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4083213丛书名: 细说北洋
编辑推荐
全书以细致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史评笔法，叙说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从发生发展到执掌政权和*终结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全书征引了大量难以见到的史料，并附有大量的历史照片，也有许多当代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独到见解，加之以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使得全书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
作者在本书创作中，注意到了趣味性、严肃性、通俗性的结合，着力于吸引读者，既有正史的叙述，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妙趣横生，其味无穷。适合各年龄段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读者阅读。
作者在本书创作中，注意到了趣味性、严肃性、通俗性的结合，着力于吸引读者，既有正史的叙述，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妙趣横生，其味无穷。适合各年龄段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读者阅读。
内容简介
阎锡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同盟会反清、辛亥革命、洪宪帝制、民国创立、中原大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国民党败亡台湾，几乎经历了所有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从政治与军事的角度而言，阎锡山与这一时期著名的中国政坛人物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袁世凯、*、周恩来、朱德等各方面人士都曾有大量的直接或间接交往。可以这样说，阎锡山的人生经历，就是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乃至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线索。本书为我们细说的就是他的传奇人生故事。
目 录
章 阎家万喜
第二章 东渡日本
第三章 太原起义
第四章 附袁固位
第五章 经营山西
第六章 游刃北洋
第七章 晋奉大战
第八章 北伐前后
第九章 逐鹿中原
第十章 东山再起
第十一章 联蒋反共
第十二章 抗战准备
第十三章 守土抗战
第十四章 联共抗日
第十五章 反共摩擦
第十六章 统治晋西
第十七章 降日谈判
第十八章 接收山西
第十九章 重整旗鼓
第二十章 晋中战役
第二十一章 孤注一掷
第二十二章 行政院长
第二十三章 寓居台湾
第二章 东渡日本
第三章 太原起义
第四章 附袁固位
第五章 经营山西
第六章 游刃北洋
第七章 晋奉大战
第八章 北伐前后
第九章 逐鹿中原
第十章 东山再起
第十一章 联蒋反共
第十二章 抗战准备
第十三章 守土抗战
第十四章 联共抗日
第十五章 反共摩擦
第十六章 统治晋西
第十七章 降日谈判
第十八章 接收山西
第十九章 重整旗鼓
第二十章 晋中战役
第二十一章 孤注一掷
第二十二章 行政院长
第二十三章 寓居台湾
在线试读
第二章 东渡日本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阎锡山19岁了，他不甘心在店里当小伙计受人差使。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开办各种新式学堂就是其中一项。这年在山西，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和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因而，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为宦的阶梯。阎锡山也认为这是跻身官场、改变自己命运之路，于是，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态度谦恭，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进入山西武备学堂学习，从此投身军界。
这个学堂是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以后，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被迫搞的一些所谓的改革的产物。1901年，清廷下令停止武科举，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操习新式枪炮。同时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式的“将才”，山西武备学堂就是遵照此诏令创立的。武备学堂初创阶段，报考手续并不严格。据阎锡山的表侄、后来给他当“差遣”的张瑞生揭露：阎锡山入武备学堂，是找山西大学堂学生赵廉佑当“枪手”替考，才被录取的。此说当然不无可能。但是据其他一些人的回忆说，该学堂入学考试要求不高，粗通文字即可录取，似乎又无请人代考之必要。总之，不管是自己考还是枪手代考，阎锡山总算通过考试，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山西武备学堂。这是他朝着新目标跨出的有决定意义的步。
阎锡山深知这一步对自己前途的意义。因此，入学堂以后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对师长恭敬驯服，对同学谦和礼让，学业和人际关系都搞得不错，尤其国文总是名列全校。因此颇得校方信任，让他当了学生班长。
