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04500
内容简介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是全国*家以“山地民族研究”为核心主题的学术集刊，秉持“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突出“本土化，国际化，跨学科”的办刊特色，确立“贵州经验，中国实践，面向世界”的学术定位，旨在为广大学界同仁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以期推动中国山地民族经验走向世界，推动中国的学术真正融入世界学术主流。
目 录
卷首语 山民在线：“互联网 ”和大数据语境下的中国山地民族学【龙宇晓 李生柱】
特别专稿
“互联网 ”时代的中国苗族呈现——“三苗网”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石茂明】
山地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与创新
市场何为:一项青藏高原民族文化产业化的个案研究【李元元】
“固僦”与“固陶”：荔波布依傩戏田野调查报告【韩荣培】
中国山地民族的生存伦理及其启示
——基于清水江文书的苗侗民族经济诚信研究【李向宇】
民间庙会的灵验逻辑与神圣运作
——鲁南枣庄市千山头庙会的田野考察【张兴宇】
中国侗族传统村落融入旅游保护与发展路径探索
——以黔东南黎平县侗族传统村落为例【龙初凡】
“互联网 ”时代苗侗山歌传承动向的田野考察
——以黔湘边区四十八寨歌场QQ群微信群为中心
【李生柱 宋汉瑞 石 林 龙宇晓】
山地民族生物多样性资源认知与利用
水语植物分类与命名的民族名物学考察【韦荣平 石 林】
苗语西部方言植物命名与分类初析【古红梅 龙宇晓】
西南山地民族图案中的禽、鸟、畜、兽隐喻研究【胡瑞波 董建辉 安俊芳】
山地民族历史、文献与社会记忆
清代湘西蛊婆的记载及其作用【龙 圣】
英雄史诗唱诵仪式展演与民间信仰体系的重塑
——《亚鲁王》史诗田野考察札记【吴正彪 杨正兴】
清末贵州天柱文人龙绪昌所著《兵燹志略》点注【龙 迅 刘 捷】
锦屏林业田土古契约文书侗语地名研究刍论
——以张承久龙昭松古契约文书侗语地名为例【石 林 黄 勇】
中外山地民族文明研究动态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研究动态的知识图谱分析【肖庆群 李筑艳】
评 《互联网在地化的人类学研究》【周永明/著 黑洁锋/译 翟 涛/校】
山地研究大数据摭谈【〔瑞士〕E.格里森、G.格林伍德/著 龙杰明/译 蒙昌配/校】
本刊征稿启事
前 言
卷首语
山民在线：“互联网 ”和大数据语境下的中国山地民族学
龙宇晓 李生柱
早在20多年前，美国著名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便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指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阶段，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将时刻充斥在我们的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之中，并改变传统的生存方式。今天，尼葛洛庞帝的洞见在人类生活世界里得到完全应验，互联网和大数据渗透到人类生存领域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导致我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思维、行为等方式呈现出新的面貌。数字语言和数据处理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计算机程序在后台牵制着现代人的生活，登录户名和密码掌握着我们的命运。中国不仅没有例外，而且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移动终端应用方面，其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都可能更胜于海外；可以说，基于数据信息传输的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新常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快速地推动世界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塑造着一种新的文化与知识建构的过程，给学术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主题。就民族学人类学领域而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不仅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条件，田野数据采集、文献搜索、信息发布、知识传播、学术交流等均可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进行，而且互联网和数字化本身也已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在数年前就指出的：“人类学面对数字化生存，也开始进行虚拟世界的研究，从不同流派、不同视角切入，有的关注去殖民化及本土能动性问题，有的关注数字化带来的跨国跨族现象，有的关注移民社会利用虚拟技术联络乡情的问题，也有的关注网络技术带来的‘一心多用’（即同时做两项以上的工作）或者虚拟现实中的‘肉身’即体验过程（embodiment）。”人类学家们不断诘问：“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或维持自己的族群认同？如何与国民国家互动？如何分配包括符号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社会如何重新记忆？历史如何重新书写？文化如何重新构建？等等”。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各民族对于互联网技术的不同利用方式和适应过程，或者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已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们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其实，从互联网兴起伊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便密切关注它带来的社会变革，采用参与观察等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来研究互联网带来的线上“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及其与线下实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从不同视角研讨其中的各种相关问题。美国学者约翰·珀斯第勒（John
