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3244
中亚东干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俄罗斯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分析东干文学在复杂多元的异域文化环境中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在勾勒东干文学创作概貌、特点的基础上，从语言、美学、文化等层面揭示东干文学的独特研究价值，确立其在世界华语文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上编
章 中国“东干学”研究
一、 中国东干学的兴起
二、 中国东干学研究成果
三、 中国东干学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 Я.十娃子的诗歌创作
一、 中、吉两国的文化使者——Я.十娃子
二、 雪花中藏匿的太阳——Я.十娃子的诗歌创作
第三章 А.阿尔布都等的小说创作
一、 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А.阿尔布都《惊恐》之个案分析
（一） 记录梦境——批判现实
（二） 叙事人：旁观者——当事人
（三） 文人书写——民间表达
二、 А.阿尔布都小说中的女性生活图景
（一） 回儒双重文化规约下的老一代东干女性
（二） 战争时期兼具男女双重角色的东干女性
（三） 知识改变命运——东干新女性
三、 Э.白掌柜的儿童文学以及乡庄小说
（一） 白掌柜的小说的意义
（二） 白掌柜的的儿童文学
（三） 白掌柜的的乡庄小说
第四章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东干文学
一、 东干文学研究对海外华语文学理论构建的启示
（一） “华语文学”的命名与内涵
（二） “华语文学”的整合研究
（三） 海外华语文学的走向
二、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契合点
（一） 汉字拼音化
（二） 言文一致
（三） 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
三、 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一） 宗教信仰层面
（二） 伦理道德层面
（三） 东干风俗层面
（四） 中国文学在中国的伊斯兰化
四、 东干文学与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
（一） 生态学层面
（二） 塑造母亲形象的文学创作层面
（三） 民间文学的吸纳与融合
五、 华语文学中口语化的小说——东干文本《月牙儿》与老舍原文比较
（一） 语法语义比较
（二） 东干作家的创造性翻译
（三） 东干译文更加口语化
六、 东干文学中的韩信何以成为“共名”？
（一） 《史记》中的韩信形象
（二） 东干文学中的韩信形象
七、 多元语境中的东干小说语言
（一） 土洋结合
（二） 旧词新用
（三） 词义的扩大和缩小
（四） 熟语使用
（五） 形象化表现
下编
十娃子诗歌选译
在伊犁
营盘
天山的天
北河沿上
我爷的城
雪花儿
我四季唱呢
喜麦的曲子
宁夏姑娘
运气汗衫儿——俄罗斯民人的古话儿
十四儿诗歌选译
胡达呀，我祈祷你……
白生生的雪消罢……
时候儿带人
阿尔布都小说选译
惊恐（东干文转写中文）
ИНКУН（《惊恐》东干文）
白掌柜的小说选译
谁的妈妈好？（东干文转写中文）
СЫЙДИ МАМА ХО?（《谁的妈妈好？》东干文）
老舍《月牙儿》选译
月牙儿（东干文转写中文）
月牙儿（中文原文）
ЙЯР（东干文《月牙儿》）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言
在中亚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长着黄色的面孔，讲着中国西北方言，喜欢吃面条饺子，这就是140多年前迁居到中亚的陕西、甘肃回族后裔，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至今已发展至1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30多个“乡庄”。东干人借助33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成为世界上能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成功拼写中国话，并撰写大量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海外华裔群体。东干“乡庄”同海外其他国家、地域的唐人街相比，较为封闭，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干文学也在完全脱离母语的环境下，从无文字发展到有文字，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极具典型意义的“飞地”。东干文学独一无二的特性决定了其综合文化价值很高。
东干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与民族特性决定了东干文学的复杂性。东干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俄罗斯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书将借助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分析东干文学作品，研究其如何在复杂多元的异域文化环境中发展，如何建构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在描述东干文学主要成绩与特点、勾勒东干文学创作概貌的基础上，从东干语言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等层面全面地揭示东干文学的独特研究价值，确立其在世界华语文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本书既有细致的文本分析，也有宏观的学理阐释，力图使读者对东干文学有个整体性的了解。东干文学的语言艺术很特别。东干文是世界上用拼音拼写汉字的文字。东干文学的发展以20世纪30年代创制东干文为界限，前期为东干口语文学发展期，后期为东干书面文学成长期。东干书面文学作品，是研究东干语言为鲜活的样本，东干书面文学与东干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东干作家既是东干文的创制者，又是东干文的运用者，东干文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东干书面文学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东干文。本书章将对中国“东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简单的梳理。
被誉为东干文学“双子星座”的小说家尔里·阿尔布都和诗人亚斯尔·十娃子分别代表着东干小说与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阿尔布都的小说《一条心》曾入选东干中学课本，十娃子是东干文学的奠基人。本书分别从诗歌素材、意象群落和小说中的题材、文本样式、女性形象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两位作家的作品，解析作品中的多元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符码。
在东干作家群中，十娃子对东干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出色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也是优秀的记者、翻译家，更是东干文的重要创制者。对于十娃子的研究，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予以关注，向我们勾勒出十娃子的研究格局。另外，十娃子是东干作家群体当中曾经来过中国，与中国著名作家萧三、老舍等交往甚密，并结下深厚友谊的作家，所以反映在他的诗作中的是深厚的寻根意识与中国情结。他的诗集《挑拣下的作品》《中国》，无论是密集的带有中国符码的意象，还是情感热烈的铺排的中国情愫，都集中地体现出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十娃子在其名作《雪花儿》中写道：
雪花儿，雪花儿落的呢，
就像珍珠。
在空中呢飞的呢，
没有蓇葖。
落到手上就没哩，
剩一点儿水。
里头太阳藏的呢，
只有它白。
