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8105
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 1
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及与西藏社会发展的关联 31
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 47
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
——兼论吐蕃的中原观 73
天地人生
——藏族的生态观 94
如何认识康区
——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地位与人文特点 102
康区被称作“人区”考
——兼对藏文史籍中“黑头人”概念的考察 119
近十年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及新趋势 141
论康区的地域特点 159
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
——兼论象雄琼氏部落的东迁及年代 170
汉晋之际西南夷中的“叟”及其与蜀的关系 196
康区白利土司顿月杰的宗教态度探讨
——兼论固始汗消灭白利土司 219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 238
瞻对：小地方、大历史
——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 258
炉霍在康区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271
本土视角与他证史料：
任乃强记叙红军长征过藏区的文本考察 282
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 300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325
李绍明先生与藏彝走廊研究 338
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 350
有关青藏高原碉楼的传说与民俗事象 370
藏地山崖式建筑的起源及苯教文化内涵 388
后记 403
后记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年发表的主要与康藏研究有关的二十二篇论文，大多发表于《民族研究》《中国藏学》《思想战线》等刊物。按内容，大体分以下三部分：
一、对康区及东部藏区的研究。这些论文的产生多缘于我自2010年以来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康藏史》编纂与研究”。不少论文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或者说是直接或间接属于该项目研究的一些成果。
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康区或东部藏区一直是藏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但这种情况近年已有较大改变，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民族学界开展的藏彝走廊研究——藏彝走廊区域不但包括了康区，也包括了广阔的东部藏区，故极大促进和吸引了人们对康区及东部藏区的关注与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宽了康区研究的视野与思路。本书收录的有关藏彝走廊的三篇论文，除一篇属学术史范畴外，其余《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和《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两篇论文，均是从民族走廊角度探讨康区历史与文化的尝试。
三、有关西藏及康区历史文化的个案研究。这些论文内容较杂，包括了考古、人物、碉楼、丝绸和生态观，等等，大多是一些个案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也收录了数篇我与学生共同完成的论文。在我向来的观念中，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故很少与他人合撰论文。但近十余年在训练和指导学生做研究的过程中，常将自己研究中一些新的发现、想法和问题交由学生，但因学生毕竟功力不及、终难令人满意而不得不手把手从头至尾参与其中，遂成合撰。在此过程中学生自觉受益极大，于我而言虽有些费事，但只要对学生成长有利，亦乐而为之。
本书的出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章涛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石 硕
2018年7月22日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
高原丝路：
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
丝绸是公元7—9世纪唐、蕃交往中唐朝向吐蕃输入的大宗物品。对于唐、蕃之间的丝绸，以往的研究多从文化交流角度给予积极评价，充分肯定丝绸在唐、蕃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因研究视角主要侧重于唐朝或唐、蕃文化交流，对丝绸输入吐蕃以后的情况却涉及甚少。《通典》记吐蕃“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可见“重汉缯”成为吐蕃的社会风气。但丝绸之于吐蕃，有两个问题一直受到忽视：，吐蕃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严格说并不适宜穿着丝绸，其为何却对丝绸情有独钟并形成“重汉缯”的社会风气？第二，吐蕃气候既然不适合穿丝绸，那么唐朝大量输入吐蕃的丝绸被用到哪些方面？吐蕃人是怎样看待和使用丝绸的？丝绸在吐蕃社会中被赋予什么样的文化意义？这两个问题学界至今未给予充分回答与研究，使得我们对丝绸在唐、蕃交往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了何种作用等始终缺乏具体和清晰的认识。为此，本文拟结合藏、汉文献史料，试对吐蕃“重汉缯”的风气及其丝绸使用途径作探讨，旨在从吐蕃的角度来考察丝绸在唐、蕃交往中的意义和内涵。