Postill）所著的颇受学界好评的《互联网在地化的人类学研究》（Localizing the Internet: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Berghahn,2011）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互联网在地化研究的典型案例：他以吉隆坡大都会远郊一个多面环山的城镇社区为田野点，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在当地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它如何改变了当地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周永明教授曾在海外知名学术期刊《亚洲人类学》（Asian
Anthropology）上发表对该著的书评，认为这本书通过民族志田野研究，深刻反思了诸如“社区/网络模式”等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概念和术语，为互联网的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一个精彩的个案。当然，珀斯第勒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充分证明，民族志深描对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人文社会向度的研究是一种极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正是有鉴于此，本期的研究动态栏目收录了周永明教授的上述书评，旨在为中国山地民族互联网在地化发展的研究提供方法上和思路上的启示。
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和数字化，中国各少数民族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很快发现互联网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突破边缘化困境和获得“话语赋权”（discoursive
empowerment）的好东西。曾几何时，苗人网、瑶人网、彝人网、侗人网等由山地民族文化精英发起的族群交流网站或论坛（BBS）纷纷闪亮登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中展现自己的族群特性和文化特色，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至今日，有些网站和BBS论坛早已遁迹无痕，有些还在惨淡维持，而有的则不断跟随技术的更新而成了新一代智慧交流平台的重要代表。“三苗网”就是这最后一类互联网平台演化的典型范例，得到了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譬如，2007年3月，时任贵州大学教授暨该校中国本土知识与文化产权研究所所长的龙宇晓在赴美国康科迪雅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出席首届国际苗学研究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mong
Studies)期间，作了题为《网络媒体与全球苗人交流中的虚拟社区建构》的主题学术报告，探讨了数字信息科技和互联网对苗族人际族群交往和族群认同模式的影响，而“三苗网（苗族联合网）”就是其分析研究的核心个案。青年学者石甜等人也曾以“三苗网”为研究对象，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三苗网”的论文。
鉴于“三苗网”作为山地民族数字化生存发展典型个案所具有的重要代表性意义，本刊特地邀请“三苗网”的创办人和主持人石茂明博士为本期撰写了一篇题为《“互联网 ”时代的中国苗族呈现——“三苗网”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的专稿，向我们讲述苗族在互联网时代的族群文化展现与重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演绎了中国苗族数字化生存发展的历史。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石茂明，既是中国民族研究互联网资源的研究者，更是互联网技术族群运用的实践者。早在16年前他便发表了《关于中国人类学网络进程的思考与设想》《中国民族类网络资源报告》《中国民族类网络资源大扫描》等文，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网络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网络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身为苗族的石茂明在1999年创办了“三苗网”（又称“苗族联合网”），这是中国最早开通的苗族主题网站，也是迄今为止坚持最久、网友最多的苗族网站。如果把“三苗网”视为一种特殊的田野样本，那石茂明等人在这片田野上筚路蓝褛的耕耘反映了互联网时代苗族人对于“数字化生存”之路的孜孜探索。
透过石茂明文中的叙事，我们可以知道，“三苗网”乃是苗族文化精英们能动地适应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长期不懈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数字化呈现和数字化传承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苗族人展示和协商身份、建构认同的广阔“田野”根据地。21世纪初，在苗族青年奔赴天南海北打工的背景下，“三苗网”成为各地青年社会交往、重温乡情、建立“虚拟”关系网络的主要场所。在“三苗网”2.0时代，“BBS互动性交流依然是‘三苗网’的主基调，比较稳定的苗族虚拟社区逐渐成形。用户包括了来自全国所有苗族地区和在外学习打工的各年龄段的网友。线上交流的频繁，促生向线下拓展交流的强烈意愿，一些网友互动形态开始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的见面、聚会。”而到了3.0时代，“BBS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三苗网’的拳头产品。多的时候，每天所发帖子超过1000个，网友之间的关系从线上到线下，形成了强烈的社群认同。‘三苗网网友’成为大家认同的符号”，“就像一个‘网络大苗寨’”。然而，正如约翰?珀斯第勒所言，网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多元化和复杂性，尤其是当人们采用了旧的社区模式或网络范式时更是如此。“三苗网”在运行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用户中各种性格、各种身份的人都有。每年网站管理层都要调解一些网友之间的相当尖锐的矛盾，有的人明确表示，‘有他在，我就不愿意上‘三苗网’了。’而另外的网友则显得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眼里揉不得沙子，也有网友可以视而不见、陶醉在自己的图片或诗词里。”
