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论

余华是国内非常难得的作品畅销的纯文学作家。本书对他近40年的创作进行了梳理，论述了他青年时期所谓“现代派”先锋创作的文学技法来源、代表作《活着》等创作手法的转变过程和其成就，以及后来《兄弟》《第七天》两部作品的失误所在。分析和批评都很精当。 

本书对截至目前余华的文学创作做出阶段性总结，分析其长处及不足，更重要的是对余华的创作心理做出分析，勾画了一条隐秘的心理轨迹，与其作品一一对应，得以窥见作家内心世界之一隅。

刘旭，1975年生，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乡土文学研究、底层文学研究、赵树理研究和莫言研究等。现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在Degrès（法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2006年出版国内第一部底层文学研究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另出版有专著《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分析》等。

第一章　先锋之前：与“现代派”同时的主旋律创作

　　第一节　川端康成的东方式忧伤 ／3

　　第二节　清新的忧伤下的内涵缺失 ／11

第二章　先锋时代：后现代之维

　　第一节　后现代转折：《十八岁出门远行》 ／19

　　第二节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31

　　第三节　反真理和叙述迷宫：后现代小说的特征 ／39

　　第四节　“围城”之困：第一次转折的深层动因何在？
／82

　　第五节　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生产机制 ／88

　　余　论　中国“后现代小说”的意义及走向 ／98

第三章　余华的第二次大转折：后现代到底层时代

　　第一节　转折之前：《呼喊与细雨》的恶叙事 ／105

　　第二节　第二次重大转折：《活着》的博爱时代的温情
／116

　　第三节　余华与小人物：福贵到许三观 ／163

　　第四节　《许三观卖血记》的问题：干硬的嘲讽 ／182

　　余　论　隐含作者的精英身份与对底层的态度 ／185

第四章　后现代之欲望化一极：消费主义下的《兄弟》之殇

　　第一节　欲望消费之极致：“屁股叙事” ／195

　　第二节　《活着》与先锋同在：温情叙事

　　　　　　与血腥叙事的拼接 ／197

　　第三节　“《故事会》模式”与“专业读者”的失望
／223

　　第四节　《第七天》给了读者什么？ ／236

　　余　论　知识分子、社会与文学 ／259

 

余华年谱 ／268

参考书目 ／287

后　记 ／30

后　记

首先应该说，余华是当代文坛数一数二的作家，其文学才华也就莫言能与之相抗衡。我一直关注余华，从1996年硕士论文题目是余华代表的“先锋小说”，到1999年发表第一篇关于《许三观卖血记》的论文，直到今天，我一直把余华当成当代最好的几位作家之一来关注。其次要声明下，这本书很多地方批评得非常尖刻，但我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我是希望余华珍惜他的天赋。这个判断与我下一个判断紧密联系。

如果在世的中国作家中还有第二个人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余华。不少论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需要诺贝尔。从整个全球化大工业和高科技经济模式来看，诺贝尔奖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发展成就的重大指标，特别是文学，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奖能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抗衡，获奖者可能有骂名、有意外，但其文学成就都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中国正走向超级大国的今天，全球化经济体系正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为中国所用，这些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指标更是越来越被重视；作为一个双向运动，诺贝尔奖也越来越考虑中国人选。对余华来说，就凭他的世界影响和九十年代积累的良好口碑，即使今天就获奖，中国和世界也没话说，还很可能比莫言的骂声少很多。当然这是指《活着》。《兄弟》尽管在国内国外的销量都很高，影响也很大，但其文学成就很难说达到了一流水平。余华创作的黄金时间至少还有二十年。从1987年到2017年，三十年过去了，余华的才华一点也没减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平均年龄在六十到八十岁的占近百分之六十^①()，从这点来看，余华还很年轻。尽管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规律，十年内不会重复给同一个国家的作家，但十年之后或二十年之后还是可能的，那时余华六十多岁或七十多岁，获奖仍然是个人的巨大成就和国家的骄傲。希望他能像写《活着》一样认真而投入地写一部像《兄弟》那样有“野心”的著作，只凭《活着》是不够的。余华应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指出问题，并有往更高处走的可能，才是有效的、负责的批判。余华有获奖的资质、阅历和天赋，很多作家缺乏这些关键的东西，基本一生与诺奖无缘。余华所要做的，只要认真就够了，余华的长处是情节的建构和川端康成的细节描写，时刻不放弃这两点就能保证文学的正常输出，再像《活着》一样认真且充满爱和善意，则提供了人文意识方面的坚守和纯文学式的对人类本身的关注。

