生引导民众仇日情绪之负面作用”而被封杀。
　　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关于那场战争，无论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论述，无论是“台湾中心”的还是“大陆中国”的论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东亚”的论述，就因为本来就存在“复线历史”，这些叙述都给我们研究“二战”中国历史提供了多层、多点、多角度透视的新视角，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产生更丰富的理解，能够心平气和地去讨论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