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简史

　　序

　　多年前，在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做编辑的朋友休·凡·杜森跟我说，美国简史已经有六七十年没人去写了。他建议我应该试着写一本。
　　这个提议立刻吸引了我，我开始着手准备一部关于美国的历史读物——它得控制在一定长度内，页数不会超过400页，一般读者也能读得饶有趣味。在有限的篇幅内，故事还得从印第安人部落登陆西半球演绎到现在，大事、要事不能落下；故事里的事，得关乎国家进步及国家机构完善的某些核心议题。我想阐明，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演变如何跨越数百年；我想厘清，一个共和国如何蜕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我想描摹，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社会是什么模样。此外，我还想确保，这本书中，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科技史、文化史的基本史实准确无误。我所有的汗水，都已滴落到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
　　2008年，该书付梓之时，美国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当时尚不明了。我也懒得去猜测或预计候选人会是谁，以及谁将会成为后的胜利者。
　　到这一版时，选举结果早已大白于天下，在此序中不妨说一下。
　　经过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疲劳战”，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赢得了民主党提名，从他与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竞争中胜出。相较之下，共和党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动作更加利索，他们选择了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竞选搭档这件事上，奥巴马挑选了特拉华州参议员约瑟夫·拜登，希望以其外交成就能给民主党拉票。为巩固共和党对宗教右翼保守派人士的号召力，麦凯恩尝试着选择了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佩林在竞选中一度成为明星，只不过很快就“昭告天下”，她绝无成为总统左膀右臂的资质。
　　“提名”之后，是一场让人生厌，有时甚至让人察觉出居心不良的角逐。其间，奥巴马试图尽力保持着“更像总统”的言谈举止，呼吁政府运作层面做出改变；麦凯恩则发起了一场目的暧昧不明的“搅局运动”，并在日后变得越来越“苦情”，回应者寥寥。
　　在高效的组织之下，奥巴马及其援手形成合力，他在年轻人和独立选民中有强烈的号召力，这从他的助选集会参与者数以十万计的规模，以及助选志愿者工作的勤恳程度中可见一斑。而麦凯恩一方，直到富有个人魅力并且手腕强硬的佩林加入他的团队，他们的助选集会才有了一个体面的规模。但麦凯恩，非得跟一位不受人待见的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搅和在一起。雷曼兄弟破产，加上几个“巨头”公司的财务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也由此注定了麦凯恩的败局。
　　2008年12月4日，美国人以新的投票纪录，选出奥巴马为新一任总统，麦凯恩落败。奥巴马取得了66,882,230张选民票和365张选举人票，对比麦凯恩的58,343,671张选民票和173张选举人票，堪称完胜。这次选举真正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奥巴马是位赢得总统大选的非裔美国人。他于2009年1月20日就任。
　　至2008年岁末，当美国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国会为解困砸出数以亿计的美金之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时代已然开始。
　　此时，自“里根时代”就倡导的“有限政府”“放松管制”和“赤字开支”等老旧观念，已经名誉扫地了。这个“新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会走向何方，仍有待观察。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它势必在这个国家非凡的历史中，写下令人振奋的一笔。

满足大众读者了解殖民时期至21 世纪之间美国历史的全部需求……一部客观的国家历史，无论读者属于哪个政治派别，都会对这本书欣赏有加。

                                     ——《出版商周刊》

本书精准地描摹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国家，是今日选民的理想读物。
                                     ——《科克斯书评》

大师之作……当今时代的经典美国历史作品。
                                     ——Robert Dallek（《尼克松与基辛格》作者）