本书不是重在研究余华作品内部可以挖掘的哲学化的思想，或者可以与哪些世界文学大师和哲学家的伟大思想相对接，本书重点是分析余华的写作技巧及其变化，更重要的是发现这些变化对他创作质量的影响。销量是他的成功之处，但不代表文学性上的同等成功，很多评论者都认为《兄弟》之后是余华的倒退，甚至不认为《兄弟》是纯文学作品。纯文学的荒诞和超现实是“认真”的荒诞和超现实，评论界很明显最惊讶和失望的就是小说中过于随意的写作态度，国际上的成功也好理解，余华的叙事能力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再者，脱离了中国语境，从不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外国人来看，中国读者和评论家眼中的细节上的漏洞，都会被西方人转换成“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荒诞，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待莫言的权力批判的方式类似。余华的文本或者就成为了西方意识形态最期待的“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如果中国成为了超级大国，这些荒诞又会被看成是萨特或卡夫卡式的荒诞。西方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伎俩百出本就是人类社会的重大阴暗的表现，这是与人类伴生的权力之恶，精英集团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择手段，一直是文明的最大的敌人，这也正是文学思考的终极。余华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涉及了权力问题，日常生活的权力也好，政治权力也好，都可能先成人类社会的阴暗之源。余华的叙事能力与这种思考结合，完全可能产生超过《活着》和《兄弟》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些分析能给余华和其他作家的创作有些启示。

余华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和方便，余华写了大量关于文学的随笔，还有相当部分发表在专业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比起小说来只多不少，几乎每一部小说都被多次在不同的散文随笔中提及。这给余华本身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把这些文章和片段放在一起，就能成为一部不下五十万字的《余华自论》。这也给研究者提供了另一个好处，就是看出一个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意图与他的文学创作相契合的程度。有些随笔能从正面说明余华的一些想法，特别是看出余华创作的意图。但很明显的是，余华是一个经常与自己的意图分裂的作家，他的话常常提供的是反证，而不是自省和推进，这种就不能作为正面解读的依据。作家想什么想成为什么，不代表他在创作中真的能实现他的所想。从《兄弟》开始，余华和中国评论界积怨已深，特别是2013年的《第七天》，太多的批评让余华很伤心，余华的底气还是在于销量和大众读者的支持，特别是在国外的众多奖项和销售业绩，从2015年出版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来看，余华对评论界还是没有一点好感，先锋时代和底层时代的鱼水相谐之态似乎再也不会出现了。其实，作为评论界的一员，我们的批评不是针对余华本人，而是余华的作品，如果余华是一个商人，或者干脆就是郭敬明那样的通俗作家，评论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批评声音了，因为我们仍然期待余华能拿出比《活着》更好的纯文学作品来，这个“更好”，指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相对深刻的思考。没有人指望销量千万册的郭敬明会拿诺贝尔文学奖，但很多人期待余华能拿到。余华能做到文学性和大众接受上的同时的成功，这一点余华要大大超过莫言。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说那句话：“中国又多了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名字叫余华。”我们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由于本人疏懒，研究余华的资料又浩如烟海，在引证及论证上多有不足和缺憾，请大家多多批评。

感谢作家出版社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感谢刘艳女士和谢有顺先生的引见和督促，不然我不会把一直关心的余华写成一本二十万字的专著。感谢出版社李宏伟先生的中肯建议和出版过程中的诸多辛劳。感谢研究生周姿含、赵艺、叶杨莉、沈佳、王月林等同学在资料搜集方面的付出，感谢张宇阳同学认真的校对和建议。

 

2017年6月于上海

第一章　先锋之前：与“现代派”

同时的主旋律创作

 

 

余华初出茅庐的年代，正是一个复杂的、重新呼唤“现代”的时代。无数思想家、作家、评论家重回启蒙阵营。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新文化运动时一样，急速涌进中国。对西式“现代”的期待从清末就已经开始，新文化运动使“启蒙”成为百年来中国思想的主潮。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使中国转向了另一种现代，或者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启蒙”——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式“启蒙”。后来的三十年，诸多原因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直接造成“文革”结束后与新文化运动类似的欧美式启蒙重归主潮。按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特点，文学创作与政治运动相应，产生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学潮流。几年之后，余华也正是在追求现代的风云激荡中独辟蹊径，一夜之间震动了中国文坛。那就是中国的“八十年代”。但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界的“现代”追求对余华并无太大影响。