一、唐地丝绸输入与吐蕃“重汉缯”之俗
据史料记载，吐蕃对唐朝丝绸的仰慕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令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率兵亲迎于河源，《旧唐书·吐蕃传》这样记述松赞干布迎接文成公主的场景：“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自亦释氈裘，袭纨绮，渐慕华风。”[]此记载虽不排除有汉人视角之主观成分,但基本情节仍大体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此记载提及一个细节，松赞干布见文成公主时“释氈裘，袭纨绮”，即脱掉自己的“氈裘”，换上了“纨绮”即丝绸服装。这说明在文成公主入藏前吐蕃宫廷已有“纨绮”存在，这是松赞干布“释氈裘，袭纨绮”的前提，故丝绸传入吐蕃应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文成公主入藏显然也带去了一批丝绸，
藏文史籍记文成公主带入的“锦绫罗”达二万匹。藏文史籍还记文成公主初到藏地，“衣各种锦绣之衣，佩带金玉珠宝之饰，率其侍婢二十五美女，亦各以绫罗为衣，佩珠玉为饰，携琵琶乐器，往扎拉乃乌塘游赏。”[]松赞干布见文成公主时“释氈裘，袭纨绮”之举可能在吐蕃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吐蕃人仰慕丝绸并以之为华美、高贵，以致“渐慕华风”的开端。
吐蕃时期，唐地丝绸主要通过朝廷赐品、双方战争和互市三个渠道流入吐蕃。其中，朝廷赐品是吐蕃获取丝绸的主渠道。在近两百年的唐、蕃交聘与双方使臣往来中，丝绸往往是唐朝依列回赐的物品中常见、数量多的赐品。如贞观二十三年（649），“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后松赞干布“致书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唐朝赐予吐蕃丝绸的数量极大。《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书李暠持节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藏文史籍《拔协》亦记：“皇帝按照赞普信函中的请求办理，并赐给赞普一万疋绸料。”唐朝赐予吐蕃丝绸广泛的记录出现于开元时期，开元七年（719）吐蕃赞普墀德祖赞遣使请和，唐玄宗“因赐其束帛，用修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盆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已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由记载可见，唐赐予吐蕃丝绸的覆盖对象极广，从赞普本人、赞普祖母，赞普母，皇后以及时任吐蕃宰相的盆达延[]、吐蕃的主要尚、论乃至吐蕃的各大将军首领，均按级别高低赐予不同数量的丝绸。唐朝将丝绸如此广泛、数量如此之大地赐给吐蕃王室成员、尚论及各大将军首领，至少说明两点：一、吐蕃上层人士普遍喜好唐地丝绸；二、唐朝廷对吐蕃上层的丝绸喜好颇为了解，惟其如此，才投其所好。对于将丝绸大量赐予吐蕃的原因，唐德宗《赐吐蕃将书》曾言：“赞普若须缯帛，朕即随要支分，多小之间，岂拘定限，假使逾于万匹，亦当称其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诚，所轻者财利，……务存大义，安人保境。”[]说明唐朝慷慨地将丝绸赐予吐蕃，目的是“安人保境”。唐玄宗也曾就唐蕃关系言道：“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缯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鸿恩大造。”可见，丝绸不但是唐朝修好和笼络吐蕃的主要物品，也成为维系唐、蕃友好的重要纽带。
丝绸对于吐蕃的重要性，由吐蕃方面的记录也得到印证。吐蕃时期藏文《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记：
赤松德赞赞普深沉果敢，议事有方，所行政事靡不佳妙，攻取唐属州郡城池多处。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纳绢缯五万匹为寿，以为岁赋。其后，唐主孝感皇帝驾崩，唐主太子广平王登基，以向蕃地纳赋为不宜，值赞普心中不怿之时，恩兰·达札路恭乃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于周厔之渡口岸畔与唐兵大战。
恩兰·达札路恭（又称“马重英”）系吐蕃大论，是763年率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城的主要军事首领。碑文记吐蕃763年攻入长安的理由是唐朝“不愿再输帛绢”，这虽是一个借口，但说明当时唐朝因政局动荡减少或停止了对吐蕃的丝绸输入，同时也说明吐蕃上层统治者对唐地丝绸的看重。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异牟寻率南诏与吐蕃军队联合东侵，逼近成都，异牟寻下令道：“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此令出自于南诏王异牟寻之口，显然是抓住吐蕃人喜好丝绸的心理，意在激发吐蕃军队斗志。说明吐蕃人喜好丝绸的名声为当时西南地区其他部落政权所悉知。
战争是吐蕃获取唐地丝绸的另一重要渠道。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记：
赤德祖赞王之时，……那时唐廷疆域十分辽阔，北方的突厥诸部也归属唐朝，大食以下均属唐之疆土。唐廷从“兑巧（上方）”取来的众多宝物，原先储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后将其全部接收，上层仕人因之得到许多财宝，属民黔首也普遍获得上好唐绢。
这段出自吐蕃官方文献的记载，以“普遍获得上好唐绢”来比喻从唐地“得到许多财宝”，说明在吐蕃人眼中丝绸实已成为唐地财宝的象征，也说明战争同样是吐蕃获取唐地丝绸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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