石茂明在文中历数了“三苗网”的四个发展阶段。“三苗网”1.0是“苗族知识精英”的一个小型网络，个人色彩浓厚。“三苗网”2.0使得网站程序化、平民化，以网络社群为特点的“网络苗族”开始萌芽。“三苗网”3.0塑造了真正的“网络苗族”的概念，大大推动了以多样性和差异化为特点的各个区域、各个方言的苗族人通过网络建立认同，从线上走到线下，打造了一个完全新型的“认同社群”。“三苗网”4.0将打造“智慧苗族”的概念，让所有使用智能终端的与苗族相关的人们链接起来，形成一种互联网 大数据 物联网的形态。由此可见，“三苗网”是一个网络新兴事物和“网络社群”的田野场，为研究互联网时代之苗族重构提供了绝佳的场域和文本；同时，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在这里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石茂明在多个场合都理所当然地说自己“是一个field-maker”，“创造了一个田野”。
在“互联网 ”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已经由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的数字空间。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受到挑战，利用互联网与调查对象建立关系、参与到网络虚拟社区进而搜集资料的“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应运而生。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田野民族志项目和作品，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生产场域里还很少见。对于“三苗网”这样的“田野”，值得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去做的研究任务非常之多，其多重复杂的意义还有待人们来发掘。
当然，我们的研究视野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三苗网”这样的特例，因为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应用的普及，所有山地民族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互联网 ”的浪潮和大数据运动中。例如，在最近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的黔湘边区“四十八寨歌场”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基于移动终端（手机）的QQ群和微信群不仅在苗村侗寨居民中已经广泛普及，而且成了当地山歌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和创新的重要媒介工具。作为虚拟歌场的山歌QQ群和微信群，与实体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实体歌场，形成线上线下交叉耦合的复杂关系，给民族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境域（详见本期李生柱等人的调查报告《“互联网 ”时代苗侗山歌传承动向的田野考察——以黔湘边区四十八寨歌场QQ群微信群为中心》）。可见，中国山地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山民在线”问题的时候了。在当下的“互联网 ”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们的调查研究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村落社区或实体社群，而应将山地民族的线上生活也充分纳入研究视野中。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为符合民族学人类学“整体观”（holism）原则的研究，才能真正达成对山地民族生活世界的了解和理解。
2016年5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中国·贵阳）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当今世界，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蓬勃发展，使互联网时代迈上一个新台阶。当下，国家把全国的大数据建设的中心放在了贵州，对贵州的山地民族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互联网 ”和大数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山地民族的生计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山地旅游、山地民族文化的智慧保护与传承等各种新的命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考察山区各地各族人群具体如何使用“互联网 ”和大数据为自己的生活服务，或者说他们的生存受到“互联网 ”和大数据怎样的影响。
从大数据的角度看，移动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终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使得山地民族的个体和社群进入了个人数据和群体数据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时代，这些数据资料还几乎完全处于未经整理、挖掘和分析的状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人能够运用计算社会科学特别是计算人类学（computational
anthropology）的方法，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分析架构，来系统地搜集、整理和分析有关山地民族的大数据，从中发现行为之间的关联、观念演变的轨迹，总结各种经验教训，预测未来发展走向，使中国的山地成为“智慧山地”，使中国的山地民族村寨成为“智慧村寨”，使中国的山地民族成为新型“智慧民族”，使山地民族地区的发展成为可持续的“智慧发展”。