　　奴隶制的争议、脱离联邦及内战

　　举国震撼。1846年8月8日，一位年轻、激情四溢、面色红润的新任众议员大卫·韦慕特，在众议院起身，提议为一项拨款法案附上限制性条款（法律上称为“但书”）。韦慕特的提议使所有人都大为震惊。提议说：“从墨西哥共和国获取任何领土的特别的基本的条件……奴隶制以及非本意奴役的行为，都不得在以上任一块领土上存在。”韦慕特称，他不反对既有的奴隶制，譬如在得克萨斯州，但从墨西哥接手的这些领土上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上帝不容，”他表示，“我们竟会允许这种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众议院闹翻了天。南方期待能把奴隶输入到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手的领土。他们针对韦慕特但书争论不休，大吵大嚷，甚至扬言要退出联邦。议院里坐满了频频受挫、愤怒不已的议员，他们的争执通常以吵嚷着要决斗而告终。
　　南方虽然竭尽全力阻止韦慕特但书通过，但不幸在表决中以64票对80票的弱势未遂。可在参议院，南方拥有更强大的投票权，他们让但书胎死腹中。在之后数年的一届又一届国会上，韦慕特但书在众议院都得以通过，但在参议院却每每受挫。《波士顿辉格党人报》社论说：“仿佛施了魔法一般，但书给头头脑脑们带来了一个分裂美国人的大问题。”这件事不能总是悬而未决，尤其是在墨西哥战争结束，美国从西南部获取了数以百万英亩的土地之后，这片肥沃的土地使得引进“某种特殊的制度”显得水到渠成。
　　在总统选举之前，密歇根州民主党人提名刘易斯·卡斯为总统候选人，随着大选临近，波尔克决定下台。卡斯支持主权在民学说，由此，应由当地政府，而非一国之政府，决定是否在其领土内允许奴隶制。威廉·巴特勒被选作他的竞选伙伴。
　　因为持续不断的争议，所以许多民主党人从党派中抽身，提名马丁·范布伦为总统，支持韦慕特但书，支持废奴的自由党加入了这一异见者阵营，两拨人在水牛市会合，正是在那里，自由土地党成立，支持范布伦出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出任副总统。这一党派的党纲宣称“土地自由、言论自由、人力自由、民众自由”。辉格党人决定派另一位将军作为候选人出战，就这么选出了扎卡里·泰勒，由米勒德·菲尔莫尔辅佐。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泰勒以163票对127票的选举人票选结果击败了卡斯。泰勒得到了1,361,000张选民票，卡斯得到了1,222,000张选民票，而范布伦得到了291,100张选民票。这位前总统没有得到选举人票，却夺走了卡斯在纽约的大量民众投票，足以助泰勒夺走纽约的所有选举人票，并赢得选举。如果卡斯得到了纽约州或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票的话，他本有获胜的机会的。
　　接下来，加州发生的一桩大事，促使议会必须立刻就墨西哥获取的土地采取统一行动。在《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签署、墨西哥战争结束后不久，为瑞士移民约翰·萨特建造磨坊的工人们，在萨克拉门托谷的内华达山脉发现了金子。虽然萨特竭尽全力保守这个重大秘密，但纸包不住火，人群疯狂涌入掘金地。成千上万的人，或借助四轮马车穿越平原，或绕过南美大陆的合恩角渡海而来，或经由巴拿马地峡的丛林跋涉而来，如潮水般涌入这一地区。这些人都是淘金者，大多来自北方。淘金者的数量在一年内迅速膨胀，加州人口从6000人迅速增至8.5万人。1849年，代表齐聚，起草宪法，宣布在该地区废除奴隶制。他们还要求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非一个地区。
　　新总统泰勒打算让加州和新墨西哥迅速融入合众国，尽可能回避国会的任何纷争。但这个打算注定是要落空的。1849年12月，国会一召开，北方和南方就开始相互指责，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行径不堪忍受，并称长此以往，合众国将分崩离析。在一次辩论中，佐治亚州代表罗伯特·图姆斯，“一个搅局者……褊狭、武断而”的人，吼道：“我……在众议院和国家面前，在上帝面前，公开声明，如果你们试图假借立法，剥夺我们在加州和墨西哥州的领土……由此打算举国堕落下去，我宁可不共和……我将鞠躬尽瘁，倾尽所有，谋求脱离联邦。”
　　北方人讥诮他。这些话之前他们都听过，听过很多遍了。多少次你们扬言要离开合众国，却总能找到一个借口留下。但是其他南方人也反复絮叨着“图姆斯威胁论”。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H.史蒂芬斯跳起来说：“我要告诉整个众议院，我同僚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宁可整个南部毁了……也不愿甘于哪怕一瞬间的堕落。”
　　议会的争论一度甚为激烈，以至于造成混乱。议员们大打出手。“就算往议事厅里扔个亚历山大·H.史蒂芬斯炸弹，”议会警卫官萨金特·弥敦评论道，“也不会比这更令人兴奋了。”似乎整个国家已朝着分裂而去，除非双方能够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协之道。
　　幸运的是，“大妥协者”亨利·克莱本人就坐在参议院里。1850年1月29日，他起草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确信能使南北双方满意。这些举措包括：不以是否允许奴隶制为条件，准许加州加入联邦；为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准州政府，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运行；划定得克萨斯州边界，并在其放弃对新墨西哥任何地区的权利的前提下承担其债务；通过更有效的逃亡奴隶法；裁定哥伦比亚未经当地居民允许就在该地区内废除奴隶制是不适当的，而在该地区废除奴隶贸易是适当的；议会无权干预州际奴隶贸易。