余华出生于1960年的杭州，父亲华自治，山东人，军人，部队转业后在浙江省防疫大队工作，母亲余佩文，绍兴人，浙江某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哥哥华旭。1962年余华三岁时，父亲从杭州回到浙江嘉兴市海盐县人民医院任外科医生，余华全家遂随父亲迁至海盐。余华从此在这个江南小城开始了漫长的童年生活。

海盐位于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秦时置县，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它距杭州约一百公里，距上海约一百公里。海盐是崧泽文化的发祥地，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礼仪之邦”著称。唐代诗人顾况、现代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张元济、著名漫画家张乐平，以及曾领一时风潮的改革先锋步鑫生，皆为海盐人氏。但是，余华全家甫到海盐，此地却是一个“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穷乡僻壤。余华的童年生活就在这个江南小城开始了。他在这里差不多生活了三十年。余华重要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风物，都脱不开这个小城对他童年记忆的铸定。^①()?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十九岁的余华被安排到浙江宁波进修口腔科，成一个牙医。在新世纪的今天，牙医是一个排名在收入前十的职业，如果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收入会更惊人。但是，余华的职业的到来没有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反而给了余华一个时空错位的耻辱，那时候牙医的收入和工人没什么两样，而且上班的时间死板且无趣：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②()?

 

天天坐班，而且又脏又累，每天看着那些肮脏的口腔和腐烂的牙齿，配以糟糕的收入，可以想见十九岁的余华对这个职业是如何的厌恶。所以，年轻的余华想到了另一条出路。

这个人生的设想造就了一个文学天才余华。我们也因此应该大力感谢那个简单、贫困、政治为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作家是最幸福的职业。而现在作家是自由职业，大部分职业作家的生活状态用困窘来形容是不为过的。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对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极度重视，大大地提高了作家的地位，作家不但有不菲的收入，进入类似“公务员”的编制，享受“皇粮”，而且最让余华向往的是，作家不用上班，每天随便报个到，写点文章，工资照拿，稿费另算，且是一个极其光荣的职业。在牙医余华看来，那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原因也不复杂，一个作家影响很多人，一部作品影响几代的奇迹并不少见，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在很多人心中，说是革命的《圣经》一点也不过分。就在这种作家被革命神圣化的时代，在作家之名与作家之利的影响下，牙医余华开始往作家余华方面努力。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

 

第一节　川端康成的东方式忧伤

 

 

余华在几十年后回忆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我是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当时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①()?川端康成因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之一，对一些初学者是神一样的存在，而且川端康成的作品确实有着无限的魅力，有着东方的静谧和简洁的乡村风景一样的语言。二十岁出头的余华接触到川端康成的作品之后，仔细研读，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川端康成的文字风格并体悟其境界，这些都对余华的早期创作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此时的影响，对于初学者余华，是让他明白了小说的细节描写的重要。“那五六年的时间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写作基础，就是对细部的关注。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①()?细节描写在余华之后几十年的创作中确实得到了非常好的运用，不管是早期“先锋小说”的血腥场面的悠然展示，还是《活着》的死亡场景一个又一个如卷舒之云温情来去，即是川端康成的影响，这为余华的辉煌成就奠定了良好的文字基础。

此时作品主要有1983年发表于《西湖》上的《第一宿舍》和《“威尼斯”牙齿店》，1983年发表于《青春》的《鸽子，鸽子》，1984年《北京文学》上的《星星》《竹女》和《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1985年发表于《东海》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等。尽管余华认为这些小说都是练笔之作，但在这些练笔之作当中，我们能找到川端康成深深地影响余华的痕迹。

1983年，余华二十三岁，虚岁二十四岁，这一年是他生命中划时代的一年。他在《西湖》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它成为余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余华因此证明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他有资格成为一个作家。就此，1983年的余华成功地完成了由牙医余华向作家余华的转变。余华人生的第一重大转折在他自己的努力下得以奇迹般地发生。这其实还代表了余华在医牙和写作之外的第三个才能：毫无征兆地转换人生角色。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983年余华发表的处女作《第一宿舍》，其实应该属于当时“伤痕文学”的范畴，说是“反思文学”也可以，两者指向的社会批判方向是一致，即对“文革”及极“左”时期的种种荒谬现象的反思和批判。当然，此时的余华对社会和人性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就从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中去体验“伤痕”，并做有限的“反思”。