国际山地研究专家E.格里森、G.格林伍德在其《山地研究大数据摭谈》一文（见收录于本期“中外山地民族文明研究动态”栏目的汉译文）中指出，“如今，人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的创新方式，对大数据加以运用，……若是将其聚合起来，足可以使我们对山区社会生态系统如何运转等问题提出新的洞见。”他们提醒全球山地研究者：“山地研究界现在已经到了积极利用数据（如果不是‘大数据’至少也是‘中数据’）带来的经验和魔力，提出更有理有据、更强大有力的理论观点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山地系统的共性和个性。”显然，基于大数据的山地研究和对于山地大数据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学术潮流，是学术发展的大势所趋。愿我们的山地民族学研究者们能够把握好这一世界学术前沿方向，充分适应时代需求，主动强化问题意识，积极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大力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山地”和“智慧民族”研究，为中国成为多民族的新型智慧之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山民在线：“互联网 ”和大数据语境下的中国山地民族学
龙宇晓 李生柱
早在20多年前，美国著名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便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指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阶段，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将时刻充斥在我们的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之中，并改变传统的生存方式。今天，尼葛洛庞帝的洞见在人类生活世界里得到完全应验，互联网和大数据渗透到人类生存领域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导致我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思维、行为等方式呈现出新的面貌。数字语言和数据处理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计算机程序在后台牵制着现代人的生活，登录户名和密码掌握着我们的命运。中国不仅没有例外，而且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移动终端应用方面，其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都可能更胜于海外；可以说，基于数据信息传输的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新常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快速地推动世界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塑造着一种新的文化与知识建构的过程，给学术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主题。就民族学人类学领域而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不仅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条件，田野数据采集、文献搜索、信息发布、知识传播、学术交流等均可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进行，而且互联网和数字化本身也已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在数年前就指出的：“人类学面对数字化生存，也开始进行虚拟世界的研究，从不同流派、不同视角切入，有的关注去殖民化及本土能动性问题，有的关注数字化带来的跨国跨族现象，有的关注移民社会利用虚拟技术联络乡情的问题，也有的关注网络技术带来的‘一心多用’（即同时做两项以上的工作）或者虚拟现实中的‘肉身’即体验过程（embodiment）。”人类学家们不断诘问：“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或维持自己的族群认同？如何与国民国家互动？如何分配包括符号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社会如何重新记忆？历史如何重新书写？文化如何重新构建？等等”。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各民族对于互联网技术的不同利用方式和适应过程，或者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已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们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其实，从互联网兴起伊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便密切关注它带来的社会变革，采用参与观察等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来研究互联网带来的线上“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及其与线下实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从不同视角研讨其中的各种相关问题。美国学者约翰·珀斯第勒（John
Postill）所著的颇受学界好评的《互联网在地化的人类学研究》（Localizing the Internet: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Berghahn,2011）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互联网在地化研究的典型案例：他以吉隆坡大都会远郊一个多面环山的城镇社区为田野点，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在当地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它如何改变了当地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周永明教授曾在海外知名学术期刊《亚洲人类学》（Asian