　　辩论期间，一方面，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发表了著名的“3月7日演讲”：“今天，我希望不再以马萨诸塞人的名义开腔，也不以北部人的名义说话，而是以一个美国人的名义……出于维护联邦的目的，来说这番话。且听我说说理由。”另一方面，命悬一线的约翰·C.卡尔霍恩（他的演讲稿由一同事代为朗读），把国家的所有问题都推到北方人身上，并要求修宪，恢复南方的权利。他警告道：“分裂，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出路。”没过多久，1850年3月31日，他就作别人间。克莱呼吁共同让步，他说过，这是和解的基础。每一方都得让一步，才能进一步。双方不分输赢。双方都该向对方的需求低低头。
　　这场争议，是美国历值得纪念的一页。到了投票表决的时刻，八个条例被打包成一个“综合法案”，在7月31日遭到否决。综合法案没有给议员任何选择。要么八条全部通过，要么一条都没戏。幸运的是，在这之后，伊利诺伊州议员史蒂芬·A.道格拉斯拆开了“综合法案”，把每一项单独拎出来让大家投票。他意识到，不能期待议员赞成所有条例。拆分，给了每个人选择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可能。结果每一个条款都获得了多数赞成，于1850年八九月间在参议院得以逐一通过。众议院也通过了这些条例。在扎卡里·泰勒于7月9日猝然辞世后当选总统的米勒德·菲尔莫尔签署了该法案。
　　“1850年妥协案”堪称美国历伟大、重要的法案。联邦的分裂和内战因它而延后10年，这段时间使得拯救合众国成为可能。在这10年中，北方进行了快速的工业革命，拥有了打服南方的能力。这10年间，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地位方得以提升，成为拯救共和的核心人物。
　　新移民潮也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变化。在杰克逊时代，美国移民数量稳步增长，从一年约8000人增至8万人。1840年到1860年，这个数字攀升至420万，是20年前的6倍。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在战前输送了50万人，但是和爱尔兰比，只是小巫见大巫。1845年至1846年，爱尔兰人的土豆作物——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因遭受病害而产量锐减，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导致100万人死亡，死者男男女女，不分长幼。另有200万人离开了家园，在1846年至1860年来到美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买不起西部的土地，于是许多人在城市扎根，选择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其他沿海城市的人尤多。他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了美国早的聚居区。他们多就业于家政、工厂、铁路领域，并逐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开始投身政治，以保护自身利益。由于说的是英语，相较其他非英语移民，他们少了一个问题。实际上，他们很快便在扎根的城市获取了政治上的话语权。
　　同期的另一拨主要移民是德国人。1848年革命之后，大量政治难民逃离德国。他们中虽然有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也是农民，不过比爱尔兰人有钱而已。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搬到边境的农场或者西部城市。
　　移民中也有许多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助推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美国一从1837年的经济恐慌中缓过气来，经济就迅猛增长，工业制造领域尤甚。工业吸纳了约130万名工人，包括不成熟的技术工人以及毫无技术的工人。宾夕法尼亚州丰富矿藏的开采，使工厂，特别是钢铁制造厂转变了热能供给方式，由燃木变为燃煤。运用于航运和铁路的蒸汽机，改变了交通方式。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需求倍增，10年过后，美国铁轨长度已达3万英里。伊利港、纽约市、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的铁路，把美国中西部城市，尤其是芝加哥，与东部城市连接在一起。
