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法兰西

 《文学法兰西》一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法国的文学文化传统，以及该传统与法国社会的紧密联系，而对雨果、萨特、伏尔泰等知名作家和他们作品的诙谐解读，在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全新阐释的同时，也向读者们展示了法国文学文化生动有趣的一面。

本书通过对法兰西文学史上，包括伏尔泰、雨果、萨特等诸多著名作家的生涯，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经典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法国的国家意识和道德引领由古至今对法国文学造成的深远影响。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解构“法兰西文学文化”这一由体制、思想、象征、符码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构建的特殊亚文化：为何它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也不同于法国社会中的其他亚文化；它的实践手段和文化产品如何在民族叙事中塑造认知，又是如何支撑民族身份以及确定文化身份延续性的。

    “法兰西文学文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展示，对多元融合概念的社会学理解，在思想碰撞不断的当下社会，也显得尤为重要。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哥伦比亚大学法语和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1987）、《革命的巴黎：阅读19世纪的城市》（1994）、《解读味道：法国菜的胜利》（2004）、《口碑营销》（2014）等。

序  言

平装版序：再读《文学法兰西》

致  谢

前  言 文化与国家

章 定位文学文化

第二章 赞助人制度的逻辑

第三章 制度与理想

第四章 集体策略与个人回报

第五章 几何学精神与团队精神

第六章 从哲学家到预言家

第七章 作为知识分子英雄的作家

结  语 伟人和感恩的国家

附录一 文化指标

附录二 声誉评估

补充书目

索  引

平装版序：重读《文学法兰西》

    结局往往催生自我定义。高更在其伟大的塔希提作品中捕捉到了世纪末的忧虑与兴奋：“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何处去？”（1898）。这些问题在1990年显得格外有预言性。欧洲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了许多大事，后世历史学家甚至可以宣布20世纪终结于1989年。自18世纪末以来，还没有哪个时间点能汇集如此多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旧秩序的终结，以及，自然地，一个世纪的终结。同样自1790年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纪的后十年能让人如此期待。一如当年有法国大革命，今天则有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两德统一，大范围经济混乱，欧洲人大规模移民，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整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现有设想与安排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又如1790年一样，今天，在重估一切的背后实际是对民族主义的地位、思想的力量以及个人在决定自身未来时所扮演角色等的疑问。

    今天我们还看到：继续革命的戏剧场景放大了一个世纪即将结束而另一个即将开始的瞬间。期待所产生的焦虑，和因未知而感到的恐惧与成就感相互交融。1790年的断裂带来了不确定感。正如半个多世纪之后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毁灭性的撕裂、错位往往压过了新自由所带来的兴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曾在相对平静的1889年庆祝了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即便如此，庆祝的方式里也仍带着些许绝望。毕竟，19世纪末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特殊词汇：“世纪末”。尽管它主要指向法国，但1890年和之前的1790年，以及现在的1990年一样，都交杂着对改变的清醒认知和对新生的无比渴望。

    正如高更的绘画所体现的，世纪末涌现出的问题往往寻求在艺术而非政治中进行表达。改变的政治必须依赖深层的文化认可。《文学法兰西》的目的就在于此。法国作家们创造了一种在关注政治和民族进程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两者的法兰西的特殊概念。而且，法国国民性与法语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使得文学成为某些国民意识的特有来源。这种结合就是我所说的“法兰西文学文化”。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同时更是对一种文化的社会学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体制、个人和传统的互动催生了法兰西文学，它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作为“法国人”的要义所在。

    探讨“法兰西文学文化”这样的概念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其中多种多样的界限。如果说“法兰西文学文化”概念暗示法国社会中某种亚文化的前景趋向暗淡，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同样鼓励我们在民族主义备受争议之时，在人们被沙文主义和因某些事件而产生的情绪主义扭曲之时，去重新思考民族身份这一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旨在确定文化身份的延续性。