为了培养一批有西方近代知识技能的军事干部，以适应组建新军、加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诏令各省武备学堂选送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山西武备学堂分到20个名额，阎锡山被校方当局选中，同行的还有同学黄国梁、温寿泉、张瑜、姚以价等。1904年7月，阎锡山一行东渡日本。阎锡山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1907年人日军弘前步兵第3l标实习，实习结束后才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正巧那时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从日步兵第49联队调到该校担任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所以他俩也算有一段师生关系。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
阎锡山在日本学习近5年，而这5年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人高潮的时期。留学生荟萃的东京，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织、宣传工作的中心，革命的中坚力量大都是从留日学生中成长起来的。自从1901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并诏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以来，知识界多把出洋留学作为进入仕途的跳板。日本距中国较欧美近，所需费用较少，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的隔阂也比欧美小，因此，大量青年学生涌向日本，留日学生的数量迅速增长。由于留学生所受到的政治思想束缚比国内要少一些，他们的政治活动就比国内活跃得多。阎锡山等一行人出发之前，清政府官员们对他们训诫再三，严禁他们接近革命党人，参加革命活动，特别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阎锡山当时唯唯听命，但到了日本东京入学后不久，就走上了同这些长官、前辈们的训嘱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在出国之前没有想到，他准备投人的东京中国留日学生群，正在形成一个热气腾腾的革命大熔炉。阎锡山从家乡到太原，对革命学说很少接触，到了东京。耳目大开。所到之处几乎人人谈革命，个个讲反清。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同黄兴、宋教仁等会晤，商谈筹组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8月20日，中国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许多留日生踊跃入盟，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对于清政府派来学军事的学生给予特别注意，因为这部分留学生就是清政府组建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未来的清朝军队，这对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所以，同盟会不仅对这部分学生作了大量的教育争取工作，更为他们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吸收其中特别积极的分子，给予专门的联系和培养训练。在振武学校的阎锡山自然成为争取的对象。起初，他恪守官府大员们的训诫和父辈的家训不敢接近革命人士，但经过耳闻目睹，逐渐认识到民主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阎锡山警醒了。经过几番盘算和思考，终于在1905年10月参加了同盟会，他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丈夫团”的一员。他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东渡以前，阎锡山几乎没有接触过民主主义思想。在家上私塾和武备学堂，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所学的除比较近代化的军事知识、技术和数理化的一般知识外，仍然是封建主义纲常伦理那一套。到日本后，刚刚接触到的革命思想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他就被卷进了革命热潮，参加了同盟会。由此可见，他对革命民主主义显然缺乏思想理论准备。再从他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来看，尽管他对“社会不平”和清廷的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外交无能感到不满，有改革现状的要求和救国的愿望，但他所感受的“不平”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下层对上层享有权势的不满，对政府的意见，也仅仅是对清廷统治效能低下的不满，这些不满可以促使他走向革命反清的道路，却不能作为产生民主要求的基础。
由于封建文化因袭的负担沉重，阎锡山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是崇尚君主制，反对民主共和的。阎锡山向往君主立宪，是从在武备学堂时期接受戊戌维新运动遗风影响开始的，留学日本期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津津乐道的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风气之好，二是军国主义是日本的强国之道。阎锡山自称：他初到日本时，脑海里不断地萦绕着一个问题：“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经过一段接触，他找到的答案是：君主立宪加军团主义。日本有了这两条，故能虽小而强；中国缺乏这两条，是以虽大而弱。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今国要富强，就必须仿效日本，走君主立宪加军国主义的道路。
说到阎锡山在日本的情况，绝不可不注意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追求与崇拜。阎锡山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大肆鼓吹所谓“大日本”的军国主义，竞以小而比较落后的国家打败了庞然大物的沙俄。阎锡山大为震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