　　南部也有制造业，但和北部的迅猛之势无法相比。南方农业区域居多，尽管这里已经有了商人、律师和其他职业工作者。绝大多数南方人是农民，在不同的地区种植棉花、烟草、大麻、甜菜和水稻。在1860年，800万南方白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拥有奴隶。其他人都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着自己的小农场。认为南方大规模蓄奴、扩张种植业，奴隶主总住在大宅子里，奴隶却窝在小破屋里的观念真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这种农场不多，尽管每州都有。这些农场通常拥有约1000英亩土地和50名奴隶，主人属于南方上流社会。譬如，安德鲁·杰克逊，曾一度拥有150名奴隶，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对这种上千英亩的特大“农场”——杰克逊是这么叫的——主人一般会雇用一名监工来管理奴隶。监工通常是穷苦白人，他们把奴隶分成多个组，由有能力、信得过的黑人工头看管。“妈咪”跟工头地位相当，负责打理奴隶主一家的大房子。一个300至500英亩规模的农场，通常有10或12名奴隶。尽管大多数南方人并不拥有奴隶，但从弗吉尼亚到得克萨斯，生活中处处都有奴隶文化。在战前，这种特殊的奴隶制，构建了整个南部社会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架构。
　　奴隶被视作私有财产，与其他动产无异。只要奴隶主乐意，可以随意买卖奴隶。的确，奴隶家庭可能被拆散，夫妻分居、子女离散司空见惯。总而言之，奴隶是没有人权的。尽管在大多数南部地区，杀死奴隶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但杀戮者总能逃脱罪责。奴隶不能走上法庭，或者控告、指证白人。他们的生存全依赖主人的善心和良心。自然而然地，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地分化。这一主仆关系渐趋复杂，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作“家长制”——奴隶主和奴隶各司其职。
　　在如此残忍、压迫人的制度下，黑人男女还是尽力为尊严谋求空间。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学习看书写字，这当中有许多是为奴隶主造房子的工匠。家庭和宗教开始成为黑人文化的中心。他们逐渐把福音派新教视为自己的信仰，并将其和他们西非文化遗产残留的部分联系在一起，后者为他们的宗教活动注入了能量、生气和人性。
　　奴隶制的严酷程度，根据农场的位置和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毋庸置疑，南部的偏远地区比边界的马里兰、肯塔基、田纳西更为严苛。农场按规模、功能和组织上的差异，基本分为五类。类，棉花种植园，雇用了从北卡罗来纳到得克萨斯的三分之二的奴隶。南部的大西洋海岸，以前种植长纤维棉花，但是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得向西种植利润更大的短纤维棉成为可能。1812年战争之后，棉花种植传播到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卡萨斯、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因此到19世纪50年代，南方人认为“棉花就是王道”。第二类，和烟草种植相关。烟草起初在马里兰东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种植，19世纪才流传到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第三类，水稻种植，在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北部和南卡罗来纳潮湿的港口地区，以及南路易斯安那州的密西西比河沿岸。水稻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产量却相对较低。第四类，是甘蔗种植园，为路易斯安那州独有。这些种植园，不光种植甘蔗，也会榨糖，因此把制造业和农业连接起来。像稻谷种植一样，这类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个规模小的甜菜种植园，也得投资4万美元。第五类，大麻种植园，仅限于肯塔基和密苏里州的部分地区。种大麻对奴隶的需求量小，因此这类种植园数量少。毫无疑问，奴隶制是内战前美国经济运行基本、回报率的制度。尽管对个人有利，但它不鼓励工业产业的整体创新——而产业整体创新，在北部地区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南方人从奴隶制获利，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制度被废除，即便奴隶制不朽意味着共和无存。
　　随着奴隶制持续向得克萨斯州以西扩张，废除奴隶制的需求也加剧了。实际上，南方出现过反奴役社团，其中很多成员支持“美国帮助有色人种重获自由协会”，该协会在19世纪20年代成功于利比里亚建立了自由黑人殖民地。但伴随“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热情，杰克逊时期的废奴者们嗅到了对这项制度仇恨的气息，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罪恶。对他们而言，奴隶制就是十恶不赦的罪恶。一名叫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激进分子，出版了一份名为《解放者报》的报纸。他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指责美国宪法，斥其为“和死亡的契约，和地狱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