小说以一家医院为故事的发生地，明显与余华的牙医职业有关。主要人物为住在某家医院第一宿舍中的四名实习生，有“我”、小林、一个陕西人，及主要人物毕建国。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医护宿舍内所发生的事件。《第一宿舍》为短篇小说，一万多字，共十一节，相对千字的中学生作文来说，是个大的突破，余华不但写成了，而且发表了出来，在当时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们，都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在那个极度重视文学的时代，发表一篇散文或小说，就是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可不亚于今天物化时代中个六合大奖，何况这篇小说发表于当期的“头条”位置，意义似乎更为重大。作为初学者的处女作，“文学性”一般都难达到较高的水平。从叙事结构上来说，小说前后存在着分裂感，前半部分写实习生的生活，轻松而幽默，不时有点喜剧化的小包袱，后半部分则转向伤感，这也无伤大雅，毕竟是习作。主要人物毕建国在叙述人“我”和其他人眼中是一个面有病容的人，而且明显智商上有些问题，相当于一般人眼中的“缺心眼”，以致被大家私下称为“傻子”。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诚恳和善良，事业上比较努力认真。但是，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中，他那“傻子”背后的一些优良品格也只是在宿舍中偶尔展现，外界却只看到他的木讷和“缺心眼”，而他实际上忧郁敏感，他的多思更使他陷于极端压抑的状态，终因抑郁成疾，英年早逝。同宿舍的几人由他的死而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和生命意义的渺茫。

这个故事不复杂，表面看属于比较典型的青春期的郁郁不得志的忧伤，其间的故事发生地和场景应该就是余华学医过程中的实习地，这几个人物应该也有原型。毕建国的死代表着一种对人的价值的伤感，后半部分的忧伤应该源自川端康成。《雪国》等作品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忧伤正是川端康成中后期的特色和成功之处，缓慢的叙事和优美的文字之下不是对民族前途的思考也不是对文化的感慨，而是生命在时间中安静而坚定地逝去。余华曾经说过：“一九八二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然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了写作，和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六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①()?余华也正是从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发现了那种忧伤的美：“我记得那个时候，伤痕文学还没有完全退潮，所以读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以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家写伤痕是这样写的，不是以一种控诉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在写。”也由此发现了“比伤痕文学那种控诉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②()?余华借助忧郁的力量，而不是像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式“伤痕文学”那样直接发出对社会的控诉，温暖、忧伤到隐含的控诉或柔弱的批判，《第一宿舍》中明显能看到这样的川端康成式的情感三部曲，毕建国的忧郁，诚恳和善良带来的温暖，压抑下的伤感，作品结尾相当类似川端：

 

这幢楼就要拆除了，我们就将搬出第一宿舍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个曾经被我千百次诅咒过的第一宿舍，如今使我无限留恋。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书。渐渐地总感到少了一股什么气味。慢慢地想起来，是烟味儿。于是我笑着问：“毕建国，怎么你戒烟了？”说完，心头不由一颤，抬眼望，毕建国铺上空空的。再望望小林和陕西人，他俩正吃惊地瞪着我。我眼睛一热，忙将头转向窗外。

 

“文革”结束时对极“左”时期社会的强烈批判，在此淡化为人在轰轰烈烈的十年“革命”运动之后的忧伤，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似乎来自一个并未深度卷入“运动”的小城，青年的时间感没有达到沧桑之后的淡泊。

因此，这最后的“悲哀”虽然形似川端，但有些勉强。公用的大楼被拆除，对于个体来说根本无关紧要，而且他只是个实习生，更是暂留的过客，对这破旧的建筑更不可能有太深的感情。何况，小说描写的日常生活中，四个人之间有着不少矛盾，虽然是小事，但也相当伤感情。而且从整个故事的结构上看，也无明确的主题和发展线索，某些矛盾冲突似乎是为了满足小说必须有情节这一要素而硬性安排，发生得不太自然，就像中学生作文为突出某个“主题”而编造一些并未发生的事件。要说这小说有主题的话，那也真是中学生作文式的、非常积极向上的“主旋律”，从一个表面看上去不与人交往，有些病态，甚至有些傻的人身上，去发现优秀的品质，从一些事件证明了这个外表不起眼或者让人厌恶的人居然也是个“好人”，正是中学生常用的笔法。在人物塑造方面，“陕西人”比较脸谱化；“我”是一个“中间人”形象，有些自私自利，但本质上是善良之人，是可以感化之人；小说着力刻画“好人”毕建国形象，但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毕建国的言行缺乏充分的生活逻辑。^①()?这部处女作，从文学作品的高度来衡量，实际上并无出彩之处，只是达到了当时的刊物发表的小说的一般水平。