雪花“里头太阳藏的呢”，在笔者看来，恰恰具有了双重意蕴：雪花与太阳，原本是相互对立的一组意象，但诗人凭借他敏锐的感觉，发现了二者可以相互涵融，彼此赋予美丽，这美又是那么含蕴幽婉；另一层意蕴，我们不妨理解为东干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学世界中，也像这洁白雪花中隐匿的太阳，虽然微小，但以它异质的美散发着光芒，任谁也无法忽视它。第二章着重就十娃子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娃子的诗歌创作进行分析。
在代作家群，甚至整个东干文学发展历程中，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非阿尔布都莫属，他曾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东干小说，其小说水平之高，数量之众，观照对象之广泛，在东干作家群体中可谓首屈一指。他的作品指涉范围非常广泛，本书第三章将从两个角度出发，介绍以阿尔布都、白掌柜的为代表的东干小说家的创作。
一是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因为东干批移民基本目不识丁，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东干文学大量传承了中国的民间口传文学，中国书面文学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干文学与中国书面文学毫无关系，口传文学对东干文学的影响是显在的，仅从文本本身就可以找到证据，但书面文学的影响方式却是非常隐晦的，东干作家不识汉字，但他们很有可能通过中国作品的俄文译文而间接受到中国书面文学的影响。如通过研究发现，东干作家阿尔布都的小说《惊恐》在与母体文化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竟与中国唐代白行简的《三梦记》中梦在小说情节、结构、细节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本书将这两个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试图找出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传承与变异的关系。这一方面为研究中亚的东干文学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提供了典型的研究案例，另一方面也为东干文学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变异提供了研究样本。
当然，东干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东干文学如何在完全脱离母语的环境下，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从无文字发展到有文字？它为什么可以在异域环境中独立地成长与发展？除了在第三章对阿尔布都小说文本进行细读比对之外，本书第四章专门就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解析。笔者运用统计学方法，将从俄文转译为东干文的老舍小说《月牙儿》与老舍中文版进行数据化的比较研究，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仔细研读，得出东干文本比以口语化著称的老舍的中文文本要更加口语化的结论。另外，笔者也发现东干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人物意象“韩信”，比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历史人物韩信，在人物形象、性格塑造以及道德品质上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通过对东干文学中的韩信为什么能够成为恶的代名词这一现象的研究，本书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中国文化在中亚如何传承与变异。
东干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化，要研究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从东干文学入手，是好的途径。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新的学术生长点，具有较高的价值。研究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仅可以发掘东干人所保留下来的晚清中原文化，对回族学、中国—中亚文化交流、中俄文化交流以及中亚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是专门以阿尔布都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回族后裔女性形象。通过这些被华语世界文学所遗忘的女性群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东干女性的现实生活，丰富世界华语文学女性形象。
除此之外，白掌柜的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东干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为丰富东干小说题材贡献了一分力量。其作品既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还有难得的童稚童趣。白掌柜的也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东干乡庄生活的小说，他擅长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戏剧性的细节，作品富有极强的生活色彩与轻喜剧风格。
因为东干文学是在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游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书第四章将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对东干文学进行立体研究，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数据统计、对比研究，来分析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东干文学。
，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间风俗、中国文学在中亚的伊斯兰化等不同层面，探讨了中亚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同时反映了东干文学的文化资源，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受俄罗斯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具有伊斯兰的文化特点。第二，东干书面文学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都保留了大量的西北方言，以西北方言为基础，同时兼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是晚清文化的活化石。东干文学将西北方言提升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是真正的言文合一的语言艺术。这也是东干作家对所属国家语言上同化的抗拒与对母语的亲近、怀念。本书拟运用语言学的知识，将其与现代西北农村方言进行比对，也将对方言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以吉尔吉斯斯坦本土作家艾特玛托夫作为切入点，探讨东干文学与吉尔吉斯文学之间的关系，二者都对民间文学有意识借鉴、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将民间文学视为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第四，东干文学是海外华语文学当中的一个分支，与东南亚、北美等海外华语文学相比，在数量上以及影响程度来讲，都是很有限的。但东干文学却有着海外其他区域华语文学在语言、文字、民俗等方面都不具备的罕见的特点，也正是东干文学的出现，使得目前仍在摸索与探讨时期的海外华语文学理论的某些问题得到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对该学科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考：东干文学运用拼音文字来拼写汉语的方式对历来混淆使用的“华文文学”与“华语文学”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其包涵范围更广；海外华语文学研究需要从目前的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向跨越区域、跨越国家、跨越群体的宏观研究突破，后以期对全球华语文学进行整合研究。第五，因为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诸如“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等核心问题上都进行过探索与尝试，东干拼音文字是汉字拉丁化成功的案例，成功解决了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本书拟研究东干拼音文字成功的原因及其在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困境，这将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参照角度，进一步深化汉字拉丁化以及“言文一致”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理论问题。