Anthropology）上发表对该著的书评，认为这本书通过民族志田野研究，深刻反思了诸如“社区/网络模式”等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概念和术语，为互联网的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一个精彩的个案。当然，珀斯第勒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充分证明，民族志深描对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人文社会向度的研究是一种极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正是有鉴于此，本期的研究动态栏目收录了周永明教授的上述书评，旨在为中国山地民族互联网在地化发展的研究提供方法上和思路上的启示。
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和数字化，中国各少数民族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很快发现互联网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突破边缘化困境和获得“话语赋权”（discoursive
empowerment）的好东西。曾几何时，苗人网、瑶人网、彝人网、侗人网等由山地民族文化精英发起的族群交流网站或论坛（BBS）纷纷闪亮登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中展现自己的族群特性和文化特色，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至今日，有些网站和BBS论坛早已遁迹无痕，有些还在惨淡维持，而有的则不断跟随技术的更新而成了新一代智慧交流平台的重要代表。“三苗网”就是这最后一类互联网平台演化的典型范例，得到了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譬如，2007年3月，时任贵州大学教授暨该校中国本土知识与文化产权研究所所长的龙宇晓在赴美国康科迪雅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出席首届国际苗学研究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mong
Studies)期间，作了题为《网络媒体与全球苗人交流中的虚拟社区建构》的主题学术报告，探讨了数字信息科技和互联网对苗族人际族群交往和族群认同模式的影响，而“三苗网（苗族联合网）”就是其分析研究的核心个案。青年学者石甜等人也曾以“三苗网”为研究对象，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三苗网”的论文。
鉴于“三苗网”作为山地民族数字化生存发展典型个案所具有的重要代表性意义，本刊特地邀请“三苗网”的创办人和主持人石茂明博士为本期撰写了一篇题为《“互联网 ”时代的中国苗族呈现——“三苗网”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的专稿，向我们讲述苗族在互联网时代的族群文化展现与重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演绎了中国苗族数字化生存发展的历史。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石茂明，既是中国民族研究互联网资源的研究者，更是互联网技术族群运用的实践者。早在16年前他便发表了《关于中国人类学网络进程的思考与设想》《中国民族类网络资源报告》《中国民族类网络资源大扫描》等文，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网络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网络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身为苗族的石茂明在1999年创办了“三苗网”（又称“苗族联合网”），这是中国最早开通的苗族主题网站，也是迄今为止坚持最久、网友最多的苗族网站。如果把“三苗网”视为一种特殊的田野样本，那石茂明等人在这片田野上筚路蓝褛的耕耘反映了互联网时代苗族人对于“数字化生存”之路的孜孜探索。
透过石茂明文中的叙事，我们可以知道，“三苗网”乃是苗族文化精英们能动地适应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长期不懈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数字化呈现和数字化传承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苗族人展示和协商身份、建构认同的广阔“田野”根据地。21世纪初，在苗族青年奔赴天南海北打工的背景下，“三苗网”成为各地青年社会交往、重温乡情、建立“虚拟”关系网络的主要场所。在“三苗网”2.0时代，“BBS互动性交流依然是‘三苗网’的主基调，比较稳定的苗族虚拟社区逐渐成形。用户包括了来自全国所有苗族地区和在外学习打工的各年龄段的网友。线上交流的频繁，促生向线下拓展交流的强烈意愿，一些网友互动形态开始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的见面、聚会。”而到了3.0时代，“BBS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三苗网’的拳头产品。多的时候，每天所发帖子超过1000个，网友之间的关系从线上到线下，形成了强烈的社群认同。‘三苗网网友’成为大家认同的符号”，“就像一个‘网络大苗寨’”。然而，正如约翰?珀斯第勒所言，网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多元化和复杂性，尤其是当人们采用了旧的社区模式或网络范式时更是如此。“三苗网”在运行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用户中各种性格、各种身份的人都有。每年网站管理层都要调解一些网友之间的相当尖锐的矛盾，有的人明确表示，‘有他在，我就不愿意上‘三苗网’了。’而另外的网友则显得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眼里揉不得沙子，也有网友可以视而不见、陶醉在自己的图片或诗词里。”
石茂明在文中历数了“三苗网”的四个发展阶段。“三苗网”1.0是“苗族知识精英”的一个小型网络，个人色彩浓厚。“三苗网”2.0使得网站程序化、平民化，以网络社群为特点的“网络苗族”开始萌芽。“三苗网”3.0塑造了真正的“网络苗族”的概念，大大推动了以多样性和差异化为特点的各个区域、各个方言的苗族人通过网络建立认同，从线上走到线下，打造了一个完全新型的“认同社群”。“三苗网”4.0将打造“智慧苗族”的概念，让所有使用智能终端的与苗族相关的人们链接起来，形成一种互联网 大数据 物联网的形态。由此可见，“三苗网”是一个网络新兴事物和“网络社群”的田野场，为研究互联网时代之苗族重构提供了绝佳的场域和文本；同时，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在这里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石茂明在多个场合都理所当然地说自己“是一个field-maker”，“创造了一个田野”。