    这种意识在一个面临剧变和断裂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主义思想仍然暧昧不清的当下，本书将为读者展示文化实践如何支撑民族身份。如今政治经济事务已经日益由超国家层次决定，如果有人说在这样的时代里民族主义已经失掉了力量，那么本书将向读者指出亚文化的能量：它的文化实践手段和文化产品如何在民族叙事中塑造认知。

    对面临纷乱变化的欧洲来说，1992年显得格外重大。一部分法国公民认为新的红色欧洲经济共同体护照将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弃用原先海军蓝色的法国护照则更意味着失落。但这两类人仍会继续珍视在文化、商业、政治交流中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表达。然而在这一重大进程中，经济、甚至社会的整合是否会降低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产品的需求目前还不得而知。又或是，如果某个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不再突出民族特征，那其他元素是否会反而显得更瞩目？在某些情况下，商品的生存能力与其民族特色休戚相关：传统越是悠久，与社会经济体制的联系越是紧密，文化产品就越有可能保留下来，甚至加强其特殊的身份。

    而法国文学将必定会成为这样一种文化产品。《文学法兰西》一书的内容也将证明，民族差异仍然十分重要。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

纽约  1990年11月

克拉克为我们提供了对法国文学事业全面综合、雄心勃勃而又机智诙谐的诠释，这本书是对文学社会学的重大贡献。

            ——苏珊·弗罗梅，《美国社会学杂志》

    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尽管当下依旧存在很多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冲突，但文学事业仍然是公众认同和自豪感的重要来源……[《文学法兰西》]条理清晰、文字优美、信息丰富且轻松易读，我愿意将它推荐给现代法国的所有历史学家。

            ——詹姆斯·史密斯·艾伦，《美国历史评论》

    本书条分缕析、生动有趣地书写了文学文化的历史。……克拉克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阐释，将文学与国家制度、政治问题以及现代法国的普遍信仰联系在一起。在写到法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时，她还描述了一种复杂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文学既塑造又反映了现代民族历史的更广泛发展。

            ——劳埃德·S. 克雷默，《现代史期刊》

章 定位文学文化

    但他们所做的只是尊重艺术和文学，如果你是作家你就享有特权……拥有特权感觉不错。

    ——格特鲁德·斯泰因，《法国巴黎》

    法国作家在巴黎公众生活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在世界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弗朗索瓦·努里西耶，《重要之事》

一

    凡文化都难定义。分析到头来免不了要总结，但文化总偏爱特例。至于文学文化就更让人头疼：它既没有地理上的统一性，也没有自然界限，而它所生产出的杰作——书籍，则说不上和文学文化有多大关系。这对法国来说也是一样。正如保尔·瓦雷里曾说过的，作家并不只是写字、出书的人。 但是，仍然有人相信事实就是这样，法国文学中的某些因素使其特别具有法国特色；不过这种信念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这“某些因素”到底是什么。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必须通过比较。因而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差异的定义就需要比较。 要做比较，我们并不需要成为人种学家，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特别是涉及到外国文化方面。多数的比较都很含蓄、模糊；而对文化的系统性分析所需要的比较则应该是明确、清楚的。但应该，或能拿什么来进行比较呢？对一个美国人来说，美国是与法国进行比较的合理，甚至“自然的”另一方，但是这种比较中显而易见的一类却往往对区分文学文化无所裨益。

    法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读者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两国在文学活动中的主要指标其实相当接近，例如图书出版、书籍销量、阅读习惯、作家补贴、以及在各种大众调查中给予作家的特权等。无论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在何处，它一定不在此处。 恰恰相反的是，这些指标所呈现的相似性更肯定了所谓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无处容身的论点。一方面，各类批评家认为，大众文化已经抹去了文化差异，大众传播已经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另一方面，在近关于法国的讨论中，西奥多·泽尔丁强调，法国人正在失去相似性，社会碎片化和宽容性已经过头，以至于已经无法谈论一种真正的法国文化了。

