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化阐释

　　《＜孟子＞的文化阐释》是孟子的文化阐释。孟子生活的时代列国纷争，纵横捭阖，战乱不已。当时的社会风气唯暴力是视，唯利是图，功利思想泛滥，异端邪说并起，诸侯取士也“务先权谋以为上贤”，而权术之士又竞相奔走，逢迎于权贵之间。一时间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不得不承受着饥饿、死亡和被屠戮的命运。面对那个动乱而卑污的时代，作为思想家的孟子怀着“舍我其谁”的宏伟抱负，以悲天悯人的忧时忧民之心，一方面与杨、墨诸家学说激烈论战；另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宣扬其“王道”“仁政”的思想，弘扬其深刻的人文精神，以挽救已千疮百孔的社会。但是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希望用武力来实现统一，所以孟子的“仁政”说被认为是“迂阔之事”，遭到拒绝。后他回到家乡聚徒讲学，到了晚年与学生著书立说，“序《诗》理想、决不向世俗低头的个性孤傲的圣者拂去我们心头的困惑，昂扬我们的斗志；愿《＜孟子＞的文化阐释》能对读者有所启迪，为现代人寻找一种文化经典和现实生活的“交点”，使其在碰撞和融合中发现深邃的哲理和人生的智慧，通过与元气淋漓、自然酣畅的古典文化精神的贴近交融，从此生活在另一种更高的层次上。

前言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二 梁惠王下
卷三 公孙丑上
卷四 公孙丑下
卷五 滕文公上
卷六 滕文公下
卷七 离娄上
卷八 离娄下
卷九 万章上
卷十 万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三 尽心上
卷十四 尽心下

　　《《孟子》的文化阐释》：
　　 译文1
　　孟子进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肯定有办法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您为什么非得言利呢？只要讲仁义也就可以了。您说’怎样才对我们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赏之地有利？，读书人与老百姓说：’怎样才对我自身有利？’这样从上到下都来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有兵车万乘的国家，谋杀国君的必定是有兵车千辆的大夫；有兵车千辆的国家，谋杀国君的必定是有兵车百辆的大夫。兵车万辆中既然占有千辆，兵车千辆中既然占有百辆，那么这些大夫们所拥有的不能说不多了。如果他们都轻仁义而重利益的话，那么不把国家的利益全部夺走是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为了取得仁义而抛弃自己父母的人，也没有为了取得仁义而愧对自己国君的人。因此，您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讲利益呢？”
　　文化阐释1
　　这一段是《孟子>全书的开篇节。意义重大，讲的是义利之辨，具有开宗明义之功。
　　 义，指道义；利，指利益、功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关于二者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各学派多持不同观点。
　　 孔子日：“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孟子认为，导致战国纷攘这一大变局的根源正在这个“利”上。“利”打破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体制与社会秩序，因此，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仁义”。“仁义”既是本章的要点，也是孟子思想的大纲。
　　 魏国在战国初年本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到了魏惠王统治时期，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时魏国西临强大的秦国，东面富饶的齐国，南向凶悍的楚国，北靠叵测的韩、赵，与秦、楚、齐三战皆败，被秦强占了七百里土地不说，连太子也死于齐国的战争之中。急于报仇雪耻的惠王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援，更没有能够助他力挽狂澜的臣子。于是，魏惠王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335年，魏国重金纳贤，这样孟子便来到了魏国。艰难而困窘的处境使惠王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远道而来的贤哲孟子身上，一见孟子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这在讲了一辈子义而反对利的孟子听来，格外刺耳。在孟子看来，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弱肉强食、狼烟四起，全是一个“利”字惹的祸。在孟子看来，惠王实在是过于“急功近利”了，而挽救魏国的措施莫过于“急功近义”。他认为富国强兵、征战夺地不是治国良策，反而是引起动乱的根源，要使国家强盛起来，的办法就是讲求仁义，即积极推行王道，实施仁政。
　　 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当君主只顾谋求宫室的私利、大臣只顾追逐家族私利、士人只顾蝇营个人私利，那么社会的混乱也就产生了。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孟子的目的就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