在“互联网 ”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已经由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的数字空间。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受到挑战，利用互联网与调查对象建立关系、参与到网络虚拟社区进而搜集资料的“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应运而生。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田野民族志项目和作品，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生产场域里还很少见。对于“三苗网”这样的“田野”，值得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去做的研究任务非常之多，其多重复杂的意义还有待人们来发掘。
当然，我们的研究视野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三苗网”这样的特例，因为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应用的普及，所有山地民族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互联网 ”的浪潮和大数据运动中。例如，在最近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的黔湘边区“四十八寨歌场”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基于移动终端（手机）的QQ群和微信群不仅在苗村侗寨居民中已经广泛普及，而且成了当地山歌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和创新的重要媒介工具。作为虚拟歌场的山歌QQ群和微信群，与实体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实体歌场，形成线上线下交叉耦合的复杂关系，给民族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境域（详见本期李生柱等人的调查报告《“互联网 ”时代苗侗山歌传承动向的田野考察——以黔湘边区四十八寨歌场QQ群微信群为中心》）。可见，中国山地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山民在线”问题的时候了。在当下的“互联网 ”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们的调查研究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村落社区或实体社群，而应将山地民族的线上生活也充分纳入研究视野中。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为符合民族学人类学“整体观”（holism）原则的研究，才能真正达成对山地民族生活世界的了解和理解。
2016年5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中国·贵阳）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当今世界，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蓬勃发展，使互联网时代迈上一个新台阶。当下，国家把全国的大数据建设的中心放在了贵州，对贵州的山地民族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互联网 ”和大数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山地民族的生计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山地旅游、山地民族文化的智慧保护与传承等各种新的命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考察山区各地各族人群具体如何使用“互联网 ”和大数据为自己的生活服务，或者说他们的生存受到“互联网 ”和大数据怎样的影响。
从大数据的角度看，移动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终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使得山地民族的个体和社群进入了个人数据和群体数据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时代，这些数据资料还几乎完全处于未经整理、挖掘和分析的状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人能够运用计算社会科学特别是计算人类学（computational
anthropology）的方法，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分析架构，来系统地搜集、整理和分析有关山地民族的大数据，从中发现行为之间的关联、观念演变的轨迹，总结各种经验教训，预测未来发展走向，使中国的山地成为“智慧山地”，使中国的山地民族村寨成为“智慧村寨”，使中国的山地民族成为新型“智慧民族”，使山地民族地区的发展成为可持续的“智慧发展”。
国际山地研究专家E.格里森、G.格林伍德在其《山地研究大数据摭谈》一文（见收录于本期“中外山地民族文明研究动态”栏目的汉译文）中指出，“如今，人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的创新方式，对大数据加以运用，……若是将其聚合起来，足可以使我们对山区社会生态系统如何运转等问题提出新的洞见。”他们提醒全球山地研究者：“山地研究界现在已经到了积极利用数据（如果不是‘大数据’至少也是‘中数据’）带来的经验和魔力，提出更有理有据、更强大有力的理论观点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山地系统的共性和个性。”显然，基于大数据的山地研究和对于山地大数据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学术潮流，是学术发展的大势所趋。愿我们的山地民族学研究者们能够把握好这一世界学术前沿方向，充分适应时代需求，主动强化问题意识，积极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大力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山地”和“智慧民族”研究，为中国成为多民族的新型智慧之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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