本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是理论性的探索与文本分析，下编选译了16篇东干代表性诗歌、小说以及翻译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由东干文本转译过来的，也是本书重点分析的文本。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对东干作品还觉得很陌生，所以选译这些文本，一方面为了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东干语言，对东干作品有个直观的印象，同时也为一些对东干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参考文本；另一方面与上编的评论形成理论与作品的互相阐释的关系。
东干文学属于世界华语文学范畴，本书的研究为世界华语文学的研究版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华语文学原来以东南亚、北美华侨文学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模式。东干文用拼音文字成功地拼写汉字，与其他华语文学以“母语”或“外语”来写作的形式迥然不同，本书对东干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能为其他华语文学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东干族是晚清西北回族后裔，希望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西北地域文化研究以及近代文学跨区域传播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东干语言在俄语为主流的语言环境中逐渐有被弱化的趋势，作为一种蕴含中国文化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特性的华语文学，本书也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
中国“东干学”研究
1877年陕西、甘肃回族起义军失败后，自中国西北迁入中亚，苏联称其为“东干”民族，逐渐认可了这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落。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东干文，这是借用俄文字母外加自创的5个字母来拼写汉语方言的文字，他们还开始收集东干口传文学，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东干研究资料。正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与敏锐的意识，苏联学者在东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开拓者，也是成就的。
一、中国东干学的兴起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东干研究趋于沉寂，中国虽然是中亚东干族的历史故国，中国文化又是东干文化的母体，但是中国学术界与中亚东干族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近20年来，由零散的一般性的介绍到不断深化，进入较为专门的研究层次，中国的东干学研究正在兴起。
东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10余年，据笔者初步统计，出版中国学者译介的东干学著作共5种:《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苏尚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盼望》(东干小说集，尔里·阿尔布都等著，杨峰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亚斯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伊玛佐夫编选，丁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亚回族小说选译》(伊玛佐夫著，林涛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亚回族的口歌口溜儿》(拉阿洪诺夫辑录，林涛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纪实性散文4种:《托克马克之恋》(杨峰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悲越天山——东干人纪事》(尤素福·刘宝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陈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遥远的撒马尔罕》(杨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学者的学术论著5种:《东干族形成发展史》(王国杰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东干文化研究》(丁宏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常文昌著，伊里木出版社，2003年)、《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亚东干语研究》(林涛著，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发表有关中亚东干族研究及纪实性的各类文章约20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约70余篇，涉及东干族的历史、经济、文化、语言、民俗、文学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胡振华、王国杰、丁宏、杨峰、王小盾、赵塔里木、海峰、林涛、刘俐李、常文昌等。
二、中国东干学研究成果
中国的东干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势头不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干历史研究。苏尚洛在《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将东干族的历史延伸到中国回族的整个历史中去探源，而中国学者则从清朝西北回民起义开始，主要从西迁开始研究东干族的形成和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陕西师大王国杰的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全书共9章，其中用7章篇幅介绍迁移中亚后，东干族的形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从过境后到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以及20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历史，以经济生活为主，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包括东干乡庄的种植、养殖、收入等，这些资料多为国家档案馆查询所得。第八、九两章分别介绍中亚东干族的文化和风俗礼仪。这一部分由于作者跳出了过多的数字统计圈子，又融入了许多直观的感性材料(作者在东干乡村居住了数月，走访了许多人)，读来颇为生动。这是国内较早出版的全面介绍东干族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关于东干族的论文，则有关于白彦虎及回民起义、西迁方面的研究。