对于他沾日本军国主义的光，享受的种种“优特”，阎锡山更是津津乐道，自称一次参加军队露营演习，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受到日本老百姓的热情款待，拿出自己的衣服让他们换上，还替他们把操练穿的脏衣服洗净晾干，招待他们饮水吃饭，然后让他们安心休息，并代为打听明早集合时间，答应到时一定唤醒他们，还为他们准备早餐。又有一次行军路过乡村，见一些老年妇女向军队膜拜，样子就像敬神。阎锡山问她们为何如此尊敬军人。得到的回答是：政府曾教导百姓说，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若敬军人。这些都成为阎锡山鼓吹军国主义的论据。在留学期间，阎锡山还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侵华战争主犯的日本军人，如冈村宁次曾是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当过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跟他同学。阎锡山对这批军国主义分子崇拜得五体投地，极力巴结逢迎，特别与土肥原过从甚密。
阎锡山参加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还有自我利益的考虑。到东京之后，阎锡山看到革命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就在心中打起了个人利害得失的“小九九”。革清朝的命，对他阎锡山并没有什么坏处：他连个在朝为官的亲戚故旧都没有，自己也没有在清朝统治下闯荡出什么基业，反闹得父子两人流落他乡，受尽苦难。如今就算学成回国后有个前程，朝中无人，也难以有多大出息。而且到时候说不定时局起了变化，就这个小小的前程也未必准能落到自己头上。相反的，如果参加了革命，一旦成功，革命党就是开国元勋，功名利禄便稳稳到手，何乐不为？
……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阎锡山19岁了，他不甘心在店里当小伙计受人差使。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开办各种新式学堂就是其中一项。这年在山西，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和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因而，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为宦的阶梯。阎锡山也认为这是跻身官场、改变自己命运之路，于是，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态度谦恭，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进入山西武备学堂学习，从此投身军界。
这个学堂是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以后，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被迫搞的一些所谓的改革的产物。1901年，清廷下令停止武科举，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操习新式枪炮。同时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式的“将才”，山西武备学堂就是遵照此诏令创立的。武备学堂初创阶段，报考手续并不严格。据阎锡山的表侄、后来给他当“差遣”的张瑞生揭露：阎锡山入武备学堂，是找山西大学堂学生赵廉佑当“枪手”替考，才被录取的。此说当然不无可能。但是据其他一些人的回忆说，该学堂入学考试要求不高，粗通文字即可录取，似乎又无请人代考之必要。总之，不管是自己考还是枪手代考，阎锡山总算通过考试，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山西武备学堂。这是他朝着新目标跨出的有决定意义的步。
阎锡山深知这一步对自己前途的意义。因此，入学堂以后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对师长恭敬驯服，对同学谦和礼让，学业和人际关系都搞得不错，尤其国文总是名列全校。因此颇得校方信任，让他当了学生班长。
为了培养一批有西方近代知识技能的军事干部，以适应组建新军、加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诏令各省武备学堂选送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山西武备学堂分到20个名额，阎锡山被校方当局选中，同行的还有同学黄国梁、温寿泉、张瑜、姚以价等。1904年7月，阎锡山一行东渡日本。阎锡山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1907年人日军弘前步兵第3l标实习，实习结束后才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正巧那时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从日步兵第49联队调到该校担任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所以他俩也算有一段师生关系。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
阎锡山在日本学习近5年，而这5年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人高潮的时期。留学生荟萃的东京，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织、宣传工作的中心，革命的中坚力量大都是从留日学生中成长起来的。自从1901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并诏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以来，知识界多把出洋留学作为进入仕途的跳板。日本距中国较欧美近，所需费用较少，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的隔阂也比欧美小，因此，大量青年学生涌向日本，留日学生的数量迅速增长。由于留学生所受到的政治思想束缚比国内要少一些，他们的政治活动就比国内活跃得多。阎锡山等一行人出发之前，清政府官员们对他们训诫再三，严禁他们接近革命党人，参加革命活动，特别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阎锡山当时唯唯听命，但到了日本东京入学后不久，就走上了同这些长官、前辈们的训嘱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在出国之前没有想到，他准备投人的东京中国留日学生群，正在形成一个热气腾腾的革命大熔炉。