    从书籍出版、销售、阅读以及作家所获得支持等方面来看，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比一百多年前小得多。当时法国出版的书籍远远超过美国；而如今，美国已经赶了上来，上述几方面的相似性证明了现代社会文学市场的主要逻辑，而此种逻辑本身也受制于工业经济。为了定位文学文化，我们必须着眼他处，不仅要关注社会与文学的关系，还应该看到社会是如何达成这种关系的。关于文化生活的问题能突出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精华所在。简言之，我们应该构建其他指标来准确描述文化的特殊性质以及它所遵循的原则。

    幸运的是，对于未来的人种学家来说，有种种迹象能帮助他们找到独特的法国文学文化：使法国文学文化有别于他者的并不是作家可得的金钱的数量，而是这些钱的来源及功用。法国并非在书籍的总生产额与销售额上一枝独秀，而是在书籍的市场营销方面显示出独到之处；同时，社会对作家的评价也非笼统的泛泛而谈，作家是通过与上流阶层甚至政府的接触而获得了特权。文化差异一般体现在某些象征性活动中，而不是在生产力的总体评价中；因为文化的构成总是包含了独特事件、许多平常看来不可思议的插曲、奇闻异事、以及文化赖以描述世界的词句转折。这些都是文化的标志，是局外人识别该文化的符号，也是参与者认同该文化的符码。如果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即便一点小细节也能成为读懂文化含义的关键。正如考古学家要辨识物体碎片或是铭文断片，文化研究者也必须着眼于小处，通过细节来拼接起大的文化图景。对琐碎事物具有想象力的理解会有力促进对某种特定文化的归属感，而这种能力现在也正危在旦夕。

    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家、文学事业的象征中找到法国文学文化的蛛丝马迹。由于许多观念在社会上的表达，我们得以解读这些象征。法国纸币上喜欢印文学家的形象。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但既恰当又讽刺的是，据说妓女给警察的好处是“帕斯卡”（这是巴黎街头对五百法郎的俗称，因为五百法郎的票面上印的是帕斯卡那忧郁的面容），甚至连街头俗语都会用上作家名字。虽说对此事的理解未必人人相同，但不少美国人的反应就跟这位埃德蒙·威尔逊一样，认为能在巴黎街头俚语里听到他喜爱的作家的名字“是件很棒的事”，同时可能还会想到同样的情景在美国会怎样——曾有人想以亨利·詹姆斯来重新命名他的出生地华盛顿广场，但此事后竟不了了之。这和法国是多么不同啊！在法国，年轻的让—保罗·萨特也曾自信，文学成就可以使巴黎，甚至各省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

    而文学奖也从侧面（有时也从正面）显示了法国文学文化是如何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发展的，而后者甚至改变了文学奖的逻辑。尽管法国名目繁多的文学奖对书籍销量通常没有太大提升作用，但其中某些重大奖项仍具有一定影响力。例如创立于1902年的龚古尔奖意在奖励上一年出版的“散文作品”，一般该奖获奖作品的销售额在20万至40万册间——这是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在获奖和销量的关系上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奖（甚至是普利策奖）能与龚古尔奖媲美。其他五六个能“卖得动”的法国文学奖销售量可能小些，但即便如此，一本“难懂的”梅迪西斯奖获奖作品（该奖项创立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实验性质的小说）也能卖出两万册，这远远超出了普通书籍的平均销量。而这些文学奖公布结果时的媒体曝光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作品毁誉参半的喧哗，都使文学奖成为巴黎文学季不可或缺的仪式，同时也成为作家真正的成人礼。

    新闻媒体会兴高采烈地报道这些典礼，而且通常会给文学盛会以广泛关注。在法国，即便是当代大众传媒的龙头老大——电视媒体，也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关注文化、文学类节目。电视节目一般遵循既有模式和受众偏好来制作，不会逆向而为。由于法国的电视媒体基本还处于国家垄断中，这也加强了巴黎文学帝国的地位，放大了法国文学文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