二是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较为全面地介绍并论述了东干人的文化生活，不仅介绍了苏联及中亚东干学的研究机构、研究现状，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学术信息，同时又力求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作者是回族人，因此对东干文化与回族文化联系的认识较为深入，对中亚陕甘籍东干族语言文化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加之在吉尔吉斯斯坦调查时间较长，也有许多感性材料。应该说，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与王国杰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在让人们认识、熟悉东干族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三是东干语言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峰与林涛几乎同时分别出版了东干语研究专著。由于这几位学者长期生活在西北，且从事过西北方言研究，因此能在与西北方言的比较中研究东干语的特点。他们都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即语音、语法、词汇三个层面入手。有论者将萧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东干作家哈娃佐夫的译文，同中国学者草婴的现代汉语译文作了有趣的比较，发现草婴译文“把”字出现79处，“给”字31处，而哈娃佐夫译文中“把”字出现365处，“给”字66处。这种抽样分析，具有说服力。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介绍了国外东干语研究的现状、苏联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成果，介绍了东干文的正字法规则，同时也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并进行学理上的讨论。如关于东干语的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东干语是独立语，一种认为是混合语，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东干语是汉语的特殊变体，指出了我国学者与苏联学者不同的思路与观点。林涛的《中亚东干语研究》与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框架结构大体接近，林涛对东干语中保留的古语词与近代语词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两本著作分别整理了东干语中的词汇，并与现代汉语进行对照。海峰与林涛还分别发表了东干语研究方面的论文。
四是东干文学研究。胡振华的《苏联回族文学概述》较早介绍了中亚东干文学。王小盾的《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论文分别从文化、文学史、文字及诗歌等四个层面提出了十个问题。如认为东干乡庄成了一块“飞地”，东干口语文学一百多年来基本上停滞下来了，而中国各地的口语文学通过人群接触与流动而急速演变。这样一来，对东干文学的研究便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为中国民歌史研究或口语文学发展史提供了活的参照系。由此反观中国西北乃至更多地区一百多年来口语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得出深刻的规律性认识。由东干文与汉字的比较指出，汉字对文学的强大支撑作用。论文具有宏观的深刻的思考，但有些也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有的观点如“以东干文学的发展历程来比附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等还值得商榷。赵塔里木对东干民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王小盾思路一致之处是对东干民歌的概念及其内涵予以厘清。认为曲子是东干音乐文学的整体形式，包括民歌、戏剧、说唱等可以演唱的音乐文学体裁。东干人传承中国西北民间音乐文学的同时，也传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同时还讨论了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等。赵塔里木文章另一特点是分析细致，如《高大人领兵》的异文比较，通过中国国内及苏联发表的材料及作者的采访笔录，共收集了28种异文，加以比较，认为这首民歌的异文样式均为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多种异文叠加的结果。它们不仅反映了某个特定的事件，而且透露出不同叠加层中的历史信息，套用前人的叙述框架，并加入了新的内容，从而透露出多起历史事件信息。论文严谨而有说服力。常文昌、唐欣在《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对东干文学作了定位，将其纳入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认为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东干人的语言是汉语，但文字却不是汉字，主张以华语文学代替华文文学，由此突破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常文昌的俄文版专著《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通过个案分析，透视了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迁，揭示了十娃子作品的丰富内涵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将十娃子定位为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破译了其中的某些诗歌意象，凸显出中国研究者的独特视角。
三、中国东干学研究的方向
目前，中国的东干学研究基本形成了由东干历史、文化、语言及文学四大板块组成的研究格局，同时也逐渐向专题研究深入。中国东干研究还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资料缺乏。目前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研究者基本上仅限于去过中亚的学者，他们从国外带回的东干文、俄文资料有限，而国内翻译的汉文资料又很少。二是研究人员尚少，研究队伍有待壮大。报刊上走马观花式的印象式介绍文章居多，而扎扎实实潜心于学术研究者屈指可数。目前，也有一些青年研究者朝这个方向靠拢，使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三是研究尚待深入。目前的研究应向专题研究开掘，尤其要从东干原文或俄文原著入手，从手资料开始，发前人之所未发。东干族系中国回族后裔，处于中亚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因此，东干学研究者既要熟悉伊斯兰文化，又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既要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也要了解吉、哈、乌等民族的文化，还要会俄文、东干文和中国西北方言，需要相应知识结构的人员并下大力气。同时，读者面相对较窄，因此，研究者还要耐得住寂寞。
东干文目前仍在中亚东干人中使用。也有人主张，废弃东干文，改用汉字；废弃东干方言，改学普通话。这种主张，还未得到赞同。目前，中国国内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东干学这一块，也是难得而特殊的与中国文化相联系的文化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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