阎锡山从家乡到太原，对革命学说很少接触，到了东京。耳目大开。所到之处几乎人人谈革命，个个讲反清。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同黄兴、宋教仁等会晤，商谈筹组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8月20日，中国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许多留日生踊跃入盟，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对于清政府派来学军事的学生给予特别注意，因为这部分留学生就是清政府组建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未来的清朝军队，这对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所以，同盟会不仅对这部分学生作了大量的教育争取工作，更为他们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吸收其中特别积极的分子，给予专门的联系和培养训练。在振武学校的阎锡山自然成为争取的对象。起初，他恪守官府大员们的训诫和父辈的家训不敢接近革命人士，但经过耳闻目睹，逐渐认识到民主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阎锡山警醒了。经过几番盘算和思考，终于在1905年10月参加了同盟会，他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丈夫团”的一员。他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东渡以前，阎锡山几乎没有接触过民主主义思想。在家上私塾和武备学堂，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所学的除比较近代化的军事知识、技术和数理化的一般知识外，仍然是封建主义纲常伦理那一套。到日本后，刚刚接触到的革命思想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他就被卷进了革命热潮，参加了同盟会。由此可见，他对革命民主主义显然缺乏思想理论准备。再从他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来看，尽管他对“社会不平”和清廷的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外交无能感到不满，有改革现状的要求和救国的愿望，但他所感受的“不平”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下层对上层享有权势的不满，对政府的意见，也仅仅是对清廷统治效能低下的不满，这些不满可以促使他走向革命反清的道路，却不能作为产生民主要求的基础。
由于封建文化因袭的负担沉重，阎锡山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是崇尚君主制，反对民主共和的。阎锡山向往君主立宪，是从在武备学堂时期接受戊戌维新运动遗风影响开始的，留学日本期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津津乐道的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风气之好，二是军国主义是日本的强国之道。阎锡山自称：他初到日本时，脑海里不断地萦绕着一个问题：“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经过一段接触，他找到的答案是：君主立宪加军团主义。日本有了这两条，故能虽小而强；中国缺乏这两条，是以虽大而弱。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今国要富强，就必须仿效日本，走君主立宪加军国主义的道路。
说到阎锡山在日本的情况，绝不可不注意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追求与崇拜。阎锡山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大肆鼓吹所谓“大日本”的军国主义，竞以小而比较落后的国家打败了庞然大物的沙俄。阎锡山大为震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
对于他沾日本军国主义的光，享受的种种“优特”，阎锡山更是津津乐道，自称一次参加军队露营演习，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受到日本老百姓的热情款待，拿出自己的衣服让他们换上，还替他们把操练穿的脏衣服洗净晾干，招待他们饮水吃饭，然后让他们安心休息，并代为打听明早集合时间，答应到时一定唤醒他们，还为他们准备早餐。又有一次行军路过乡村，见一些老年妇女向军队膜拜，样子就像敬神。阎锡山问她们为何如此尊敬军人。得到的回答是：政府曾教导百姓说，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若敬军人。这些都成为阎锡山鼓吹军国主义的论据。在留学期间，阎锡山还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侵华战争主犯的日本军人，如冈村宁次曾是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当过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跟他同学。阎锡山对这批军国主义分子崇拜得五体投地，极力巴结逢迎，特别与土肥原过从甚密。
阎锡山参加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还有自我利益的考虑。到东京之后，阎锡山看到革命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就在心中打起了个人利害得失的“小九九”。革清朝的命，对他阎锡山并没有什么坏处：他连个在朝为官的亲戚故旧都没有，自己也没有在清朝统治下闯荡出什么基业，反闹得父子两人流落他乡，受尽苦难。如今就算学成回国后有个前程，朝中无人，也难以有多大出息。而且到时候说不定时局起了变化，就这个小小的前程也未必准能落到自己头上。相反的，如果参加了革命，一旦成功，革命党就是开国元勋，功名利禄便稳稳到手，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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